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一部關于克什米爾的新電影，引發了新一輪的族群仇恨。

這部叫做《克什米爾檔案》（The Kashmir Files）的商業劇情片籌劃于2019年，由印度民營廣播電視巨頭Zee媒體集團的子公司出資，在2022年3月上旬進入院線發行。短短一個月時間，《克什米爾檔案》就成為了疫情開始后印度國內票房最高的印地語電影。截止4月11日，其票房已經超過25億盧比（約合2.1億人民幣）。

《克什米爾檔案》海報

這部電影的爭議之處，在于它極為符合莫迪政府及其所代表的印度教右翼的仇恨政治宣傳。導演阿格尼霍爾蒂（Vivek Agnihotri）選擇了上世紀90年代的克什米爾作為故事背景，通過電影描繪了“克什米爾婆羅門”遭到“種族滅絕”的故事，以此為理由替印度后來對克什米爾的強硬政策和莫迪時代的印度教右翼政治背書。

盡管反對黨、左翼和許多社會人士都抨擊電影片面截取事實和煽動仇恨情緒。但不出所料，電影上映后，莫迪及許多執政黨內外的印度教右翼政要立刻把它上升到了“歷史事實”的層面，紛紛為其背書。莫迪本人公開表示，這部電影“如實反映”了對克什米爾婆羅門的暴力行為。3月底，執政的印度人民黨北方邦首席部長（省長）、印度教民族主義政治明星約吉·阿提亞納特接見了電影主創團隊。這位印度教僧侶省長表示說，“電影大膽地揭示了宗教狂熱和恐怖主義帶來的非人災難。”

在莫迪政府過去近十年的執政中，印度中央政府對聯合國決議中仍未確定歸屬的印控克什米爾采取了激進的單方面強制措施。2019年8月，印度政府通過修憲廢除憲法370條。該條款原本規定克什米爾擁有特殊的自治地位。在此之后，印度政府又將原先的查謨-克什米爾邦一分為二并取消地方選舉。

取消克什米爾自治，徹底將印控克什米爾納入印度本土，是莫迪的印度人民黨及其母體組織國民志愿服務團（RSS）數十年來一以貫之的政治目標。《克什米爾檔案》的走紅，正是這一印度教右翼政治動員的延伸。

建構克什米爾的“種族屠殺”敘事

《克什米爾檔案》的導演阿格尼霍爾蒂是一名政治立場鮮明的電影人。他曾在多次訪談中表示自己反對曾經的執政黨印度國大黨和冷戰時代的社會主義政治。在2016年，他執導了電影《交通事故里的佛陀》（Buddha in a Traffic Jam），借劇情諷刺和抨擊印度的毛主義革命。他將印度的學院派知識分子指責為“城市毛派”，認為他們和共產主義游擊隊“沆瀣一氣陰謀推翻印度政府”。

阿格尼霍爾蒂

2019年，他又推出了《塔什干檔案》。這部電影圍繞著印度第二任總理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的猝死。1966年，因克什米爾問題爆發第二次印巴戰爭后，蘇聯斡旋兩國領導人于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簽署了停戰協議。就在協議簽署后，夏斯特里猝死在酒店里。阿格尼霍爾蒂“自行”鉆研了歷史，認為總理的死亡背后有一個將印度變成外國殖民地和“社會主義國家”的陰謀。

《塔什干檔案》是這位導演“現代印度歷史三部曲”的第一部，第二部便是《克什米爾檔案》。他還計劃未來再拍攝一部《德里檔案》，主題很可能是為1984年發生在德里的印度教徒對錫克教徒的屠殺作某種“再解釋”。

在《克什米爾檔案》中，導演安排了一個年輕人“發現自己身份”的故事：尼赫魯大學的學生克里希納（Krishna）來自一個克什米爾婆羅門家庭。他的父母都去世了。他以為他們是在一場意外中喪生的。在尼大這所擁有社會主義學生組織傳統的名校中，克里希那認識了老師梅農，后者支持克什米爾人的自治和斗爭運動，克里希那一開始追隨了他。但克里希那慢慢通過一些朋友和長輩得知：父母是在1990年前后死于克什米爾的穆斯林武裝分子之手。而朋友們的解釋是，克什米爾的武裝分子對他這樣的婆羅門家庭采取了“種族滅絕”。他最終“醒悟”過來，在校園中和自己的老師決裂。

