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金孟喆 《107調查》

全文共7037個字，閱讀大概需要 11分鐘

記者｜金孟喆

文編｜李奧

事實核查｜席云水

走近侯季祥負責的垃圾桶站，陽光照亮了凹凸型的鐵皮地面，地上四色垃圾桶齊成一行，桶旁擺著只剩半截的掃帚、拖把和鏟子，由低到高排成一列——塑料的鏟身面積最大，正好蓋住其余工具。左側架子上排著三瓶噴嘴一致朝內的消毒液。旁邊停著一輛腳蹬人力三輪車，十幾個釘子亂釘一氣的鐵皮上，噴著“XX公寓清運垃圾轉運車”字樣的黃色反光漆?！斑\”字已經看不清了，“寓”字也很模糊。車座上套著一家麻辣香鍋的外賣打包袋，已經被坐得滿是折痕，來自他今天剛清理的一袋垃圾。

侯季祥負責的桶站

攝|蔡榕欣

一件值守服

侯季祥祖籍河南，1965年生人。長時間不修理的鼻毛長到了鼻孔外面，眼尾的三道皺紋一直刻到了鬢角，像半個綻放的煙花。

他身上衣服的顏色跟四色垃圾桶挺像——深藍色、暗紅色、純黑羽絨服一層層疊加，綠藍漸變的垃圾分類執守馬甲套在最外面。馬甲的下擺由于覆著一層長時間積攢下來的污垢，更像是黑色。

公寓的1號樓在北側，2、3、4號樓一并在馬路南側。23年前的建筑設計沒給公寓留多少綠化空間，現在只有零零落落的爬山虎長在南住宅區的最西側墻上。侯季祥負責南北兩個垃圾桶站的分類工作，和四棟樓每周一次的樓道清掃。

為了準備好每天早上七點的值守，凌晨四點侯季祥就從六平方米的地下室里醒來，先蹬十來分鐘的三輪車，把一車廂六百多斤的其余垃圾送到轉運站。附近八個桶站都往這一處送，因此人多時，他得排上兩個小時的隊。

來自天南海北的九個人聚在桶站外等待，人與人間的交流以長江為界——江兩岸互相聽不懂鄉音。東邊桶站的老張炫耀說他在垃圾里撿到過大牌化妝盒，賣了幾百元。而最西邊的老李則聲稱撿了一瓶蟲草，賣了整整七千塊錢。侯季祥沒有名字里所寄寓的好運氣，從沒撿到過什么貴重物品。而他也從來不希望能有這種百里挑一的運氣。他很少參與這些閑聊。

回到桶站，他開始“指導居民分類”，實則親自動手。“這個小區，能有三分之一的垃圾是居民自己分類，就不錯了?！笔Ｏ碌娜种瑸榱诉_到每天至少分出五桶廚余垃圾的規定，全憑他徒手分揀，揀到連幾片碎雞蛋殼也不會混。他不習慣戴公司分配的一次性手套，破袋時總是打滑，還容易碎。只有在下雪天，他才會戴上自己的露著內襯的絨布手套。經過冬天長時間的裸露，粗且短的手指又紅又腫，像煮熟后的紅薯。

侯季祥在分揀其他垃圾

四色垃圾桶

掀開廚余垃圾桶蓋，碎雞蛋殼散落在熱干面里，百香果殼里飄著紫菜蛋花湯。在桶里，所有食物沒有分隔，沒有遮掩，混成一團?？瓷系谝谎郏蠖鄶等硕紩蛔杂X地犯惡心。但侯季祥已經習慣了，他一天中清理最多的就是各種食物殘渣。手上邊摸過各種酸甜苦辣咸，邊和路過的居民說句“上班去？”。他沒點過外賣，但是對不同外賣商家的飯菜氣味都挺熟悉，“基本上聞著味就知道是哪一家”。但如果只看外賣袋，他就完全對不上號了，因為“工作時我只顧著分揀，看它屬于哪類垃圾，哪還在意上面圖案呢”。

桶站不到五米處的“生活垃圾分類公示牌”上寫著廚余垃圾的收集時間，上午下午各兩個小時。實際上非規定時間內的投放量卻超出了總量的60%，侯季祥從來都是默默接過。也曾有人把垃圾袋隨手向轉運車一拋，袋子從已經堆過一米六高的車沿滑落，掉到車緊挨墻壁一側的死角——得鉆到車底才夠得出來。侯季祥喊了一聲：“哎，你得先分類啊，不能直接扔......”沒等他喊完，一句“這樣不就分得挺好”飄了過來，人早就走出桶站外了。

