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懶惰、無知或其他人類慣有的品性，我們習慣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就該是現在這個樣子。這是那些希望我們全盤接受現有秩序的人們最常耍的花招，他們最愛說：“你得習慣，事情就是這樣的。”現存的一切好像理應是我們唯一的選項。如果直立猿人從來沒想過他吃的、用的東西都是他的私人財產，而是大家的，因為所有人都想要它們，那么世界會變成什么樣子？如果他們不想勞動，就是想繼續過游蕩的生活，世界會變成什么樣子？要是從來沒有哪個人有膽量、有想象力、有信心或是有足夠的智商去說服他的同伴們那棵高大的古樹是一個高等生物、是一個神，而人們應該向它祈求恩賜的話，世界又會變成什么樣子？

有很多類似的例子：蝴蝶效應告訴我們說連蝴蝶扇動一次翅膀都是如此的重要，還有什么事是一定的呢？

在最初的那些村莊，或者最初的那些城鎮，儲存糧食的可能性造就了一些新的東西：閑暇時間。人類不必再把所有的時間都用來尋找食物，他們知道他們的食物就在那兒，在田地里和牲畜欄里生長著。人們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在其他事情上了：紡織、制革、制陶、運輸、爭斗、交談、休憩、密謀、相愛、背叛……出現了職業，出現了差異。

由于有了儲備糧，就有人想打它們的主意。所以人們要保護它們，漸漸地也就產生了一批專門干這行的人：這群人最強壯、最靈活，也最有野心。群體決定給他們的保衛工作提供一些報酬，這使得這些人的權力越來越大。

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一些人因為有了大量食物儲備而不再親自動手耕作，他們住在大房子（或者是宮殿）里，只在乎積累自己的財富。村民不再都是農民，出現了富人和窮人之分。財富聚集在新建的地方，也就是最初的城鎮。擁有谷倉的人支配著那些想吃谷物的人。一個人一旦有了支配權，他就想要有更大的權力：他們努力建構一套新的體系來保證他們的控制權能夠一直存在下去。于是最初的國家開始紛紛建立。

當權者用手中的權力獲得了更大的權力：新興的美索不達米亞國家開始大規模修建堤壩和運河，允許他們更大規模地種植和收獲作物：更多的糧食，更大的權力。

階級形成了，差異形成了，不公也形成了。出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情形：有的人有吃的，有的人沒有。在此之前，饑餓的傳統模式是所有人都一樣，要么一起挨餓，要么一起吃飽。但現在情況變了。生產糧食的那群人，弄臟雙手耕種土地、在地里流血流汗的人們，反而成了獲得食物最少的一群人。

新的情況就是這樣：一些人有飯吃，一些人沒有。

按照農業生產而組成的社會卻把農業人們的豐富多樣的食譜變成了只吃主食，而現今在很多貧窮國家情況依然如此。某一種谷物或菌類食物變成了大量人口每天都重復吃的東西，最多是偶爾配上一點菜醬或者一小塊打獵到的或是飼養的動物的肉。

人們確實吃得多了，但是吃得差了。這是一個值得玩味的現象：新石器時代的變革和推動人類歷史產生巨大進步的技術的發展卻使得很多文明程度更高的人們變得更加瘦弱了。而且這些人還要沒日沒夜地為雇主賣命。

人類原來以狩獵為生的祖先們有著極為多樣化的食物資源：菜類也好，肉類也好。后來，最初的農民攝入了更多的碳水化合物和糖分，而且活動得更少了。身體的變化是對這一切最好的反映：幾個世紀后，農民的平均身高降低了近二十厘米，平均壽命或者說預期壽命減少了五歲。由于飲食變甜，人們長出了齲齒，這又是我們文化的產物。還有關節炎，因為在地里勞作，有些人得了關節炎，當然也還有其他多種疾病。于是最早的流行病出現了。

人們更加聰明了，他們生活的社會更加復雜了：有國王，有神靈，有妓女，有士兵……他們有了對這個世界全新的認知。然而他們卻更矮了，活的時間更短了。這都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奇怪悖論。人們不再感到饑餓了，或者說不經常感到饑餓了，但人們卻開始營養不良了。

生活在現代的人們有時候指責說新石器時代的技術進步，尤其是農業的發展，造成了當時很多人飲食質量的下降。那么我想問的是，為什么在后來的四十個世紀，我們又允許同樣的事情發生了四十次？

難道說，要使得我們這個種族變好，就得讓許多族群中的個體的生活情況變差？

同時，同樣生活在新型城鎮的領袖們、將軍們、祭司們、像神一樣統治著一切的國王們和皇帝們的食物卻越來越特殊化。在大約1 萬年前，當出現了高級食物和低級食物的差別之后，上述這些人的餐桌有了各種雕飾，他們食物的制作由專業的廚師來進行，烹飪步驟更加復雜，而農民們、手工藝者們和士兵們的飯菜還是由家中的女性來制作，品種也極為單一。飲食上的差異使得富人們愈發肥胖，甚至連肥胖都成了財富的象征。而窮人們則越來越瘦，瘦弱變成了無能的代名詞。饑餓又死灰復燃了。窮人們只能吃到一種固定食物，這使得他們的營養狀況進一步惡化。

