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據重要地位。這一時期，“大一統”集權王朝首次確立并持續發展，“政治建設、經濟開發和文化繁榮”達到空前高度，以官僚制為核心的制度文化，以律令為核心的法律文化，以儒學為核心的學術文化，呈現初步成熟的形態。歷史的波瀾壯闊，文化的絢爛恢弘，吸引我們去探求秦漢時代的社會風貌、去發見秦漢時代的精神內核。

英雄與中國古史的英雄時代

“英雄”指才能、勇武過人及具有出眾品質的人。英國人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于1841年出版《論英雄、英雄崇拜和歷史上的英雄業績》（中譯本，周祖達譯，張自謀校，商務印書館，2015年），分六講對神明英雄、先知英雄、詩人英雄、教士英雄、文人英雄、帝王英雄共11人加以論述，反映歐洲19世紀的英雄史觀。

說起中國歷史上的英雄和英雄時代，人們很容易想到“千古風流人物”“一時多少豪杰”，想到三國。《三國演義》的傳布，更使相關故事街巷熟諳。此書“第一回”前，首列“詞曰：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三國演義》所引楊慎《臨江仙》，原屬這位明代狀元、三才子之首謫戍云南所作《歷代史略十段錦詞話》之一。此組作品也稱《廿一史彈詞》，將三代至元代的歷史劃為“十段”，每段交代時代后，下列詞二首，詩一首。《臨江仙》實際是第二段“說秦漢”的第一首詞，而第三段“說三分兩晉”另有兩首《西江月》。明末清初，毛宗崗父子加工修訂《三國演義》，將此詞置于首回之前。這不僅不是羅貫中所作，原本也不用于稱說三國。因而，所謂“浪花淘盡英雄”，本指秦漢英雄。

進一步上溯三國史事，裴松之注《三國志》和前代諸家不同，相較于音義詮解、名物訓詁，主要是增廣事實。所謂“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務在周悉”（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三國志》，中華書局，1982年，第1471頁），引書達二百種以上（伍野春《裴松之〈三國志注〉引書辨析》，《東方論壇》2005年第2期），其中多有征引的一種是《英雄記》。這是目前所見最早使用“英雄”作為書名的作品。這部被裴氏大量引用，用以補充說明三國人物的典籍，在《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作“《漢末英雄記》八卷，王粲撰，殘缺。梁有十卷”（中華書局，1973年，第960頁），《舊唐書》卷二六《經籍志》作“《漢末英雄記》十卷，王粲等撰”（中華書局，1975年，第1994頁），《新唐書·藝文志》《通志》多沿襲上述。因此，這部以“英雄”作為書名的作品出現于東漢，所記“英雄”主要是東漢人物。

而“英雄”語匯，也最早見于漢代文獻。《漢書》卷二三《刑法志》云“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攬英雄，以誅秦、項”，《漢書》卷一〇〇上《敘傳上》言“舉韓信于行陳，收陳平于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及“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中華書局，1962年，第1090、4211、4212頁）。“英雄”指稱漢初劉邦所統文武俊杰。此外，《后漢書》卷一二《盧芳傳》“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余烈，英雄豈能抗之哉”，《后漢書》卷一三《隗囂傳》載方望予隗囂書，有“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而大事草創，英雄未集”語，《后漢書》卷一六《鄧禹傳》記鄧禹進說劉秀，“于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及《后漢書》卷二六《趙憙傳》“后征憙入為太仆，引見謂曰：‘卿非但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后漢書》卷四〇上《班彪傳》“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閤，延英雄”（第509、520、599、914、1330頁），所涉“英雄”，對應更始、東漢前期人物，而非東漢末葉，且已在書信中使用。

