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這個概念，在20世紀之前就已存在；它有助于哲學家和藝術家與以往時代劃清界限，從而為新的發展提供歷史空間。但是對20世紀上半葉的藝術來說，“現代”這個概念似乎是一個經久不變的廣義名稱。

現代藝術是如此強盛地從過去時代脫穎而出，以致它強烈地沖擊了迄今為止的美學規則。所有藝術種類都在尋找新的建構方式。弗里德里?！な┤R格爾在他的美學提綱中所寫下的，都在現代藝術中得到了證明：“理性只有一個，并在一切中相同：但是如同每個人都有他獨特的自然和他獨特的愛那樣，他也擁有自己獨特的詩情。這些必須留給他，只有這樣，他才確定那個人是他自己，才有某些原本只屬于他的在自身之中的。 ”面對來自外界的，諸如技術、技術的可再生產性、消費的需求、電影和電視的生產、藝術和書籍市場的挑戰，藝術以一種迄今為止未被認知的不安全感和要求更多自主權的方式做出了自己的最初反應，因此產生了一些內容和藝術性都有著高水準的藝術作品；出現了許多新的藝術趨向和潮流，它們相互接替，也相互排斥，開始了充滿矛盾和挑戰的偉大進程，正是這個進程孕育了一個劃時代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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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現實主義的敘述傳統，在現代小說中得以傳承。但是為了激起廣泛的讀者群對心理、文化哲學和社會批判問題的關注，現代小說拓展了語言作為敘述工具的應用。這就使現代小說在20世紀上半葉成為直接反射時代問題的鏡子，同時也對文化意識的形成做出了貢獻。

德國的現代作家中，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 1871—1950）和他的兄弟托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獲得了國際認可和榮譽。海因里希·曼從一開始就將文學和社會批判結合在一起。他的《垃圾教授》（Professor Unrat）和《臣民》（Der Untertan）這兩部小說，就是對世紀之交威廉社會的一種嚴厲清算。但他在小說中還是保留了一種象征著未來的信號，由兩部小說改編的電影和戲劇，都刻意表現了這些信號。他與弟弟托馬斯不同，他的小說中有一種較為極端的政治思想。

托馬斯·曼的作品涉及綜合性的內容領域，比如19世紀末期的市民文化，藝術家的自我形象，教育的過程，德國從君主制到民主制、再到專制的歷史發展。在流亡中，托馬斯·曼指出納粹的危險性，主張建立一個民主的德國。他是德國散文領域偉大的魔術師。他創作了小說《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魔山》（Der Zauberberg）、《浮士德博士》（Dr. Faustus）以及中篇小說、演說和隨筆。

不管是描寫人對宗教哲學的著迷，還是疾病和音樂對人的影響，托馬斯·曼都運用諷刺性的寫作風格，為他極其細膩地描寫人的意識流贏得了自由回旋的空間。托馬斯·曼認為自己屬于叔本華、瓦格納和尼采后繼者的行列，他從他們中看到了堅守典型德國精神——以及它的優勢和危害——的榜樣。托馬斯·曼是以怎樣的方式將那些歷史事件引進他的小說的，我們可以看一下以下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描述：

那兒突然轟鳴起來——

但羞愧和膽怯阻止我們，哪怕發出一丁點兒的聲音，去敘述那轟鳴的事件?，F在只求不張揚和不招搖，沒有吹牛和大話！與這氣氛相應的是，有人在說，那只是雷鳴；但我們大家都知道，這是震耳欲聾的爆炸聲，是由病態的冷漠和煩躁不安長期聚集而成的邪惡的爆炸聲——一種歷史的轟鳴，它以沉悶的聲音敬畏地說，那震撼著大地根基的轟鳴，對我們來說，卻只是霹雷的轟響，它炸開了魔山，把睡鼠粗暴地趕出門外，睡鼠驚訝地坐在草地上，揉揉眼睛，就像一個盡管得到過許多警告，卻忽視了去讀報正視這些警告的男人。

