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馮洋 文/攝 中華讀書報

《中華讀書報》2022年征訂正在進行，恭請讀者朋友到當地郵局訂閱，或長按二維碼在線訂閱。

德國猶太裔哲學家、文化和文學批評家瓦爾特·本雅明曾在《打開我的圖書館》一文中細述了他對藏書的激情與洞見，表明“不是藏書因他而活，而是他就活在藏書中”。由此可見，一位思想家的思想展現，不僅呈現在他的著作中，更是藏匿于他的私人圖書館里。法國思想家雅克·德里達逝世十周年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于2014年收購了德里達位于法國里斯-奧朗吉斯（Ris-Orangis）家中的私人圖書館，并于2015年3月19日將全部約為13800冊藏書移至普林斯頓大學燧石圖書館（Firestone Library）。借由此機，隱藏在德里達著述背后的巨大思想遺產顯露出來。

一

德里達有著特別的收藏癖，在思想家中他以從不扔掉一本書而著名。他曾經在訪談里說過，“我從未丟掉或毀棄任何東西，哪怕是布爾迪厄（Bourdieu）或巴里巴爾(Balibar)放在我門口的小紙條……我保存著一切最重要的和似乎最無足輕重的東西。”因而德里達的個人檔案也格外引人矚目。他的個人檔案存放在三處，除卻普林斯頓大學的燧石圖書館，還有兩個地方：一是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分校朗森圖書館（Langson Library），一在法國戛納附近阿登修道院里的當代出版資料館（IMEC）。前者收集了德里達在中學和巴黎高師學習時代的習作，工作后至1995年前的講義、手稿、筆記以及保羅·德曼事件相關的資料；而后者保存了他在1995年到2004年的講義、手稿和筆記以及1949年至2004年期間收到的信件。

德里達的檔案出現在三個地方，并非“狡兔三窟”，而是因為一場官司。德里達在1990年和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簽署協議捐贈其個人檔案，并于1996年簽訂補充條款。然而2004年初，德里達的友人——爾灣分校副教授德拉甘·庫云杰奇(Dragan Kujundzic)因與學生發生不正當關系被學校予以懲戒，德里達在病逝三個月前為了維護友人，以終止捐獻檔案為威脅，不惜與爾灣分校產生矛盾。在來往交涉未達成一致時，德里達因病逝世。在這之后，德拉甘·庫云杰奇離開了爾灣分校，另謀高職。德里達去世后不久，他的遺孀瑪格麗特（Marguerite）收到爾灣分校的信件，校方催促她將德里達剩下的檔案以及全部藏書交給爾灣分校。瑪格麗特簡單回答：按照她丈夫的遺愿，爾灣分校將不會收到任何檔案。然而在2006年11月，爾灣分校竟然在法院起訴德里達的妻子和三個兒子（其中包含一個并未公開承認的私生子）。爾灣分校這一行徑引起公憤，除了起訴私生子的做法尤其具有侮辱性的含義外，首先在于德里達在簽訂捐獻合同時并未確切表明“檔案”（archive）的具體指涉范圍；其次他們在簽署合同時并未滿足法律要求的第三方公證人在場；第三，最重要的是德里達去世前的個人意志應當受到尊重。爾灣分校諸多教授，包括著名的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教授都對這一行徑感到非常氣憤并失望，表示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他們是否將自己的手稿捐獻給學校檔案館的決定。在各方壓力下，爾灣分校于次年五月撤訴，并賠償德里達遺孀一定數量的訴訟費。之后，德里達除藏書外的剩余檔案轉移至法國的當代出版資料館（Bartlett，“Archive Fever”）。

一位思想家的藏書究竟應該何去何從？是應該保持其私有性，還是應該成為公共資源？本雅明曾說：“藏書一旦離開了私人藏家也就失去了意義。即使公共藏書會更受社會歡迎，在學術上也更為有益，但藏書只有在私人那里才真正物得其所”。本雅明的話道出了很多藏書家的心聲。然而，德里達在1990年就決定將個人檔案捐獻給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圖書館，后因中間發生周折，這批私人藏書才最終落戶普林斯頓，但德里達的初衷仍舊是使其公開化。德里達著作的英譯者和研究者佩吉·卡穆夫（Peggy Kamuf）在《洛杉磯評論》發表的文章《將被看見的遺產》（“Ramains to Be Seen”）中提到，普林斯頓在重金收購德里達藏書時內部存在爭議，有學者認為應該僅收購那些德里達做過筆記的圖書，而那些完全沒有留下德里達任何閱讀痕跡的藏書，尤其是包含在普林斯頓已有館藏的圖書，則無需高價購買。因此，德里達的遺產是否能夠保存完整、是否能夠防止四分五裂，依賴于普林斯頓的經濟實力和德里達的經濟價值。雖然德里達的圖書館最后被經濟實力雄厚的普林斯頓大學完整購入，可誰能說這又不是更巨大的離散？私人圖書館被一個巨大的經濟市場、一所顯貴的高等學府所挪用、所資本化，不知道這是德里達的成功還是失敗，是對德里達完整性的保存還是四分五裂的開始。