由上，指稱才能、勇武過人的“英雄”稱謂，主要出現于漢代而非三國。秦漢是較早使用“英雄”語匯稱頌人杰的歷史時代。

學人之中，王子今先生最早使用“英雄時代”來描述和概括秦漢歷史。作者曾于2005年出版《漢武英雄時代》（中華書局），指出“漢武帝時代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英雄時代”（前言第5頁）。2022年1月，作者推出最新作品《秦漢英雄氣運》（北岳文藝出版社），進一步指出“秦漢是中國古史的英雄時代”，“成功的基點在于富有英雄主義特色的時代精神”（前言第2頁）。本書關注秦漢時代的文化風格，“從不同角度試圖說明這一英雄時代的精神風貌”。全書收入文章37篇，計30萬字，涉及秦史與秦文化、秦漢海洋文化、漢武帝與漢武帝時代、司馬遷與《史記》的文化風格、秦漢史研究的理論方法、星崇拜與“救星”崇拜等重要又富有意趣的論題。作為中國古史的英雄時代，秦漢的時代特色體現為英雄主義、進取精神、務實態度和開放胸懷。考慮篇幅之限，下面圍繞秦統一與秦文化的務實精神、海洋文化與秦漢時代的開放胸懷，復作評述。

王子今

《秦漢英雄氣運》，王子今著，北岳文藝出版社2022年1月第一版，68.00元

秦統一與秦文化的務實精神

秦并天下，立號皇帝，整齊制度，功業超過五帝三王。然而，秦役民酷烈，法律嚴苛，釀成土崩之勢，又致享祚短促，旋踵而亡。司馬遷撰《六國年表》序，稱“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及“秦在帝位日淺”（第686頁）。后人念及秦朝，會遐想那千古一帝，也會吟誦起《過秦》名篇。有關秦統一與秦文化的特征面貌，從務實精神切入，不失為理解得失的一種選擇。

從早期秦人以畜牧業、林業為主體經濟形式，如稱秦人先祖柏翳“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史記》卷五《秦本紀》，中華書局，1982年，第173頁），而經營出眾，以善于駕車聞名；到商鞅變法，墾草辟境，以農為本，進而“遷都咸陽，有將都城從農耕區之邊緣轉移到農耕區之中心的考慮”（第2頁），逐步成長為耕戰強國。秦國君民每每立足特定時期所面臨的特定自然地理條件，潛心從事，兢兢業業，勤勉實踐，成績斐然。這正反映他們的務實精神。《史記》卷二八《封禪書》又記“霸、產、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本是研究秦代祭祀體系的基本史料。作者提示上述材料“說明‘近咸陽’地方水資源得到合理利用”（第2頁）。秦人切實的辛勤經營，使該地區在全國的經濟地位不斷上升。關中于是“號為陸海，為九州膏腴”，被視作“天府之國”。

戰國群雄逐鹿，秦得勝出，一統天下，原因何在？以往多認為商鞅改革徹底，造成社會制度先進。李學勤先生指出“睡虎地竹簡秦律的發現和研究，展示了相當典型的奴隸制關系的景象”，“有的著作認為秦的社會制度比六國先進，筆者不能同意這一看法，從秦人相當普遍地保留野蠻的奴隸制關系來看，事實毋寧說是相反”（《東周與秦代文明》第二十九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0、291頁）。結合里耶秦簡、張家山漢簡，我們發現，“秦及漢初，終年服役的罪犯群體‘徒’”，“具有國家法定的社會等級身份特征”，“戰國、秦及漢初這一階段所出現的舊有貴族瓦解，平民崛起、上升，并非伴隨原有賤民的消減。漢文帝刑罰改革之前的秦及漢初，乃是身份低于平民群體數量較多、官私擁有奴婢較為普遍化的歷史時期”（《秦漢軍制演變史稿》第三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236、261頁）。既然秦的生產關系、上層建筑不一定全面進步，作者重新審視生產力、技術因素，敏銳“注意到秦國在水利經營、交通建設、機械發明、動力革命等方面體現的優勢，實現了國家綜合實力的上升，成為在軍事競爭中勢不可擋的重要因素”，而“管理方式的進步與鐵質工具的普及，也表現出對東方六國的某種意義上的超越”（第5頁）。這些背后，再次凸顯秦作風務實、秦文化重視實用之學的特征。

