原創 王梆 花城

林奕含（1991.3.16—2017.4.27）逝世五周年

我們依然在談女性主義

她與她的精神對決

——文學中的厭女現象

王梆

?導讀

女性被女性責難的歷史，是從她降生在父權家庭那天開始的；

女性遭遇的第二重同性責難，來自她那以師之名的“靈魂導師”；

內在性厭女和支撐它的權力機構，以及它們共同砌筑的觀念壁壘，千百年來，深深地影響著女性之間的關系。

本文來自《花城》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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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女性被女性責難的歷史，是從她降生在父權家庭那天開始的。第一個對她指手畫腳的人，往往不是她的父親，而是她那滿口女德的母親。因此“女兒與母親的精神對決”，便成了三次婦女解放運動以來，西方現當代女性文學作品的一大傳統。

奧康納就十分擅長描寫母女沖突，在她的短篇小說《啟示錄》中，她為傳統的母親們訂制了一個“瑪麗式”的女兒，一個體形肥胖，臉色發藍，到處長痘的“討債鬼”，脾氣不好，性格也乖張叛逆。那是青春痘被診斷為“精神錯亂”、女孩十幾歲就得結婚生子、白種窮人被當作“白色垃圾”，黑人依然是“黑鬼”的20世紀60年代——尤其在奧康納自幼成長的美國南方。有過漫長蓄奴史、天主教清教主義和保守勢力深植其中的南方，蠻愚和偏見遲遲不肯退潮，每當刮風下雨，勢必卷土而來。奧康納當然不愿和它們同流合污，所以她要將“罪的現實感”一點一點地，從盤根錯節的舊秩序底下挖出來。瑪麗的反叛和壞脾氣，是她試圖引爆《啟示錄》（《圣經》的最后一個章節）的爆破點。

她要借瑪麗，給那個社會當頭一棒，尤其要給瑪麗的母親，一個活在膚淺和偏見之中的女人，當頭一棒。為了顯得更有殺傷力，奧康納沒有過多描寫母女之間的戰爭，而是借另一個女人——外表優雅討喜，滿腹歧視勢利的杜爾賓夫人，完成了一場象征性的弒母：女孩（瑪麗）啪地合上書，將它朝杜爾賓夫人的腦袋上砸去，然后大跨步穿過等候室，沖到杜爾賓夫人面前，一把掐住了她的脖子。“滾回地獄去，你這頭老疣豬！”女孩吼道。

即使在健康條件極差、無法離開母親獨立生活的情況下，奧康納也不會疏于描寫母女的對決。比如這段：霍普韋爾夫人總會有事沒事，當著客人的面，羞辱她那看起來死氣沉沉的女兒：“你要是不能顯得高興點，那我干脆就不要你了。”（《善良的鄉下人》）每當如此，她那常年患有心臟病，架著一條假肢走路的女兒赫爾加，就會從羸弱的身體里拔出刀子：“你要不要我隨便，我反正就在這里。”奧康納發表的三十一個短篇小說里，至少有六個，描繪的是“霍普韋爾夫人式”的母親，以及“赫爾加式”的女兒。

現實中的奧康納，也承認自己是一個“讓母親難以招架的”女兒，在給友人的信中，她寫道：“如果我母親在我閱讀的時候闖進來說，太晚了，快把燈關了！我就會豎起手指，板起面孔說，才不呢，光是無限永恒的，關不掉。你大可閉上你的眼睛。”

奧康納的母親雷吉娜，44歲便成了寡婦，一個人打理著550英畝的奶制品農場和一大群奶牛，獨自倒騰木材生意，還飼養著一匹波蘭群島矮馬。奧康納25歲那年患了紅斑狼瘡（它亦是置她父親于死地的兇殘殺手），不得不從紐約返回佐治亞州。為了讓女兒行動方便，雷吉娜旋即調整了家居布局。沒有母親的悉心照料，很難說奧康納會平安活過此后的十四年，更別說在和病魔斗爭的日子里，寫下了文學史上最重要的短篇小說作品。盡管如此，奧康納還是忍不住，借她筆下的人物，狠狠地抨擊了她那一代人的母親——不管如何強悍，她們大部分是厭女文化浸透過的產物。比如在《火中的圓圈》里，奧康納就不留情面地諷刺了一個叫“扣泊夫人”（Mrs. Cope。Cope在英文里，又有“對付”的意思）的女人：“她除草的樣子，看起來，就像這些草受了魔鬼的派遣，要來毀滅她的花園一樣。”

扣泊夫人不能忍受雜亂，因此她從小就被教導，那是女人的失職；她也不能忍受抱怨，她在唱詩班里學到的價值觀從來就是：“萬物明亮又美麗，無論大小，智慧又絕妙，因為都是神的創造。”［摘自《給孩子的唱詩》（Hymns for Little Children），1848年初版］所以每當有人談起疾病、磨難和死亡，她馬上就會拿起一套“輕巧討喜的陳詞濫調”掩蓋過去，盡管她自己其實正處在磨難的中心——厭女文化自上而下地包裹著她，周圍的男人每時每刻都在鄙視她，他們經過她的農場，就會嘲笑：“哇，扣泊夫人的農場里女人真特么多！”

