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04年，老牛基金會的成立，被認為是中國第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家族基金會。作為舶來品，短短十余年，家族基金會在中國壯大得益于中國民營企業經濟的快速發展。

然而，目前國內法律對家族基金會沒有明確的界定，而民間對其存在誤解，如家族基金會就是一個只會花錢、不會輸血的高端奢侈品；將家族基金和家族基金會混為一談；家族基金會只是家族企業展現社會責任感、宣揚企業社會形象的手段等等。

澎湃研究所將從家族基金會的家族性、家族基金會的利與弊，以及家族基金會關于財富管理的兩個工具等方面剖析家族基金會。

今天，刊發第三篇，談家族基金會財富管理的兩個工具，一個是慈善信托，一個是基金會自有通用的受托代理資產功能。

香港電影及電視制片人、娛樂大亨、慈善家邵逸夫先生，一生致力于慈善事業，歷年捐贈慈善事業規模超過100多億港元，其中向大陸捐贈近50億港元，涉及大陸27個省，共有以“逸夫”命名的教學樓、圖書館、科技館、科研中心等捐建建筑6013個。邵逸夫先生創立邵逸夫慈善信托基金、邵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簡稱邵氏基金）、邵逸夫獎基金會有限公司（邵氏獎基金）三個機構來管理家族財富，從事慈善事業。邵氏基金是最常見的捐贈主體，大陸的很多捐贈項目都出自該基金會之手。邵氏獎基金則被稱為東方諾貝爾獎，主要獎勵在天文、醫學、數學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學者。邵逸夫慈善信托基金是邵氏家族主要財產的最終持有者，該信托基金的委托人為邵逸夫本人，受托人為注冊于避稅天堂百慕大群島的shaw trustee（private）limited，受益人則是根據信托合約挑選的任何人或慈善組織，邵逸夫的四個子女和妻子也很有可能是受益人。這個慈善信托基金以家族資產的保值增值為目標，部分收益傳承給子孫后代，其余大部分捐贈給慈善事業。

無獨有偶，大陸的牛根生家族也走了一條與邵逸夫家族相同的路子，在境外成立了公益信托。牛根生于2005年承諾捐贈全部的蒙牛股份，并分別通過境內和境外兩種通道予以捐贈實現。其中境內主要是每年以25%的股權比例捐贈給老牛基金會，該項捐贈已于2010年7月捐贈完畢；境外的股權捐贈則主要是通過公益信托的方式來完成。該公益信托于2010年12月28日宣布設立，主要是通過瑞士信貸信托公司下設的Hengxin信托來完成。該項信托的受益方包括老牛基金會在內的諸多慈善組織，同時還包括牛根生及其家人等非慈善受益方。該公益信托在以老牛基金會理事會為主的保護人委員會的指導下，通過資助受益人清單中的慈善組織來開展慈善工作。

縱觀兩個家族在境外的慈善公益信托，其共性主要有四：一是以慈善公益為主要宗旨；二是都涉及家人的生活保障；三是以信托公司為受托人；四是都享受稅收減免。相比于境外的慈善公益信托，國內的慈善信托也大多由信托公司作為受托人來實施。但從家族財富保護和傳承的角度來說，家族基金會在家族財富管理的自主性、私密性要求方面具有天然的優越性，因此由家族基金會作為國內慈善信托的受托人首先容易被家族成員考慮和選用，但家族基金會作為慈善信托的受托人是否可行，其運作又有什么特點？國內似乎還沒有先例，值得探討。

