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祥市元佑宮對面現在是一片荷塘，四季都有人忙忙碌碌。這座明朝嘉靖皇帝賜名，原本以為焚修祝厘的宮觀，在幾百年后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不斷地被廢棄又被整葺，變身為不同性質的活動場所，但每一次都不免讓人重新喚醒它的歷史。不僅是元佑宮，任何一處歷史遺存，都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層累的記憶，等待著我們去發現。時間跨越明清的碑刻還有鐵鐘依然保存在元佑宮內，大殿后面的草地上則散落著從它處搜集來的碑銘。鄭振滿老師先是帶著大家辨析鐵鐘上的銘文，然后帶著學生們閱讀殘碑上的信息，他將一把面粉涂抹在碑刻上，石頭上顯現出工匠雕琢的滄桑文字，而文字后面隱藏的龐大而復雜的社會網絡被一一道出。

這就是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的日常，每個夏日，諸位先生集中講授相關課題，爾后導師又領著學生進入田野，不知不覺已至第七年。此屆研習營主題為“荊楚文化”，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共同主辦，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承辦。研習營試圖培養博士生和年輕學者對田野調查的興趣，學習調查的基本方法，透過實際的考察和地方視角，加深對文獻的認識并提出新的觀點。在此過程中，兩岸、亞太甚至歐美的師友交流知識、激蕩思想，同時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研習營邀請教授的講座，或就該次主題命制，或早已成為同領域的典范。而對于學生來說，最重要的是在陌生領域中，融會貫通諸師切入問題的角度，思考的方式。教授的講座不是知識的灌輸，而是討論的起點，學生帶著來自講座中的疑問進入田野，在傳統文獻和實地經驗的互相映照下，不斷驗證、補充、批判課堂上所學。

以“荊楚文化”為名，藝術史家和考古學家在處理較長時段的歷史中，勾勒出這片區域的文化譜系和整體情況。鄧淑蘋教授“從湖北出土兩周玉器探周、楚文化的差異與消長”，總結出華東、華西相爭之模式，而非慣常使用的南北之分。她以三個區域的出土玉器來作分析，一是以隨棗走廊為核心的曾國，二是以荊州為核心的楚國，三是楚勢力擴張后的楚國墓葬。不同文化區塊碰撞，其結果是曾國逐漸被楚化，而復合華東“物精崇拜”與華西“同類感通”的出土玉器揭示了這一現象。余西云教授則以陶器為主要證據來論述“江漢地區的文化變遷”，其中對于“風格類型學”的反思令人獲益。他批判了以往出土報告所使用的“文化序例”，認為該方法只能呈現出土器物時間上的先后，無法確定它們在發展上的關聯。所以，研究者應將重點放在對“文化譜系”的構建上，重新組合器物類型，但這需要更多的參照項，如對燒造技藝的分析等。

與早期文明不同，晚近的地方歷史可以通過直接的田野調查去發現。楊國安教授“‘江西填湖廣’：明清湖北移民、生計與宗族發展”之目標就是“尋找土著”。在他主要的田野點鄂東南地區，仍舊保留了大量的支祠（公屋），而在這種社會組織上形成的“供太公”習俗，即把太公從一個支祠移入另一個祠堂，也還在重大節日中上演，并在處理地方事務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從自然生態至經濟形態，再至社會關聯，鄉村的聚落形態；聚落的地理、交通；聚落住宅的形式與空間分布；以及散落在此地的墳冢墓地都成為了生產史料的重要場景，也提供了與“由上至下”完全不同的視點。

找回文本的生命

盡管取名為“荊楚文化”，但人文學者都會警惕鐵板一塊的論述，其中對于鄂西南社會文化的討論就顯示了區域內部的重大差異。王明珂教授一直躬耕于華夏邊緣之議題，此次“盤瓠子孫記憶：文本中隱藏的景”仍圍繞著“喚醒”與“遺忘”的辯證關系展開。他在演講中不斷追問，什么現實造就了“表征”？一個族群如何經驗、記憶、回溯、敘述過去的事實？在族群歷史敘述的模式下，歷史怎樣告訴現實的人合適地行動？我們需要找回文本的生命，從選擇符號，到制造文類，再到設定文本的社會功能，其中要思考的是為何中原人要創造如此的故事？被稱為蠻夷者是否接受了這樣的故事？而自稱為子孫者，又怎樣去敘述？當本土敘事中的盤瓠變成了盤古，甚至將如此的祖先故事作為反抗征稅的依據，地方文本已悄然建立起了自己的體系。

胡曉真教授的“明清文人紀游與南方土司的文藝之旅——從《容美紀游》談起”將邊緣敘述與經典文本結合起來，顧彩的日記體游記《容美紀游》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互為顯隱。她認為顧彩的旅游不是士大夫日常生活的旅游，而是一種深入的壯游。這趟的旅行的出發點和終點究竟是何地，可以存在多種闡釋。一個看似邊緣地區的首領——容美土司——正在豢養家班，編輯文集，塑造祖先，而明清易代的政治現實又不得不讓身處“桃花源”中的人們做出回應。以往絕然二分的模式顯然在此地失效了，它只是一個附屬中原王朝的政權嗎？它的社會結構又是怎樣被漢文化所改變的？

對于文獻的準確分析和情景式解讀是學者的工夫所在。陳偉教授“楚人的宗教世界——從楚簡資料切入”，其論述建立在對包山楚簡的細致解讀上，從此他歸納出卜筮的規則，進而構建出楚人的神祇系統。而王汎森教授以質疑梁啟超《清代學風的地理分布》開篇，論述“明清兩湖一帶的思想活動”，從晚明李贄在麻城與耿定向的爭論成就時代之潮流，至道咸后王柏心的經世思想，湖北在學術思想史上不應當被忽略，甚至可以說是形成了自己的風氣。但“文本性質”仍舊值得反思：一個文本在何時被生產出來？它的寫作者是誰？它要在什么樣的場景中發揮效用？它又在被誰觀看？看似私人事件怎樣以公共的形式被呈現出來？又如何經過歷史推移而產生了結構性的文本？

“流動”與“穩定”

小記最后要提及的“流動”，是在田野與講座交匯中，學生和老師共同關注，并引發激烈辯論的一個概念。這次田野從武漢出發，考察至鐘祥、襄陽、武當山、隨州，先緣漢水上行，而后折回，大家都發現一種無所不在的“流動”發生在荊楚之間，涉及物質、人員、思想等各個層面。我們仔細分析“流動”，便是在研究一種新事物的介入，它們怎么創造有效的組織形式，而地方上的原有群體和文化要怎樣去面對挑戰和沖擊的事件，其中修建顯陵而引起的地方勢力的消長就是絕佳個案。然而，我們也要權衡“流動”這個概念的有效性，不同城市的地理環境、歷史文化都有重大區別，例如鐘祥以王權為依托，襄陽則是四通八達的市鎮型城市，發生在兩個城市中的“流動”恐怕是不同性質的。當“流動”成為常態，一種“穩定”便應運而生。無論是李豐楙教授、劉苑如教授在“期待太平：劉宋、李唐創業、征戰與護國敘述”中所討論的圖讖與地景，還是鄭振滿教授“民間信仰與社會文化史研究”中所提到的“地方行政體制的儀式化”，其核心都離不開個別群體與地方文化的自主選擇。宗教信仰與社會結構具有一體兩面的關系，地方社會最有效、最經濟的制度就是宗教，它不可協商，不能被質疑，無法討論，保持了一定的神秘感，但這也賦予了統治者以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