                       ——《魔山》

弗蘭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則有著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學立場。他也運用心理學的方法，卻同時明確宣布與心理學脫離關系。三部作為遺作的小說《美國》（Amerika）、《訴訟》（Der Proze）和《城堡》（Das Schlo），以及眾多短篇小說、日記、信件和筆記碎片，主要描寫了人類生存所遭遇的威脅以及由此造成的絕望。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和存在主義哲學發現了他，并要求他為自己所用。他的作品往往是多義的，因此也招致了各種不同的解釋，美學的、社會政治的和宗教等解釋。

卡夫卡的所有作品都是對荒誕的解密、比喻和揭示；但盡管如此，命運卻仍然高深莫測。受卡夫卡小說表現視野的影響，現代小說獲得了重要的創作源泉和動力。羅伯特·穆齊爾（Robert Musil，1880—1942）的作品享有特殊的文學地位。他在分為許多獨立章節的小說《沒有個性的人》（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中，分析了歐洲社會的意識，是怎樣沒有預料地走向災難的。小說語言精確，經過斟酌，也穿插了沉思。小說的目的是想指出，那個現代的不再有個人特征的人，也就是那個沒有本質特征生存著的人?？梢赃@么說，他將接受一切，而不會對這一切做進一步的確認。在社會的現實中保留一個擁有可能性的世界，是這部作品偉大的烏托邦式構思。

赫爾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1886—1951）在其內容廣博的小說《夢游者》（Der Schlafwandler）中，描述了價值和社會秩序崩潰的現象。布洛赫在小說中表現出，喪失良心的人怎樣在社會變動中贏得社會優勢；并運用心理分析的知識成果，在小說中對迄今為止普遍為人接受的人的形象，提出了質疑。布洛赫的語言，不再是敘述性的，而是一種隨筆和觀察視野不斷交替變化的描述。他的主要著作《維吉爾之死》（Der Tod des Vergil）就是用一種有著贊美詩般的韻律的語言寫成。這是一個偉大的幻象獨白場景，顯然是為了展現，人是怎么在死亡的恐懼中找到了真實的自己。

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和庫爾特·圖霍爾斯基（Kurt Tucholsky）是散文式和格言式文學的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克勞斯在維也納創立了一份論戰性的雜志《火炬》（Die Fackel），通過這份雜志，為運用一種具有可信性的語言和為一個對政治負責的公眾領域而斗爭。圖霍爾斯基在柏林時曾是《舞臺觀察》（Die Schaubühne）雜志的工作人員，在其中發表了對魏瑪共和國有著尖銳批評的諷刺文章。在他數量眾多的小說創作中，我們只能以少數幾個關鍵詞來選出他的代表作。

赫爾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的作品經歷了接受各種思想的不同發展階段?！恫Ａ蛴螒颉罚?em>Glasperlenspiel）所反映的人文主義文化社會，曾是戰后人們關注的主題，而他的早期著作，則尤其因為在作品中發現了自我而為年輕人所喜愛。

相對于表現退回到鄉村愜意生活中去的文學，大城市和大城市生活的畫面則向敘事性文學提出了挑戰。阿爾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blin， 1878—1957）以他的小說《柏林，亞歷山大廣場》（Berlin Alexanderplatz），第一次，并且也許是最有效地成功構思了大城市的生活。小說通過一個人的生活歷程，栩栩如生地再現了大城市的誘惑、犯罪、失業和個人的愛情悲劇。

安娜·希格斯（Anna Seghers， 1900—1983）的早期小說，描述了在遭受專制統治的社會里人的極端不安全感。她的小說《過境簽證》（Transit）表現的是移民逃亡的命運。她的寫作風格是一種帶有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的現實主義敘事風格。小說《第七個十字架》（Das siebte Kreuz）綜合了時代的沮喪和希望。她在小說的結束語中寫道：“我們都能感受到，外在的強力能夠多么深和多么可怕地侵入人，直到他的最深處；但我們同樣也能感受到，在人的最深處仍有一些無懈可擊和堅不可摧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