秦始皇陵兵馬俑坑出土跪射俑

另一方面，商鞅、始皇帝兩次加強對思想領域的控制。作者指出，商鞅“焚書”不是針對所有書籍，沒有提及《詩》《書》之外的其他著作，推想“實用之學的學術積累得以存留”。而統一后“焚書”，也采用類似的區分與對待。這既是秦重視實用之學的延續，也是務實精神走向極端的呈現。而“推崇‘實用’至于極端，自然不利于理論思考、文化建設和教育進步”（第7頁）。秦文化務實精神的得與失，啟人深思。

海洋文化與秦漢時代的開放胸懷

漢代文字磚有銘“漢廣益強，破胡滅羌，長樂未央”，表現出閎放豪邁的英雄主義氣象。新疆羅布泊地區出土漢代錦繡圖案中有“登高明望四海”的文字，“立高懷遠”，透露“積極的時代精神”和“開放胸懷”（王子今《登高明望四海》，《光明日報》2002年8月6日）。湖北鄂城出土漢鏡一件，鏡銘又有“宜西北萬里”語，在表達對交通行旅的美好祝福外，也展示時人意氣風發、胸懷廣大的精神面貌。秦漢不僅立足于西北方向的廣土拓疆，而且重視對東南海洋文化的求知探索。是時，中印遠洋航路已經開通，海上貿易多有開展，“蠻夷賈船”不時往還。秦漢時代的開放胸懷，也可從后者之中獲得體認。

漢四極咸依瓦當

新疆尼雅遺址出土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護膊

始皇帝統一后出巡五次，四次至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提到其中一次“南登瑯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瑯邪臺下，復十二歲”。“徙黔首三萬戶”，“達到關中外移民數量的極點”；“‘復十二歲’的優遇，則是秦史僅見的一例”。特殊的行政決策，對應特殊動機。作者分析瑯邪“曾經是‘東海’大港，也是東洋交通線上的名都”，“秦始皇在‘瑯邪’的特殊表現或許有繁榮這一重要海港，繼越王勾踐經營瑯邪之后建設‘東海’名都的意圖”（第73頁），予人啟發。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描述秦始皇陵地宮的設計，“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為后人熟知；然作者提示“似乎陵墓主人對大海的向往，至死仍不消減”，卻少人留意。至于“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按照裴骃《集解》引《異物志》的說法，這種魚‘出東海中’”（第76頁）。而“秦始皇生前的居所附近，可能也有象征‘海’的宮苑園林規劃”（第77頁），同樣是有趣話題。作者又引張守節《正義》“《秦記》云：‘始皇都長安，引渭水為池，筑為蓬、瀛，刻石為鯨，長二百丈。’逢盜之處也”，提示可能出自《三秦記》或《辛氏三秦記》（第78-80頁）。按劉慶柱輯《三秦記》，據《續漢書·郡國志》“蘭池”條注作“始皇引渭水為長池，東西二百里，南北三十里，刻石為鯨魚二百丈”（《三秦記輯注·關中記輯注》，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8頁），復參《初學記》卷七、《類編長安志》卷二、《說郛》卷六一上引，文字并不全同。如《正義》所引筑為蓬、瀛兩處洲山，便與它引“筑土為蓬萊山”不同。秦代宮苑的仿海規劃，初現端倪。

陜西寶雞出土漢降龍博山爐

漢武帝營建建章宮，宮殿區的北面也有規模可觀的湖泊。司馬貞《索隱》引《三輔故事》“殿北海池北岸有石魚，長二丈，寬五尺，西岸有石龜二枚，各長六尺”。作者特別留意“海池”表述，并計算“‘石魚’長4.62米，寬1.155米，也應當是仿象海魚”（第82頁）。有趣的是，《關中記》又云“建章宮北有池以象海，北刻石為鯨魚，長三丈”（《長安志·長安志圖》引，辛德勇、郎潔點校，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108頁）。1973年2月，西安高堡子村西發現漢代石刻鯨魚一件，長4.9米，中間最大直徑1米（黑光《西安漢太液池出土一件巨型石魚》，《文物》1975年第6期），出土地點、石魚尺寸基本對應，可為生動的參考。

滾滾長江，青山依舊。秦漢雖早已離今人遠去，但那個“英雄”時代的務實與開放，歷二千載，依然令我們不時佇足顧首，凝望神馳。

原標題：《說秦漢：“英雄”時代的務實與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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