只要遇到有居民來扔泡沫紙盒、廢舊禮品箱等可回收垃圾，侯季祥總會說聲“謝謝”。他每個月固定工資只有四千元，賣廢品能給他帶來不少額外收入。一天下來，只賣廢品他就能賺一百五十塊錢。甚至有十多個熟識的居民會攢上一段時間的廢品，專門喊他去家里拿。這些人有的住在“3樓2戶301......”侯季祥一下子數出了六個門牌號。他連這些人姓什么都不知道，但每家的門牌號總能數得確切到01還是02。

但社區里有領養老金的退休老人，會趁侯季祥在桶站之間來回，偷偷撿走廢品。這樣的人，單是侯季祥有印象的面孔就有十三個。他們彼此之間都熟悉，每天輪流著偷，拿回去十三個人平均分。當侯季祥早、晚值守結束后，他們就出來沿桶站溜一圈——他們管這叫“上班”。無論廢品藏在轉運車的最里邊還是用黑塑料袋蓋著，他們都能偷走。

發現被偷之后，侯季祥嘆了口氣，說：“十三個人分五十多塊錢也不容易，平均一個人也沒幾塊錢?！彼埠瓦@幫人理論過，但對方覺得“你侯季祥拿著工資，還好意思賣廢品，我可是無業人員。”最后只能不了了之。這導致侯季祥每天賣廢品掙的錢少了一半多。但一個月下來，還是能有一千余塊的額外收入。

午飯后，一直到晚上九、十點鐘，侯季祥的腰反復彎、起了十個小時以后，他才會準備回到沒有網絡信號的家。他的下班時間并不固定，有沒處理完的垃圾就要“加夜班”。天暗下來，桶站里的白熾燈亮起，剛下班路過的居民很少，最后幾下塑料袋揉搓的聲音在安靜中更加響亮。

社區與“家”

免費的集體宿舍和水電，這樣的招工條件讓侯季祥很滿意。宿舍就在公寓的1號樓，坐電梯下到地下一層，側著身子向右拐過堆滿雜物的半米寬的小道就到了。

地下室一層的過道一角

一開門，20平方米的空間，是公共廚房和四個保安的臥室。南側有一個6平方米的單間，是侯季祥在北京的“家”。

正中央放著一張長桌，鍋碗瓢盆占滿整張桌子。中間有道無形的“三八線”，分開了保安和侯季祥用的調味品。兩層的電煮鍋既是廚具也是餐具，上層熱菜，下層煮粥——白米粥熱了兩頓，有點發黃。他很少炒菜，在飯店當廚師的“老鄉”——隔著一條漳河的河北老鄉，會把飯店剩菜打包，來倒餐廚垃圾時順便捎給他。鍋里熱的一盤菜，是飯桌上好幾道剩菜湊起來的。侯季祥原本不吃辣，但老鄉打包給他的菜里總是帶點辣椒，漸漸地他也就習慣了。

洗漱解手得下到地下室二層，因受潮而底部發黑的兩塊木板拼湊著，隔出一個大致的空間，天花板墻面起皮脫落嚴重，墻皮搖搖欲墜。

地下室二層的衛生間

電煮鍋，自行車，花生油......這些生活用品全部都是居民送給他的。社區里有個叫張嶺的——侯季祥通過他遞來的名片記住了這個名字——曾經一下子送了他八袋大米。“人家覺得你是窮苦人，這份工作挺辛苦，出于憐憫的心?！敝蠛罴鞠樵趻邩翘輹r，每轉到張嶺家，總會幫他把放在門口的垃圾帶下去。

“曾經有人跟我說他能不見居委會主任，但不能一天不見我（侯季祥）?！薄埃ㄎ乙辉谶@）一天垃圾滿地，三天垃圾亂飛。”說這話時，侯季祥的聲音突然變大了，情緒有點激動。從工作量上，他深深明白這個社區和居民的生活一天也離不開他的勞動。社區既是工作場所，也是“家”在的地方。時間和空間上的雙重集中催生著他和社區的雙向認可。社區里當護工的大媽會跟他抱怨北京醫保買藥也挺貴，而咿呀學語的小孩會在媽媽的幫助下遞給他分好類的垃圾。這些瞬間讓春節未能回家的侯季祥，以垃圾分揀員的身份找到了些許異鄉人的歸屬感。雖然大多數時候，這里于他而言，只是工作和居住的場所。