“克什米爾婆羅門”是穆斯林占多數的克什米爾山谷地區的主要信仰印度教的少數族群。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就是來自一個克什米爾婆羅門家庭。在1990年之前，他們占到以首府斯利那加（Srinagar）為核心的整個山谷地區人口的4%——約12萬人。在那時，盡管克什米爾一直有戰爭，也有本地的獨立運動或加入巴基斯坦運動，但婆羅門和穆斯林之間較為相安無事。隨著1990年代爆發的大規模的武裝起義和暴力襲擊。因應嚴峻的安全形勢，在1990年的2月到3月，超過十萬克什米爾婆羅門都搬出了世代居住的山谷地區。據當時的統計，這段時間在沖突中喪生的克什米爾婆羅門至少有32人。

這一故事被印度教右翼演繹為了“克什米爾穆斯林對印度教徒進行種族滅絕”。在1990年之前，國際上對克什米爾的認識主要是印巴沖突。巴基斯坦方面認為印度對印控克什米爾采取了非常高壓的統治，印度軍警為了打擊本地的獨立或加入巴基斯坦的運動而任意逮捕、殺戮。因而一開始，印度對克什米爾的統治在道義上頗為被動。

然而，到了1990年代，歐洲的波黑（在斯雷布雷尼察）和非洲的盧旺達出現了異常殘忍血腥的屠殺事件，“種族滅絕”（genocide）的話語開始重新出現在人們視野中。印度教右翼嗅到了這一術語的威力。以右翼外圍組織在90年代出版的小冊子《在克什米爾印度教徒遭遇的種族滅絕》為代表，印度教民族主義者開始利用克什米爾婆羅門的逃難構建一套“種族滅絕”敘述。

追溯歷史，90年代的克什米爾確實存在著大量的暗殺、襲擊乃至小規模的集體屠殺行為。在這十年中，印控克什米爾山谷地區出現了兩波武裝反抗印度的浪潮。第一波來自克什米爾本地的民族主義者“克什米爾解放陣線”（JKLF），他們襲擊和印度政府合作的本地人；另一波是受到中東和巴基斯坦政治伊斯蘭影響的宗教武裝分子，以圣戰黨（Hizbul Mujahideen）為首，他們對軍警發動大量襲擊，但也和本地民族主義者產生沖突。在十年中，有超過三萬印度軍警和武裝分子喪生。而更多平民死于軍警鎮壓或武裝分子的襲擊。

但歷史研究指出，這些殺戮和暴力，和“種族滅絕”并不是一回事。印度學者蘇曼達·鮑斯（Sumantra Bose）就指出，因為克什米爾婆羅門在本地政府高官中所占的比例要高于他們在普通人口中的比例，所以1990年的暗殺風潮中，不少婆羅門官員成為了受害者（比如1989年判處克什米爾解放陣線前領導人死刑的法官），給人以武裝分子專門針對這一群體的印象。但是，這些暗殺不是根據種族和族群劃定的——本地穆斯林官員才是暗殺受害者中的絕大多數。不過，在農村和郊外，這一時期也出現了針對特定族群的襲擊和殺戮。比如在斯利那加周圍的一次屠殺中，23名克什米爾婆羅門喪生。但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的政府軍警和準軍事部隊也犯下過多次集體殺戮行為。例如在1993年，安全部隊在山谷南部的Bijbehara一次性就殺死了37名支持獨立運動的民眾。另一邊，同年，一些支持克什米爾解放陣線的婆羅門，如左翼知識分子旺楚（Hriday Nath Wanchoo）也被暗殺，坊間懷疑這些暗殺有跨境圣戰武裝或印度安全部門參與其中。

2007年6月26日，克什米爾分離主義政黨查謨克什米爾救世運動 (JKSM) 的積極分子在斯利那加的一次抗議活動中焚燒了強硬派印度教政黨希夫塞納 (Shiv Sena) 主席阿南德·夏爾馬 (Anand Sharma) 的肖像。