即便如此，對于普通研究者來說，德里達的圖書館孕育了一個絕對意義上的禮物。這個禮物的贈送者不是德里達，禮物的獲贈者也不是每一位前來閱讀的讀者，它是一個突破了交換、賠償和報償邏輯、打破感恩心理的禮物，一個不可能的可能。德里達生前并不知道他的藏書將會從里斯-奧朗吉斯輾轉到普林斯頓，而前來閱讀的讀者不一定能從他的藏書和其中的筆跡上獲得某種真知灼見，也并不預先以一種收到禮物的感激心情去打開他的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非常精心地整理、編排以及錄入全部藏書信息，將藏書中的閱讀筆記及其他閱讀痕跡的多少按照1-3的等級標上序號，在專題網站上公布以供研究者查詢。所以即便不打開德里達的藏書，也能通過藏書系統大致了解他整個藏書的概貌。而即便如此，一本藏書中蘊含的獨特性和細微性只有在打開藏書之時才能發現。

德里達作為一個喜歡并長年在家里工作的學者，他的藏書單可以從側面展現其思想來源和閱讀興趣。而他的讀書習慣更使得他的藏書揭露了更多的秘密，如同他自己在一次采訪中所說，他習慣在書中做大量標識和筆記，以至于他的書不得不忍受“鉛筆的暴烈痕跡”。實際上，德里達的藏書不僅僅布滿閱讀痕跡，例如下劃線、圓圈、在書頁邊緣的驚嘆號、在書本最后一頁標記的對寫作有用的頁碼等，更為特別的是，德里達會將與那本書相關的信件、明信片、招貼畫、剪報夾在其中，形成了“藏書中的藏書”。

德里達“藏書中藏書”

德里達曾說過：“最美妙的幻想，就是所有這些紙張、書籍、文章或軟盤早已超越我的生命而存在。它們早已是見證。我不斷地想到這些，想著誰會在我死后前來，看看譬如這本我在1953年讀過的書并發出疑問：‘他為什么在這兒做個記號，又在那兒畫個箭頭？’這每一張紙片、每一處蹤跡的余存的質構縈繞著我”（伯努瓦·皮特斯：《德里達傳》）。如今他夢想成真，普林斯頓大學的珍本圖書與特別收藏部（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將德里達的藏書對所有學者開放。任何人，只要前往普林斯頓的燧石圖書館，憑借證件免費辦理借閱證，就可以前往地下二層的珍本圖書和特別收藏部，再根據德里達圖書館的藏書清單填寫索書號并提交到特藏部的管理網站，圖書管理員會在最短時間內將裝有讀者索求書目的紙箱搬運到讀者的桌上。打開紙箱后，更讓人驚喜的，往往是那個紙箱中并未被索取的書目，這就像是德里達送給你的禮物。

普林斯頓的燧石圖書館地下二層的珍本圖書和特別收藏部

普林斯頓大學珍本圖書和特別收藏部存放關于“德里達圖書館”的紙箱

二

德里達圖書館內的圖書和刊物種類繁多，從學術期刊到旅游手冊，從報刊剪報到會議手冊，從文學書籍到哲學著作，無論是自己購書，還是他人贈書，無一不被德里達悉心保存。根據藏書中扉頁的留言，可以看出，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來源于友人贈書。從贈言中能看到德里達與不同友人的親疏程度：生疏一點往往題詞客氣，僅提及德里達本人，而熟悉的多年老友，還會提到德里達的夫人瑪格麗特。這種知識友誼并不是單方面的，而是一種禮尚往來。德里達的友人喬學研究專家德里克·阿特里奇（Derek Attridge）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德里達會經常給他寄書，不僅僅在扉頁留言提及他的名字，也同時會提及他妻子和兩個女兒的名字，令他感到非常親切，為之感動。當然，我們也能夠在德里達的圖書館里發現阿特里奇贈給德里達的書籍，這種知識友誼年度跨度很大。例如阿特里奇1990年送給德里達《劍橋詹姆斯·喬伊斯導讀》（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ames Joyce）一書，并留下題詞“贈給雅克以及瑪格麗特，感謝你們的陪伴”（“For Jacques and Marguerite With thanks for your companionship”）。十年后，阿特里奇在2000年送給德里達他編輯的新書《半殖民的喬伊斯》（Semicolonial Joyce）作為送給德里達70歲的生日禮物，扉頁上寫著“For Jacques. In homage on your 70th birthday”（“送給德里達，作為七十歲的生日禮物”）。而與德里達關系稍微生疏一點的法國學者讓-米歇爾·拉貝特(Jean-Michel Rabaté)則會在送給德里達《喬伊斯的唇部割禮》(“Joyce Les lèvres circoncises”)一文打印稿的第一頁上寫著“Pour Jacques Derrida, avec toute mon admiration et mon amitié”（“送給雅克·德里達，因為友誼與敬仰”）。相較于阿特里奇的贈言，這一語句就多了一份因生疏帶來的客氣。