一份超生證明

侯季祥來自河南周口市白集鎮的侯莊村，在80、90年代，村里沒人在乎文化水平高低。1982年，沈丘縣的文盲率接近50%，高于河南省21%。有95%的人學歷是初中及以下[1]，連村支書也不識字，制作第三代身份證登記時把“侯營”這一祖輩傳下來的名稱寫成了“侯莊”。男性能否娶到媳婦，文憑不重要，家庭經濟狀況才是關鍵條件。上過高中的窮小子比不過沒文化的富人家。在20歲前成親，是村里一直默認的習俗。孩子多的家庭，為了男孩都能成家，會選擇“換親”的方式，把小妹嫁給別人，再把妹夫家的姐妹娶回來。兩對夫妻年齡差都達到了十歲以上。“換來”的妻子在家收到打工在外丈夫寄來的一張一百元，就高興得向四周鄰居挨家炫耀一遍，因為這是她第一次手里擁有這么多錢。而當時在外打工，一個月就能掙一千五百塊的工資。年齡差和異地，讓這樣倉促組成的家庭更像是名義上的一種形式。

但侯季祥的婚姻似乎不是如此。侯季祥二十歲才和妻子李芳定親。因為共同的宗教信仰，他遇到了李芳。“志同道合”是他認為婚姻里最重要的因素。和李芳定親前，他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叫“愛真”的女子，再仔細看看，發現就是李芳的模樣。于是夢醒的第二天晚上，就讓媒人去隔著1公里的李芳家提親。他認為，夢是在告訴他，李芳對他的愛會是真的。李芳看準了他的踏實肯干，也欣然答應。

八十年代生活在農村里的成婚后的青壯年，不僅面臨溫飽問題，還有更大的精神壓力。而這樣的壓力便來源于1980年后逐步開展的“一家一孩”工作[2]。派出所和村干部聯合著登記生育人數，已育有一子的夫妻會被拉去做節育環。從1970年到1984年，沈丘縣每年出生人口凈增率從平均17%下降到不足5%。[3]同時，沈丘縣的男女比例逐漸失衡。為了生男孩，第一胎檢查出懷上女孩的家庭，會選擇打胎或是生后棄嬰、溺嬰。1983年，沈丘縣男性新生兒與女性新生兒的比例約為6:4。[4]

當李芳懷上第二胎時，夫妻倆都憂心忡忡。一次李芳正準備去走親戚，結果正巧碰上了檢查隊?！鞍?，那有一個！”李芳只好溜到侯季祥的干媽家，干媽曾被面粉機軋掉四根手指。她站到外間，沖著一群人大喊：“你們看錯了，我這個老太太怎么可能懷孕？”逃過一劫后，李芳順利產下一個男孩，取名叫侯鵬?？杉埌蛔』?，最后侯季祥按照河南省的規定交了五千三百元的罰款，拿到了一份超生證明。

省級的一份證明并不能擺平農村里的一切，侯季祥父親有個干兒子，侯剛。他是村里的土皇帝，借著警察的身份欺負打工賺了不少錢的侯季祥，連續兩年在春、秋收后向侯季祥的父親索要五百元。即便和侯季祥算是“干兄弟”，但侯剛始終“錢和人情一碼歸一碼”，聲稱“超生證明沒用，一年得交一年的錢?！狈駝t就把孩子抓走。但侯季祥堅持“就按省里規定來，不然我就帶記者回家”。一句話，嚇得侯剛再也不敢亂要錢。但另一家超生戶，被他總共訛了兩萬塊錢。

并不是每一家都交得起罰款。經濟窘迫的人家會選擇帶著或許是“黑戶”的妻子逃到外省生育，再帶著也是“黑戶”的孩子回鄉。這一身份不斷延續，直到2017年，河南公安為無戶口人員落戶時才被抹除[5]。

在被迫流產率達到一半的農村，侯鵬能夠平安出生，無疑是幸運的。可這份幸運的出生后來反而給侯季祥帶來一生中最痛心的經歷。兒子19歲時，他瞞著家里，偷了侯季祥的手機外出南下打工。發現后，侯季祥哭到嘴唇發麻，他覺得這個孩子終究是管不住了——14歲輟學時他沒插手，長大后愈加無法管教。外出打工，是這個四口之家最平常的事情。女兒初中畢業后，把高中錄取通知書藏起來，執意打工。而侯季祥因為工作在外，幾乎沒有參與過女兒與兒子的童年。四口人，分散在三個城市，是家庭常態。他們想要團聚，可直到現在，侯莊也提供不了長期團聚的經濟保障。