右翼傾向于聲稱克什米爾婆羅門已經全部被“種族滅絕”搬出了山谷。但是鮑斯在90年代中期的調查發現，克什米爾山谷地區還有相當數量的婆羅門沒有搬走，很多人還得到了穆斯林鄰居的幫助。而在新千年初，留在本地的婆羅門社群繼續組織著宗教儀式，有時參與者甚至能有上萬人。但盡管如此，婆羅門的出走，對克什米爾的民族主義運動來說，仍然是巨大的污點和失敗。這不僅僅是給了右翼調用“種族屠殺”敘事的機會，以掩蓋系統性的、有政黨背景和國際博弈背景的暴力和殺戮，還使得“克什米爾解放陣線”超過半個世紀所代表的、強調不分族群和宗教信仰的社會主義-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瀕臨破產，將克什米爾的話語權輸給了深受政治伊斯蘭影響的圣戰黨和其他武裝。

在歷史上，聯合國安理會于1948年和1950年通過的兩份決議規定了克什米爾未來是并入印度還是巴基斯坦將由當地的全民投票決定。但超過半個世紀，這些決議的執行幾乎已經變得不可能。與此同時，克什米爾問題在印度越來越不再是當初的地方民族主義問題，而變成了“印度教徒vs穆斯林”的全國身份政治符號。

電影《克什米爾檔案》里對“種族滅絕”的強調，意在繼續生產和擴大這種身份政治。

電影挑動族群暴力

隨著莫迪的印度人民黨政府在2014年上臺，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多項議程都得到了極大的推進。這其中包括了取消克什米爾的自治地位、推動廢除穆斯林民法典，以及在北方邦巴布里清真寺的廢墟上重建印度教的羅摩神廟。2019年，印度政府更是推行“國民身份法”，重點審查非印度教徒和外國難民的國民地位。印度教右翼甚至開始吸納穆斯林成員，比如國民志愿服務團就成立了自己的穆斯林組織“穆斯林國家陣線”（Muslim Rashtriya Manch）。根據耶魯大學學者Felix Pal的研究，一些社會精英和中產階級穆斯林認為印度的印度教化已經不可避免，因而會選擇加入印度教右翼的組織以尋求庇護或更多的社會資源。

可以說，事實上，在莫迪時代的印度，印度教民族主義政治的主導權已經確立，人口過億的穆斯林群體越來越不再是一個世俗主義下的“平等”少數群體，實際上已經接近了“二等公民”。

然而，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政治動員并沒有停下來的意愿，反而繼續擴大對族群政治身份政治的調用。印度媒體《The Wire》前段時間做了一個有趣的調查報道，他們發現《克什米爾檔案》已經變成了印度教右翼群體的一個動員符號。和右翼母體組織“國民志愿服務團”相關的許多群體，都在網上借這部電影發布印度教民族主義信息。

比如，在2020年德里農民抗議中幫助印度政府出場毆打示威者的Deepak Singh Hindu和Vinod Sharma就借助這部電影發聲。Deepak Singh Hindu稱一定要推行統一民法，不然印度教徒就會在人口上面臨清洗。而右翼組織“印度教徒軍”（Hindu Army）的領導人Sushil Tiwari就借著電影的熱度，要求印度教徒采取措施降低穆斯林的生育率（值得一提的是，克什米爾地區的生育率比印度大多數邦都要低）。還有人借助電影宣傳：“如果印度教徒男人都娶穆斯林女性（即將她們“轉化”為印度教徒），我們就可以在未來三代減少他們的人口。”

當地時間2020年12月21日，印度德里農民抗議持續，現場聚集大量農民。

網上還借著電影流行起了各種各樣的短視頻。其中一個主題是在電影院里呼喊口號——“射殺那些背叛國家的人！”（Desh ke gaddaro ko goli maaro saalon ko）。這個口號的起源，是2020年莫迪政府推行公民身份法案的時候，其執政黨印度人民黨的領導人之一Kapil Mishra喊的。而“背叛國家”的污名要更早——2015年，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學生組織在尼赫魯大學與支持克什米爾自治權的左翼學生團體爆發沖突。莫迪和他的政治力量借機將左翼描述為“叛國者”，并從此大力整肅尼赫魯大學的管理和學生組織。