阿特里奇2000年送給德里達新書《半殖民的喬伊斯》(Semicolonial Joyce)，扉頁上寫著“送給德里達，作為七十歲的生日禮物”

除了友人，德里達的贈書者還有一些可能只有一面之緣的學者。德里達于2001年訪問中國，國內許多學者將自己的研究著作贈送給德里達作為禮物，德里達千里迢迢將這些他看不懂文字的書籍帶回了家。據筆者不完全統計，他的圖書館里收藏了陳超男的《家庭審美》、陳曉明的《解構的蹤跡》、涂成林的《現象學的使命》、楊大春的《沉淪與拯救》《后解構主義》以及《文本的世界：從解構主義到后結構主義》。這一做法不僅僅是對書本的尊重，更是對知識友誼的尊重。

三

德里達的閱讀習慣如同他的書寫習慣，就是“揪出細節，為我所用”。他曾告訴友人埃萊娜·西克蘇，自己從未完整讀完一個作家所有的書，無論是海德格爾、尼采還是蒙田，在他眼里，“讀書的藝術包括不去閱讀”。德里達也曾在訪談中說過：“我閱讀時頭腦里帶著計劃。我很少不帶目的地閱讀，因此我的閱讀是主動的、有選擇的，太有選擇，不夠被動……”德里達生前一次帶記者到法國家中的書房參觀時，記者面對一墻的書，問德里達：“這些書您都看過嗎？”德里達干脆地回答：“不，不，沒有，我只看過四本，不過看得非常仔細”（“Jacques Derrida’s Library”）。

事實上也確實如此。以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為例。德里達從年輕時就對喬伊斯有偏愛，他的私人藏書中有諸多喬伊斯的著作以及相關研究作品。在1969年出版的威廉·約克·廷德爾（William York Tindall）所著的《〈芬尼根的守靈〉讀者指南》（A Reader’s Guide to Finnegans Wake）一書中，德里達在第四頁第二段中就圈畫上了“whore”一詞，并在旁邊醒目地標出“he whore”。僅此不夠，德里達也在這本書標題頁的空白上方寫著“P. 4 ‘He’, ‘whore’”的標識，以便可以在下次尋找要點時一目了然。果不其然，這兩個詞語就是德里達1982年發表的題目為《給喬伊斯的兩個詞》（“Two Words for Joyce”）演講的關鍵詞。

更令筆者驚嘆的是，德里達在閱讀《尤利西斯》（Ulysses）時，會在百科全書般龐雜的內容中準確捕捉到和他產生共鳴的詞匯和語句。德里達的圖書館收藏了兩本《尤利西斯》，一本是法國Gallimard出版社在1948年出版的法語譯本Ulysses，一本是1960年企鵝出版社的英語版本Ulysses, with Ulysses：A Short History by Richard Ellmann。在這兩本書中，幾乎每一頁都有德里達圈畫出來的“是”(yes)或法語版的“是”（oui）一詞，并且該頁的空白處會標記出截止目前統計的數量，每一本書的最后一頁都密密麻麻地統計著所有“yes”或“oui”出現的頁碼和數量，而德里達在1984年寫的題目為《尤利西斯的留聲機》（“Ulysses Gramophone”）的演講文章中主要分析的就是《尤利西斯》中出現的222個“yes”。除此之外，德里達在書中能夠準確定位與他的興趣相吻合的地方，這在英文版的《尤利西斯》中得以最佳呈現。德里達在第28頁的“超人”（supermen）以及第29頁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Thus speak Zarathustra）處標有下劃線，這是德里達對尼采持久興趣的反映。書中第111頁處有關《魯濱遜漂流記》的地方夾著書簽，而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一直是德里達關注的焦點，這也在他晚期的《獸性與主權》（“The Beast and the Sovereign”）講座上有所展現。在第115頁，德里達圈出了：“留聲機”（gramophone）一詞，并在471頁再次定位到這一關鍵詞。在接下來的第118、124、129、137、139頁和546頁，他先后圈出了“無線電話”（phone）、“電話”（elephone）以及“明信片”（postcard）這些詞匯。而這些關鍵詞都出現在德里達的《尤利西斯的留聲機》這篇演講稿中，并且構成了這篇文章主要的邏輯線索。