回鄉十六年

2005年，為了照顧年邁的母親，侯季祥決定辭職離京，這一去，就是十六年。

兒時，侯季祥家里有十口人，瞎眼祖母和七個孩子的口糧重擔，全壓在下地掙工分[6]的父母身上。農村生產隊按工分發一年的口糧，只過半年，家里米袋就干干凈凈。因為人數多，勞動力少，侯季祥家是侯莊村“第一戶”——最窮的一戶。

但貧窮沒有過多限制侯季祥求學。從小學念到初中，他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初中開學按成績分了四個班，被分到甲班的他數學最好，即便今年57歲了，他還記得當時學過的勾股定理。雖然字寫得不好，可是他寫作文有文采。三十歲的時候，村里的年輕人還找他幫忙寫情書。在班里，他還一直當班長，幫老師收發作業，和相同名字的漂亮女孩做同桌。

轉折點發生在初二，當時學校里逃學風氣很盛，平均一個班三四十人，有十多個逃學的孩子。里面有跟他同村的，彼此從小就認識，在上學途中就截住他一起逃課，強迫他一起去河里游泳，或者是去街上騎車。他平常放學不帶課本作業回家，直接把書包丟學校里，直到周五才再背回去。

初二第一學期的期末考試，侯季祥被分到了丁班。即便在丁班，他還是屬于前幾名，考前自學一遍物理和數學書就能考及格。但課越逃越多，成績越來越差，他主動跟父親提了輟學。侯季祥覺得那段經歷“無法形容”，他想象著，如果沒有逃課，如果沒有輟學，他一定會考上大學。而在八十年代，考上本科的人成績必得出類拔萃——以1989年為例，實際本科錄取人數只占報考人數的20%。

輟學后，15歲的他跟父親學過做棺材，做過瓦工，修過自行車。“我干活，那是相當厲害的?！焙罴鞠樽院赖卣f，和提到“考試第一名”時一樣的驕傲。雖然離開了學校，但侯季祥在19歲開始學習繁體字。

1994年，受到在北京收垃圾的親戚影響，侯季祥覺得這是個不錯的生計。他決定來京做保潔，在那個肯出力氣就能賺到小錢的年代，兼職很常見，一般人可以干兩三份。而侯季祥一個月可以干到五份工作。他同時做著三份保潔工作。幾份工作加起來一天十個小時，但只需將垃圾一股腦倒在垃圾車里，他三下五除二就能干完。

1994-2005年侯季祥負責的保潔范圍示意圖 比例尺1:2500

圖源：百度地圖，制圖：金孟喆

他還同時做著自己的小買賣—收破爛。收些銅、鋁，送到祁家豁子附近的廢品收購站去，一斤賺一塊錢。有一次他收購廢電話線，一個月就賺了一千多。每天在住宅樓清理垃圾，其余空閑時間，他還幫居民干些換煤氣拉煤塊的家務活，賺點外快。有人給個五塊十塊，有人不給，他也不計較，全當是做善事了。

一個月下來，每月至少能攢下一千五。為了方便和家里聯系，他花了1150元買上了諾基亞直板手機，還送了50塊錢話費。往家里撥號每分鐘一塊四，第一個月剛過，侯季祥就又充了新的話費。來北京剛一年，他花了六塊錢買了一本南京愛德公司出版的《圣經》——那時豬肉一塊二一斤，一本書錢抵得上五斤豬肉。

為照顧年邁的父母，他回到了侯莊?；丶液螅善鹆送吖ぁ环菀曁鞖怅幥缍鴽Q定是否出工的工作。此外，他還買過一臺灌溉機。一天下午他正開著機器澆地，路過的同鄉和他說一句“哎，你順手幫我澆了吧?！蹦莻€下午，他一共澆了十三個地頭。電費，水費，時間，精力，他都沒計較，也不期待著有任何回報和答謝。他認為是信教的緣故，他變得不喜歡計較，“挺好面子”。面對別人的請求，像鵝卵石般，沉默而光滑地應答著。村里的“門頭”——即大小紅白喜事，大家饋贈禮錢、隨份子，需要兩個人配合收錢、記賬，主人家就找他幫忙記賬。甚至隔壁村村民都曾經跑來。他從不推辭，但記賬沒有薪酬，也不能出工。還有每年的“門頭”隨禮將近兩萬元錢，兒子定親花了九萬元，在中秋節和春節跟親家見面就花了將近一萬多。侯季祥看著前些年在北京的積蓄不斷減少，但收入一直寥寥。2021年，父母逝世后，他決定再次北上回京。

