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近日印發了《關于促進外資增長若干措施的通知》，指出“要進一步擴大市場準入對外開放范圍”，其中包括“進一步推進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等領域的對外開放”。通知引起了市場的廣泛重視和討論。我們認為，本次文件的重點是要釋放繼續開放市場的信號，同時通過加大引入外資來對沖資本流出。但是，開放市場的著力點未必要選擇金融市場。金融市場應該優先對國內資本開放，并結合金融部門改革推進。

上一輪金融機構大規模引進外資發生在2004年前后，主要集中于銀行部門。當時的國有四大銀行（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曾引入過戰略性投資者，其目的是幫助四大行在剝離不良資產后在香港上市。除了引入資本以充實資本金，上一輪引入境外投資者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即引進國際化的金融技術、業務模式和管理理念，以提升四大金融機構的經營管理效率。

交通銀行是中國第一家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的國有大型股份制商業銀行，其引入匯豐銀行作為戰略投資者，與匯豐銀行就信用卡業務合作、技術支持和協助、許可領域簽署了相關的戰略合作協議。建設銀行于2005年與美國銀行和富登金融建立了戰略合作關系，旨在憑借美國銀行的優勢，特別是在風險管理及個人銀行、產品專業知識、技術及經驗方面的實力，支持和促進建行業務快速發展。

中國銀行于2005年與RBS集團、亞洲金融等多家機構簽訂了多項戰略合作安排，旨在改進包括公司治理、信息技術及人力資源培訓投資銀行等業務的管理。工商銀行則于2006年與高盛集團、安聯集團以及美國運通建立了非排他性的戰略合作關系，力圖改善工商銀行在公司治理、風險管理和銀行業務開發等。

除了銀行業，2000年-2008年，中國也在持續擴大其他金融行業的對外開放。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速度進一步加快。從銀行業來看，中國修訂和頒布了一系列關于銀行業對外開放的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2003年頒布的《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使得外資銀行入股中資銀行擁有法律依據， 200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則保證了銀行業在對外開放時能夠穩定有序推進；從證券業來看，2002年實施的《外資參股證券公司設立規則》，為外資參股中資證券公司打開了大門。而2003年QFII的推出直接加速了外國投資者進入中國資本市場。2006年《外國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戰略投資管理辦法》的實施使得繼銀行業之后，證券業引入一批戰略投資者。

從實際效果來看，QFII投資額度由2003年6月初3.5億美元，增長到2008年底的134.43億美元；從保險業來看，壽險和非壽險的經營領域范圍和業務范圍也是逐步放開。中外合資保險公司由2003年的20家到2008年48家，外資保險公司資產由2004年的413.05億元上升到2008年的1524.9億元，外資壽險公司收入由2004年底的84.3億元上漲到2008年的360.9億元，而外資財險公司收入由2004年底的13.6億元億元上漲到2008年的28.9億元。直接投資方面，2000年外商在中國投資的金融企業數量僅為74家，對中國金融行業直接投資額僅為0.77億美元。到了2008年，外商在華投資的金融企業數量增長到了3977家，直接投資額增長到了5.73億美元。

可以看出，2000年-2008年中國引入外國資本的同時，更強調對管理經驗和技術的合作。得益于此，四大國有銀行的經營效率獲得了極大改觀，機構變得更有效率也更國際化。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其他引入外資的金融機構。因此，金融行業對外開放的最終目的并非單純引入資本以對沖資本外流或者充實資本金，而是要通過資金流動帶動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引入，從根本上提升金融機構的效率。

金融危機后，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一度減慢，但國內金融領域開啟了一輪全新的市場化改革。這場改革以利率市場化為主要標志，各部門放松監管，金融行業實現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繁榮2013年，中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之比首次超過美國，于2015年超過英國。2015年，中美日英四國的金融業增加值占比分別為8.4%、7.2%、4.4%、7.2%，中國已超過另外三國。與此同時，中國金融行業也積累了大量問題，集中體現為金融機構杠桿過高以及資本“脫實向虛”。

為了化解金融行業的風險，中國金融部門正在展開一場針對去杠桿的攻堅戰。一方面，整個金融部門都要主動或被動去杠桿，由此帶來的利潤壓力非常大。現有金融機構若繼續通過引入外部投資者充實資本金的方法來實現開放，很難想象這些股權能夠賣出好價錢。同時，截至2017年7月，中國金融類上市公司通過QFII制度引入的外資比例并不高，繼續發揮QFII渠道遠比另起爐灶要簡單。另一方面，國內金融體系“上至監管、下至交易”都正處于重大變革之中，此時直接打開國門讓國外金融機構進入中國，恐怕這些金融機構也很難適應，免不了叫好不叫座。如果引入的外資并沒能形成真正的直接投資，而是通過其他渠道流入了二級市場參與金融資產（包括）的交易，還會對中國的金融穩定造成沖擊并留下資本外逃的隱患。

從這一點出發，當下中國金融領域的開放宜緩不宜急。與其在金融行業倉促引入境外投資者，倒不如加快開放國內服務業領域的進程。許多重要服務業里仍存在比較明顯的供給不足，如環境、醫療健康、養老等。這些服務業大多與民生直接相關，且多數都是人力資本密集型的中高端服務業。通過放開對這些服務業的管制，不僅可以有效補充公共服務的供給不足，還能有效釋放這些服務業發展帶來的經濟活力。從全局來看，金融開放只是一個環節，不必作為開放的著力點。真正的重點是深化服務業領域的行政改革，放松管制，激發民間資本參與服務業，最終帶動中國經濟的整體轉型。

（作者何帆系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海上絲路研究中心主任。朱鶴系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海上絲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陶宏偉系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海上絲路研究中心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