德里達法語版的《尤利西斯》

德里達法語版《尤利西斯》中的標記（標記“oui”）

德里達在法語版《尤利西斯》最后一頁上做的關于“oui”出現頁碼的標注

由此可見，德里達的閱讀過程也是他文章的寫作醞釀過程，他能夠一針見血地找到自己的關注點，并一頭扎下去，將其剖析到淋漓盡致，形成自己的獨特觀點和思路。

四

德里達的圖書館藏書種類繁多，除了大量的法語和英語圖書，還有德語、意大利語、日語、中文各類圖書。引起筆者注意的是藏書中有關中國的著作。據不完全調查，這包括樂黛云和法國哲學家安妮·索瓦尼亞爾格（Anne Sauvagnargues）合著的法文著作《自然》（La Nature），唐克揚和法國哲學家馬丁·拉方（Martine Laffon）合著的法文著作《夜》（La Nuit），中法雙語版本的《道德經》，以及2003年7月5日法國友人送給德里達的《王維詩集》的法語譯本。最有趣的莫過于一本法語版本的《北京旅游手冊》，顯然德里達2001年訪問中國是有備而來。然而，最引人矚目的莫過于德里達藏書中的大量文學書籍。

德里達曾多次在訪談中強調自己和文學的親緣關系，他對文學持續的興趣甚至比哲學還要早，并用解構的利箭消解了哲學和文學的明確界限。德里達認為沒有所謂的天然的文學性，也沒有任何文本一定屬于文學，文學的本質是“在記錄和閱讀‘行為’的最初歷史之中所產生的一套客觀規則”（《文學行動》），因此人們可以對任何文本進行超驗式閱讀與非超驗式閱讀。因此，德里達在寫作過程中涉及到許多文學家，如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莎士比亞（Williams Shakespeare）、喬伊斯（James Joyce）、策蘭（Paul Celan)）、波德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蓬熱（Francis Ponge）、熱奈（Jean Genet）、阿爾托（Artonin Artaud）、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卡夫卡（Franz Kafka）、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和笛福（Daniel Defoe）等人。而德里達對文學的熱愛和思考并不完全體現在他寫作中涉及到的諸位作家。筆者通過對德里達圖書館藏書的調查和歸納，發現德里達對文學作品涉獵的疆域非常廣闊，他閱讀涉及的作家具有世界性，既包含文學界非常顯赫的作家，也有名不見經傳的小眾作家。即便這些作家并沒有出現在德里達的文本中，但是他們在某種程度上也參與塑造了德里達身上的文學性，造就了德里達哲學語言的曖昧和迂回，思想的廣闊與敏感。

德里達生前最后一次接受訪談時說：“我留下一張稿紙，我離開，我死亡：這是無法逃脫的結構，是我生活不可改變的形式。每一次我讓一些事物離去，每一次就會有一些蹤跡離開了我，從我這里出走，無法被再次挪用，我在寫作中經歷死亡。”德里達的圖書館是他思想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些精心保存的每一本友人贈書無不顯示了他對知識友誼的尊重，那些遺留在書頁上的下劃線、驚嘆號以及文字批注，無不是他當年獨特的思想蹤跡。

如同那些被德里達寫了紀念悼文的友人一樣，德里達的遺產如今也不受自己控制，完全任憑讀者支配和闡釋，不可避免地開始它們“destinerrance”的時空旅程，即不斷地延異、變遷、轉化，并且在新的語境中展現它的重復性（iterability）。這一“destinerrance”的旅程如同他筆下的明信片，明信片上的內容對所有人公開，每一位觀看者都是這一明信片的接收者，這張明信片在不斷地“destinerrance”中，對他者開放，對未來開放，沒有終點。正如德里達在《檔案熱》中說，“對檔案的處理不是一個關于如何應對過去的概念。它是一個拋向未來的問題，一個關于未來自身的問題，一個對明天反饋、承諾和擔負責任的問題。只有在未來我們能找到關于檔案的真正含義。也許，不是明天，而是更遠的將來，或者永遠不能到達的將來”（Jacques Derrida, and Eric Prenowitz, “Archive Fever: A Freudian Impression”），因而，德里達的圖書館中所蘊含的某種“真諦”，一直在未來，一直在等待下一位發現者。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絕境’中的希望：德里達解構思想研究”（20YJC752005）階段性研究成果]

原標題：《德里達的圖書館》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