令人擔心的是，隨著《克什米爾檔案》的票房不斷走高，它的敘事在大眾中灌輸的“復仇”心態也越來越強。在印度，常年都有右翼族群和宗教政治引發的流血沖突。2020年2月，北德里的族群沖突事件中，一群印度教暴徒攻擊穆斯林群體，引發械斗，導致至少36名穆斯林和15名印度教徒喪生。隨著《克什米爾檔案》和印度教民族主義鼓動的強烈憤怒情緒，新一輪的族群暴力又在醞釀。

印度教民族主義的黃金年代？

盡管相比寶萊塢歷史上票房最成功的電影《摔跤吧爸爸》，《克什米爾檔案》至今為止的營收還相差十倍，但是放到過去數十年里，這樣一部電影本不會得到如此高的關注。以相同導演2019年的《塔什干檔案》為例，當時的社會普遍認為那是一部爛片，全部都是陰謀論。

而《克什米爾檔案》的成功，意味著經過這幾年的攻略，印度教民族主義政治已經在主流的文化工業中站穩了一席之地。相比前些年的寶萊塢涉克什米爾題材電影，如2014年的《海德爾》（Haider），《克什米爾檔案》將敘事主軸從聲討政治對平民的摧殘轉移到了強調個人和群體的復仇。野心更大的是，它還把印度的左派知識分子拉進來諷刺和踩踏一番。

《海德爾》海報

一些文化觀察家已經發現，近年來寶萊塢電影工業越來越傾向于莫迪政府的宣傳。莫迪的政府在私有化和市場化方面對商業巨頭非常友好，而把持著文化工業的巨頭們則投桃報李地投資了大量符合政府價值觀的影片——描繪邊境沖突、軍方行動和國內反恐。傳統上寶萊塢電影強調族群寬容和互相理解，近年來這樣的國大黨時代世俗主義“主流敘事”也已經越來越少。

而隨著南亞和全球地緣政治的變動，未來的主動權事實上在印度教民族主義者一邊。畢竟，隨著美國的“印太政策”需要，印度在所處的國際環境中有了更多議價的籌碼。美國和西方國家對克什米爾問題已經保持了相當的沉默，以至于被巴基斯坦前總理伊姆蘭·汗氣憤地批評為“雙重標準”。而在未來，這種沉默很可能繼續下去。一個例子是，美國副總統、印度裔的卡瑪拉·哈里斯曾經激烈批評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政治。但在當選后的2021年9月，她出訪印度并和莫迪會面時，已經把論調轉變成了兩國共同“捍衛民主”。另一邊，中東國家，如伊朗或土耳其或沙特對克什米爾的關注和道義支持也在減退。對印度來說，如今的局勢正是將克什米爾“煮成熟飯”的“戰略機遇期”。甚至，在這種形勢下，《克什米爾檔案》所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敘事還正在拓展國際市場。近日，導演阿格尼霍爾蒂表示，電影將打入以色列市場，成為進軍海外的關鍵一步。

這一切所反映的是，隨著莫迪的連續執政，印度不僅在政治上已經整體右轉，在大眾文化乃至歷史敘事上也向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敘事大幅度靠攏。并且這種發展方向幾乎在未來不會變化。隨著政治力量的衰退，支持世俗主義或左翼政治的印度知識界和文化工業也在快速失去他們定義議程、推廣論述的能力。

相比之下，印度的知識界大多仍沉浸在對過去的世俗主義印度共和國的“保衛”之中。他們的論述是，從克什米爾問題到國內少數族群問題，都反映出了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國家“不夠包容”。然而，在右翼那里，問題其實無所謂包容或不包容，而是如何不斷動員社會——通過電影、文化、政治各個角度。最終，他們是要在各個方向上全面改造印度——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以徹底改變1947年獨立以來對“印度”這個國家自身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