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人走進田野在今天似乎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了，尤其明清以降地方社會的研究者，更需要走近歷史現(xiàn)場，才能更好地感知過去發(fā)生的一切。8月6-20日，華東師范大學民間記憶與地方文獻研究中心（民地中心）組織學員，進行了長達半個月田野調查，深入到浙西南山區(qū)遂昌縣，開展全方位、普查式的調研，筆者有幸成為調研成員之一。民地中心于今年上半年成立，馮筱才老師擔任主任，李世眾老師擔任副主任，浙南田野調查是中心成立之后的第一場大型調研活動。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

為期半個月的田野調查活動，主要圍繞著口述史的整理與民間文獻的搜集兩項工作展開。口述歷史的重要性毋庸贅言，在歷史書寫中失語的普通民眾，也都擁有自己的故事，在歷史大潮的波浪之間都曾隨之沉浮，通過了解他們的經歷，才能理解宏大敘事之外的那些歷史細節(jié)。80年代以來，不斷有學者倡導“眼光向下”，走向歷史現(xiàn)場，還原普通老百姓的真實歷史。但遺憾的是，學界這些主張的影響力相對有限，鄉(xiāng)村的歷史大多都隨著老一輩人的離開而被遺忘。另一方面，地方上保存的大量民間文獻也處于消亡狀態(tài)，許多珍貴的文獻缺乏相應的保存條件，而且其重要性大多也沒有被保存者所意識到。這一切都促使我們抓緊開展口述歷史和地方文獻的搶救工作。

“信任危機”

老人無疑是口述史的主要訪談對象，老支書、老教師、老會計、老軍人、老醫(yī)生等有過特殊經歷的老人更是我們訪談的重中之重。但口述工作的開展遠比想象中要困難，首先遇到的難題便是語言交流問題。遂昌地處浙西南，廣義上屬于吳語區(qū)，由于明清以降涌入了大量福建客家移民，方言中又帶有一些客家話色彩。面對只會講方言的老人，我們除了求助帶路的村干部以外，只好口手并用，反復確認，努力理解受訪者要表達的意思。發(fā)動村里的大學生、中學生做翻譯倒也是一個解決辦法，然而很多老人講的方言，連他們自己的孫子孫女聽著也是一頭霧水，更不用說我們這些外鄉(xiāng)人了。

訪談現(xiàn)場

除了語言不通之外，如何與訪談對象建立信任是一個更大的問題。在訪談過程中，我們不止一次遇到不愿合作的受訪者，面對我們的提問，他的回答總是“不記得了”、“你們問這些干什么”，問及關鍵問題更是顧左右而言他，對我們的工作充滿了防備。挖掘民間文獻時，也遇到了不少類似困難，聽到最多的是“沒有留下來”、“‘文革’都毀掉了”、“你們要這些東西要干嘛”。甚至有一次已經和受訪老人溝通好，開始抄錄家譜內容了，老人的兒子卻從外地打來電話，稱外人看了家譜會遭災，我們只好連連道歉，很是尷尬。

如何建立與受訪者之間的信任？馮筱才老師一早就把他的經驗傳授給了大家。首先是要利用一切可能的人際關系，比如說有村干部帶路的話可以讓他幫忙溝通，向村民介紹我們的工作；其次應當激發(fā)親近感，可以聊一聊受訪者家族的名人，或是建立可能的生命聯(lián)系，讓受訪者能夠供應知識，體現(xiàn)出受訪者的價值所在；再次是要做好前期工作，對村莊有所了解之后再進村訪談，否則受訪者要一再介紹村莊的共識性知識，難免會有厭煩情緒；聲明自己的工作性質也是必要的，向被訪者做版權保證，有時可能給一張名片比解釋半天更有效果；建立互惠關系也是一種有效的途徑，面對一些殘破的文獻，可以介紹一些保存文獻的方法，或者是拍照之后為他們提供電子版本，這都是力所能及的事。總之是要充分尊重受訪者，帶著誠意去開展調查活動。

生計模式

當然，總體來說我們遇到的困難是少數(shù)，更多時候感受到的還是當?shù)厝嗣竦拇緲愫蜔崆椤Ｎ以诖髽虼宕蹇诶葮蛏虾彤數(shù)卮迕窠涣鲿r，一位老爺爺主動坐到我身邊和我聊起天來，聽說我也姓葉的時候，老人家激動得拉著我的手就要帶我去他家喝茶，又說起我來自福建、太公也是在鄉(xiāng)間行醫(yī)時，老人家更是大呼有緣，要我在他家吃了飯再走。半個月的調查中，幾乎每到一家，主人都會沏上一杯茶，一般說明來意后，受訪者也都愿意講述自己的故事。