16年的鄉村生活，以及隨著垃圾分類政策改變而變的保潔行業，讓重返北京的侯季祥感到不適應，“16年了，時代變了”。他的七個兄弟姐妹里面有打工的，有經商的，他的侄子做了旅游公司的老板，每天收入過萬。“現在七個（孩子）里面都是說我最差了?！彼椭蹲雨P系很好，只要在老家，侄子必定去他家里坐坐。但侯季祥幾乎從不主動聯系侄子，即便這讓侄子覺得“叔叔怎么這么沒人情味”，他還是不愿讓侄子看到他現在的處境。

侯季祥在農村的十六年，是在21世紀初的十六年，是中國智能手機高峰換代、普及率超過英美，城鄉二元結構矛盾逐漸突出的十六年。如果是農村更加開放發展的今天再還鄉，他在北京時的蒸蒸日上，或許還能延續。

奔頭

這周末去理發，侯季祥想起來，距離上一次理發已經三個月了。黑色毛線老頭帽一戴就是一冬天，長又軟的頭發在帽子底下一直都很服帖。

侯季祥挺喜歡現在這份工作?！半m然這活挺辛苦，賺錢養家挺幸福?！彼兄约旱谋P算：每個月四千塊工資，加上賣廢品一千多塊的收入。除去二百塊錢左右的飲食支出，一個月下來約莫能攢下五千塊錢。他想留著給李芳做手術——李芳因為長年的農田勞作患有滑膜炎，每天早上得先倚在床邊半個小時疏通了血液，才能勉強一瘸一拐地走路?，F在李芳的腿并沒到最嚴重的時期，醫生建議先吃藥治療，一旦惡化立即做手術。

侯季祥想帶妻子去他認為最好的河南骨科醫院——河南省人民醫院治療。他之前算過一筆賬，即便有醫保，住院費和后續的康復上上下下也要將近十萬塊錢，更何況，那時全家人都需要回家照料李芳，這個家會暫時沒有經濟收入。他想靠自己，提前掙出這筆不知道是幾年后才會用到的錢，不麻煩在外打工的一雙兒女。

他肩寬，曾經163的身高配著達160斤的體重。稍微向左或者向右一轉，側腹的肉就擠在一起“像撞到墻一樣壓著”。但做垃圾分類的第一個月，他瘦了18斤。工作了11個月到今天，他的體重維持在130斤上下。這份工作，他想著不會干太久，一旦李芳開始做手術，他就辭職回家。

下午六點十分，侯季祥找了個快遞紙盒，墊著在桶站對面的水泥路沿上坐下。李芳打來微信電話，他簡單問了句“今天腿感覺怎么樣了？”，桶站就來了一個扔垃圾的居民?！拔业萌タ赐傲恕！薄昂煤每粗?，別讓垃圾桶飛走了?！彪娫捔硪欢丝┛┬ζ饋怼Ｋ奈⑿蓬^像是7歲的孫女，穿著豹紋棉襖，站在老家門口咧開嘴笑著。孫女左眼下有顆痣——跟侯季祥一樣。

天完全黑了，侯季祥回到地下室取了黑色頭燈來，摸索著給自己纏了兩圈才帶上，今晚他得加個班，把這堆包裝盒處理完。頭燈照出一條光亮的通路。在白光的映襯下，粉塵在膠帶割斷的“嘶拉”聲中濺起，又徐徐落下。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均為化名；文中圖片若未作特別說明，均由107記者金孟喆攝）

參考資料：

[1][2][3][4]沈丘縣志編纂委員（1987），《沈丘縣志》，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頁560、570、573、562。

[5]付昊蘇，2018/01/05，河南基本解決“黑戶”落戶問題。http://www.gov.cn/xinwen/2018-01/05/content_5253626.htm。

[6]工分，是我國農業生產合作社,人民公社時期計算社員工作量和勞動報酬的單位。年底，生產隊會計根據社員工分數總和計算出全年分紅。

責校｜蔡榕欣

美編｜侯 瓊

原標題：《異鄉人：“我”在北京分揀垃圾》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