同時，這種情況也很危險，因為一旦出現了旱災、戰爭、洪水、冰凍或者其他某些災害，饑荒就會到來。人類對于饑餓最早的記錄出現在埃及人安吉緹非的墓中，此人在四千年前是埃及南部地區的領袖，記錄顯示：“上埃及的人民陷入極度饑餓的狀態，出現了父母食子的慘象。”

人類發明了面包。在經歷了數千年的探索后，人類終于發明了面包這種食物。播種、收獲、去殼、揉成面團、塑形、烘烤……這幾個步驟對古人來說是如此復雜，不亞于幾個重大的發現。當把這些步驟組合到了一起，地中海人終于做出了面包這種對他們而言最具有意義的食物。這種食物的重要性體現在各個方面，就拿荷馬來說吧，他在《伊利亞特》和《奧德修斯》里在提到人類時，總是喜歡稱呼他們為“吃面包的種族”。

還得說說神靈的事情。人類經常處于驚恐的狀態下，他們需要有某種精神寄托，因此他們創造了神的概念。神靈們的職能之一，也可能是他們最重要的職能，就是要保佑谷物順利生長。如果在最糟糕的情況下，他們不能保佑人類獲得好收成，那么神靈們就得直接賜給人們食物：

“以色列全會眾在曠野向摩西、亞倫發怨言，說：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耶和華的手下，那時我們坐在肉鍋旁邊，吃得飽足；你們將我們領出來，到這曠野，是要叫這全會眾都餓死啊！

“耶和華對摩西說：我要將糧食從天降給你們。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 語出《圣經·舊約·出埃及記》。]

農業技術的進步促進了人口的增長，越來越多的人被迫外出尋找新的土地。有些地不夠肥沃，他們只能重新尋找，從這一過程中也生出了一些新的方法：農民焚燒田地，把燒出的灰燼作為肥料來用，這樣這片地就又能再種一兩年了；當一塊地最終失去了所有的肥力，農民就會在臨近的地上重復這一行為，如此反復。多年之后，他們又會回到最初焚燒過的地上再次耕種，新的循環開始了。但即便是這種方式也只在一個農民有多片可耕田的情況下才能行得通，在很多人爭奪一片田地的條件下肯定是無法施行的。但現實情況是人口越來越多，空地越來越少，這也是大規模人口遷移的原因之一。

在羅馬帝國時期的地中海地區，已經沒有多余的空地可用了，農民們發現把農業和畜牧業結合起來的效果會更好：牲畜們不僅可以作為食物食用，它們的排泄物還能用作肥料，另外還能利用動物耕地。不過牲畜們還面臨一個競爭者，那就是奴隸：奴隸的價格越來越低，工作效率反而更高。

在同一時期的亞洲，水稻開始流行起來。在東亞和東南亞的一些地區，例如中國南部、印度的部分地區、朝鮮半島或是日本，水稻在每年甚至可以有兩到三次收獲。這套水稻種植模式可以生產大量的糧食，但同時需要很多的勞動力，不過卻仍然足夠讓這些人吃飽飯。因此，遠東地區變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區。

高級食物和低級食物的差異性在羅馬帝國達到了頂峰。羅馬帝國皇室的一場宴會哪怕是放到兩千年后的今天，也會是富人們揮霍浪費的典型案例。喜劇故事《薩蒂利孔》[ 古羅馬作家佩特洛尼烏斯的散文體喜劇故事，僅有殘篇傳世。]中描寫的特里馬爾奇奧的晚宴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兔子的乳房、塞滿牡蠣的大雁、火烈鳥舌頭、豬肉捏成的鳥形菜肴……要是烹飪的價值就在于把自然的食材變成文化的產物的話，那么這道豬肉捏成的鳥形菜肴可真稱得上是巔峰之作了：豬肉的口感沒有變，但是它被捏成了另外一種動物，人類創造出了一種虛假的動物。人們在烹飪的是大自然本身。

但是羅馬帝國也提供了一種至今仍在施行的獲取食物的模式：食品援助。每一位羅馬帝國子民都有權免費，或以很低的價格獲得分發的援助食品，根據不同的時間段，援助食品可能包括谷物、面包和油。分發主食是國家用來解決饑餓問題的一種手段，這些措施有時候管用，有時候也不能完全解決問題。

“只有羅馬帝國會給窮人分發食品，再往東去的那些國家都只是把窮人當作社會毒瘤，要是他們買不起食物，國家會任由他們餓死。”古羅馬政治家安東尼在公元前30 年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羅馬帝國為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食物援助體系：分發的谷物來自西西里或埃及，油則來自伊比利亞半島或敘利亞。這些地區把這當作花錢買和平，谷物和油就像是這些地區上繳的戰爭稅一樣，上繳對象是他們可怕的對手：羅馬帝 國。每一個有權勢的古羅馬人身后都有一批卑微的追隨者，他們服從于他，

從他這里拿到食物。有一個詞專門形容這群人：食客。一套體系使這些人能茍且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