許多村莊都散落在山中

李世眾老師一再叮囑我們，不要有所謂“科學的傲慢”，應當放低姿態(tài)，學習當?shù)氐闹R體系。簡單了解受訪者的生命史是我們開展訪談、向老人學習的第一步，根據(jù)老人在回憶生命史過程中透露的細節(jié)，再接著詢問經濟生活、族群狀況、信仰體系等一系列內容。

遂昌縣山深林密，尤以種植毛竹、茶葉、水稻等作物為多。我們訪問過的老人絕大部分都有務農經歷，對于以往的生計模式、農村商業(yè)網絡他們自然是再熟悉不過。當然訪談時不能劈頭蓋臉就問：“你們這里的生計模式是怎么樣的呀？”馮老師強調的訪談提問時的“三化”原則——細節(jié)化、具體化、日常化，就是要我們用最能被村民理解的語言與受訪者溝通，挖掘細節(jié)。比如詢問生計模式，可以問問以前種些什么東西、收成怎么樣、一家人有多少田地等等；要了解商業(yè)網絡，可以講講去哪里趕集、日常用品從哪里買、自家種的東西賣到哪里去之類。

在田野第二天訪談的吳老先生，講到他自己在王村口乘船直達衢州的事情，我們便抓住機會問到了烏溪江的航運問題，順帶牽出了當?shù)亍案＝ㄒ泼瘛静馁Q易——天后宮建設”一連串的故事。許多自稱為“福建子”的移民后代，在日常的方言交流中還帶有濃厚的福建口音，被當?shù)厝朔Q為“福建腔”。來自福建的這些移民在王村口鎮(zhèn)烏溪江畔建設了天后宮，以祈求木材航運順利。這種被稱作“艄排”的木材運輸方式，在南方山區(qū)似乎都可以見到，木材商人雇工將木頭從山上扛到江邊，再將木頭數(shù)根直放、一根橫放釘在一起，運輸者自己坐在木排上便可以順流而下，從王村口鎮(zhèn)出發(fā)的木排通過錢塘江水系甚至可以一直到達杭州。如今在山林間亂石阻塞的小溪流，在半個世紀之前還保存有數(shù)百年來修建的堰壩，每500米左右設置一處，抬高水位，原本無法成為運輸渠道的小溪流便成了木材出山的通道。

族群與信仰

了解當?shù)氐淖迦呵闆r也是一項重要內容。遂昌有不少畬族聚居區(qū)，但從我們的所見所聞來看，當?shù)氐拿褡褰缦匏坪醪蝗缦胂笾心菢臃置鳌３水屪遄约禾厥獾摹笆甲姹P瓠”傳說之外，無論是家譜、契約之類的文書，或是老宅、祠廟之類的建筑，總的來講與當?shù)仄渌臅⒔ㄖo太大差別。畬民從來不是生活在孤立的世界里，他們自移民之始，便處于與漢族雜居的環(huán)境中，說漢語、寫漢字，至少在日常交流上與當?shù)貪h族居民并無二致。當然，民族與民族間的影響作用也不全是單向的，同樣有漢人學說畬語。我們聽說有一位漢族師公（當?shù)厝藢Α懊耖g法師”的稱呼）便會在給漢族人作法時說漢語方言，而在給畬族人作法時說畬語。

畬民老宅與當?shù)貪h族民眾的老房子并沒有太大區(qū)別

另一項在田野中的調查重點是民間信仰問題。當我們看到那一座座散布村頭的社殿時，驚訝地發(fā)現(xiàn)，明初的“里社體制”可能對鄉(xiāng)村生活仍有影響力，但經過六百多年的變遷，原先只供牌位的社殿中，也疊加上了頗為復雜的信仰結構。除了社殿外，體系紛雜的民間信仰也很有意思。我們在路上就聽到了苦菜婆作法“開陰刀”幫信徒切去腫瘤的事情，講述者正是患者的兒子，當他告訴我們苦菜婆不是一個虛幻的神明而是一位實際存在的人時，我們一行在震驚之余都發(fā)出了會心的微笑。老師后來“批評”我們，聽到這些離奇的說法不應該戴著唯物主義的“有色眼鏡”去看，拋開其中的荒誕成分，我們作為歷史學工作者更應當關注的是這些故事、信仰產生的背景，應當思考的是這些信仰如何進入鄉(xiāng)民的精神世界，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樣角色？