《慈善法》的出臺，為中國的慈善信托帶來了活力。《慈善法》規定，慈善信托可以由慈善組織或者信托公司擔任受托人。不同于邵氏慈善信托基金和牛氏公益信托的受托人均為信托公司，家族基金會作為慈善機構，在法律層面也可以擔任本家族慈善信托的受托人，通過信托合同來履行家族委托人的委托要求。相比于邵氏和牛氏的境外慈善公益信托，國內的家族基金會作為家族慈善信托的受托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執行優勢：一是執行效率高。因為家族委托人的財產管理決策很多時候都是通過家族基金會來討論做出的，之后再由家族基金會作為受托人來執行，能夠有效實現“知”“行”合一，家族意圖能夠更好地貫徹，自主執行的效率也較高。二是保密程度好。盡管慈善組織和慈善信托的財務要求公開透明，但在涉及家族事務時還是存在一定的私密性，作為受托人的家族基金會相比信托公司能夠很好地實現保密的要求。三是捐贈支出靈活。作為受托人的家族基金會對慈善信托財產具有不完全意義的所有權，即慈善信托嚴格意義上不屬于家族基金會的捐贈財產和收入，因此也不按照《慈善法》有關慈善組織公益支出和管理費用的相關規定來執行，也沒有年度支出比例的硬性要求，其捐贈支出主要以信托合同的約定為主，相對比較靈活，這可作為家族基金會資金來源的有益補充。

但是家族基金會作為家族慈善信托的受托人，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作為受托人的家族基金會自身的專業理財能力欠缺，保值增值的法定投資范圍也比信托公司要狹窄。《慈善信托管理辦法》第三十條對此就有明確的規定，“慈善信托財產運用應當遵循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則，可以運用于銀行存款、政府債券、中央銀行票據、金融債券和貨幣市場基金等低風險資產，但委托人和信托公司另有約定的除外”，即只有信托公司才有可能擴展投資范圍，慈善機構只能局限于條款中所列的投資內容。另外，之前提到的邵氏和牛氏的境外公益信托都允許捐贈人獲取一定比例的信托收益用于維持自身及其家族的生活，但國內的慈善信托則將家族成員作為受益人的權利排除在外。銀監會和民政部聯合發文的《慈善信托管理辦法》第十條就明確規定“慈善信托的委托人不得指定或者變相指定與委托人或受托人具有利害關系的人作為受益人”，這既可能是因為受托人為家族基金會的原因，也可能是因為委托人為家族成員的原因。

除了慈善信托可作為家族基金會的一個財富管理工具外，基金會自有通用的受托代理資產的功能，也非常適合作為家族基金會開展財富管理的一個工具，這可以彌補家族基金會以及慈善信托在家族財富管理方面的缺陷，實現家族財富的有效自我管理。在《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有關資產負債表的說明中，有一個受托代理資產的項目，該項目主要反映民間非營利組織接受委托方委托從事受托代理業務而收到的資產，該受托代理資產的確認和計量比照接受捐贈資產的確認和計量原則處理。這部分資產主要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使用，基金會沒有自主決定使用的權利，因此該部分資產不屬于捐贈收入，也不享受慈善捐贈應有的免稅政策，財產所有權屬于委托人或者是即將轉移給的第三方，而不屬于基金會所有，但是該部分資產可以像家族信托、家族保險等工具一樣，不受利害關系人禁止性條款的約束，不受時間限制的約束，也不涉及再次繳納相關稅收的問題，基金會可以按照與委托人簽訂的合同、以委托人的意愿來支配和使用這部分受托代理資產。因此，作為一個財富管理工具，基金會的這項功能非常適合家族基金會來選擇使用，也更符合家族基金會的財富管理特色，它應該成為家族基金會未來財富管理的一個重要的、不應被忽視和遺忘的法律工具。

總之，慈善信托和受托代理資產這兩個家族基金會的財富管理工具，必將成為未來家族財富保護和傳承過程中可供選擇的兩個重要工具，二者的有機結合能夠有效彌補當前家族基金會在財富管理方面運用單一工具所存在的法律缺陷，從而有助于推動家族基金會在家族財富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不可否認，當前家族基金會運用這些工具的實踐基本還處于空白狀態，但未來的發展仍然值得期待。

（作者張映宇系慈善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