奧康納的不少作品中，都能看到一個重復的圖案：即“強悍的母親被不知廉恥、巧言令色的陌生來客蠱惑，結果竟讓陌生來客把自己的女兒給拐走了”。可見，奧康納對傳統母親所奉行的女德和禮教，以及由此養成的腦回路，有多嗤之以鼻，以至于不得不通過各種“畸變”進行反抗——它們通常化身為她筆下那些古怪、不合群，亦（像她們的母親一樣）極度缺乏性經驗的女兒。這和伍爾夫早前的觀點是不謀而合的。伍爾夫在《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里寫道：“女性在父權環境里生成的焦慮、羞恥和困惑，令她們在表達自身經驗時困難重重，所以在女性的書寫中，才會有如此眾多的畸變。我們應該接受畸變。”

“畸變”也是母女關系打結的結果。英國作家詹妮特·溫特森在回憶自己的養母時譏諷道：“我的母親有兩副假牙。一副亞光，對付日常生活。一副拋光，只在良辰美景中才舍得拿出來佩戴。”［《當你可以正常時為什么要快樂》（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詹妮特的養母是一位嚴厲的清教徒，出于傳教目的，收養了詹妮特。然而自從得知女兒喜歡的人也是女生之后，她就把女兒趕出了家門。因為有這樣一個母親，詹妮特幾度想過自殺。整整兩年，母女之間沒說過一句話。突然，在某個圣誕前夕，詹妮特收到了母親寄來的一張卡片，上面只有兩行字：“這個圣誕你回家嗎？愛你，媽媽。”

不管母親有多頑固、保守，甚至比壓制她的父權社會還要厭女，真要和母親徹底決裂，對每一個女性來說，卻是難以想象的。喬治·艾略特談生命的啟示，她說：“生命是從混沌中醒來，愛上母親的臉那一刻開始的。”人類如此，動物如此，自然萬物無一不被這種天然的母性紐帶捆綁聯結。女兒，因其自身承襲著母親（作為女性）的經驗、女性的集體無意識，以及女性被壓抑的歷史，與母親的關系注定是難舍難分的。奧康納在讀大學時，幾乎每天都給母親寫信，和母親分享自己的生活，不時索要自己愛吃的“蛋黃醬”。詹妮特也在收到母親的圣誕卡片后，馬不停蹄地趕回了家。

當代心理學在探討母女關系的糾結點時，極大程度地引用了性別研究的成果。比如美國臨床心理咨詢師羅斯珂在自己的論著《母女的困惑》（The Mother-Daughter Puzzle）中，就提到了許多性別研究中也同樣顯性的現象：比如當女性的需要被否定，或無法付諸言語，也不能私下交流時，母女之間勢必就會為“哪一方的需要和訴求被對方率先領會”而展開爭奪。母親（像母親的母親）一樣無法教會女兒為自己的需要發聲，因為母親（在代際相傳）中，就把自己活成了一個消音體。當代社會母女的最大沖突是：當母親喝令女兒回歸家庭，生兒育女，以顯示其教導有方，極盡母責時，女兒的需要往往是：“不，我要逃離。”

這是一種勢均力敵、兩敗俱傷的對決。因為母親不是紋絲不動的父親和其父權建制，母親是戴著母性光環出場的。母親那溫柔的魚尾紋和憂傷的下頜線，永遠是女兒的鏡像地帶。女兒的每一次出擊，都會強烈地反彈回來，刺傷自己。

波伏娃幾乎把這種刺傷寫絕了，這是她在母親臨終時寫下的句子：“世上沒有任何砝碼，可以稱量我此刻的刺痛。”［《一個非常輕松的死亡》（A Very Easy Death）］

波伏娃的母親弗朗索瓦茲生于19世紀晚期，父親是一位富有的銀行家。她在教會學校里接受教育，長成了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一戰”后，她陷入了家道中落、入不敷出的境地。盡管如此，她依然固守成規，對自己的資產階級出身亦十分留戀和自覺，每時每刻都在茍延殘喘地維持著舊日的體面和優雅。然而，當她試圖將這套價值觀嫁接到女兒身上時，波伏娃的態度竟是“女人結婚生子是一種將自己賣給奴役制的選擇”（波伏娃語）。朗索瓦茲的失望和孤獨感，是不言而喻的。盡管暗地里，她可能也會嫉妒女兒的自由，尤其是想到自己從未獲得過那樣的自由。孤獨和執念，把她變成了一個強悍、霸道、不容置疑的女人，以至于在《一個非常輕松的死亡》中，波伏娃不得不用“一種既令人珍視又令人憎厭的相依為命”來形容她與母親的關系。

這種緊張的關系在弗朗索瓦茲即將被死神帶走的那一刻，才終于獲得了一絲緩解。彼時的弗朗索瓦茲七十八歲，全身上下被惡性毒瘤侵襲，波伏娃和妹妹輪流守在母親床邊。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弗朗索瓦茲總算在女兒面前流露出（用波伏娃的話來說）“一絲最最輕微的贊同”。波伏娃隨后寫道：“讓我們內心震動不已的，是母親那絲輕微得不能再輕微的贊同。仿佛七十八歲的她，將重新走入生活的奇跡似的。”（《一個非常輕松的死亡》）

作者簡介

王梆，出版有電影文集《映城志》，數本短篇小說繪本集。電影劇作《夢籠》獲2011年紐約NYIFF獨立電影節最佳劇情片獎。作品曾發表于《天南》《中華文學選刊》《芙蓉》《香港文學》《長江文藝》等雜志，入選美國俄克拉荷馬州大學《中國當代文學選集》，美國“文字無邊界”文學網站，2016年秋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 “故事新編”中國當代藝術展。非虛構系列《英國觀察》入選《收獲》2018年排行榜專家榜第六位，入圍2019年青年文學獎。

原標題：《林奕含逝世五周年 | 我們依然在談女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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