幾乎每個村都有社殿，但其中供奉的神明已經混雜了多種信仰成分

8月13日，田調班正好趕上了一年一度的石練七月會，老師放了一天假，讓大家都有機會親身體驗一番。據(jù)說，石練七月會始于明代萬歷年間湯顯祖在遂昌任知縣時，迄今已有四百余年，因每年七月舉行，故稱七月會，是當?shù)剞r民慶祝豐收和迎接蔡相大帝出巡的一項傳統(tǒng)民俗活動。當?shù)厝肆晳T將毗鄰的小村稱為“坦”，石練周邊就有“石練十六坦”之稱，整個七月會持續(xù)十余天，便是在這十六個“坦”中巡回舉行，其中又以石練鎮(zhèn)上的巡游最為盛大。

13日當天一早七點多鐘便有抬神隊伍開始巡街，由四名大叔扛著的神像據(jù)說是第十二位蔡相，而全部二十四位蔡相的牌位緊隨其后。在整個村子都巡游一遍之后，蔡相被迎到這天的“住處”，而游街隊伍仍在繼續(xù)，彩車隊、腰鼓隊、旗袍隊，當?shù)孛癖娙加H自上陣，參加到這場“演出”中來。七月會可以說是當?shù)匦叛鑫幕顬榧械捏w現(xiàn)，自2005年重新開辦以來，七月會先后被認證為縣級、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了當?shù)卣拇罅χС帧Ｔ谛率兰o重生的七月會，傳統(tǒng)信仰儀式的色彩逐漸隱去，更多的是作為一種地方傳統(tǒng)文化活動被保存了下來。

七月會上也少不了小朋友的角色

最特別的田野體驗

在浙南山區(qū)的這半個多月，每到一地基本上都會有村干部帶我們進村，雖然大部分村干部都熱情相待，幫助我們解決語言溝通、信任問題，但也有一些干部實在太忙，無暇顧及我們，只能幫我們再去聯(lián)系其他熱心村民。在沒有村干部幫忙接送的時候，交通問題也要靠我們自己想辦法解決。我們組就曾坐過村民的小卡車，因為車廂只能擠下三個人，我和另一位學員便站到了車斗上，一路聽著大風從耳邊呼嘯而過，這也算是我最特別的田野體驗了。

站在小卡車的車斗上一路飛馳，甚是拉風

我們進入田野的這段時間正是暑氣未盡的時候，考慮到氣溫太高，我一開始只帶了短褲，沒想到山里的蚊蟲狠狠地給了我一個教訓，第一天下來，小腿上布滿了蚊蟲叮咬的小包，苦不堪言，趕緊趕到鎮(zhèn)上買了一條長褲，才有所緩解。一些小伙伴因為接觸的文獻年代太過久遠，對紙張過敏，手上長起了疹子。還有好幾位因為天氣過熱而中暑。我們這只是為期半個月的田野考察，這樣一對比，真是對那些長期從事田野工作的學者們佩服不已。

總的來說，這次田野調查之于我更多的是一個學習的過程。馮筱才老師和李世眾老師每天輪流帶隊，親自示范訪談技巧，帶領我們尋找文獻。一同吃飯的時候，老師帶領大家回顧當天工作的得失，每天可能只有短短的幾十分鐘，但積累下來也確實增益不少。到了晚上，老師們還會召集大家開會匯報當天的工作內容，并交流各自的田野經驗。最后幾天，例會更是添加了史料實習環(huán)節(jié)，每個小組把自己收集的資料整理出來和大家一同研讀。在田野里讀文獻，我還是頭一次經歷，看到文獻中出現(xiàn)的地名正是自己當天去過的地方時，真有一種恍如隔世之感。

更重要的是，這次田野教會了我要打破常識，撕下那些標簽化的認識：村口并排乘涼的大爺可能在“文革”時是政治立場截然對立的兩派，最偏遠的村子里衣著樸素的農人或許是位千萬富翁。要以“旁觀者”的姿態(tài)進入田野，千萬不要先入為主地預設下種種條件，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鄉(xiāng)村社會。同時，兩位老師一直強調“總體史”視角，就像李世眾老師說的：“不僅要看到樹木，也要看到森林。我們不止要聽故事，更要把故事放在整體的歷史中去思考，以一種全局的觀念去理解村落的生命歷程。”

以前聽到歷史學人高談“人文關懷”，我總是不太理解，至少沒有切身體會。這次一路走來，才真的感受到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悲歡離合，每個人都經歷了自己的波瀾壯闊，一位位偉大的小人物最終構成了我們的“大歷史”，或許這才是田野真正教會我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