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一早，特朗普總統在推特發文，譴責邦聯雕像的移除，稱這一行為摧毀了“我們偉大國家的歷史與文化”，由此引發許多問題。其中，問題之一就是“我們”到底包括了誰、包括哪些人。

特朗普先生本人可能并不知道，他進入的論辯命題事實上可回溯到共和政體的初建時期。美利堅民族是應該建立在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上，不論種族、民族和原國籍；還是應該根基于如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的新納粹黨所言的“鮮血與祖國”——這種特朗普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接受的觀點？

特朗普譴責在夏洛茨維爾發生的暴力沖突，但因未點名抨擊“白人至上”而受到廣泛批評

若是說誰創造了“美國本質上是一個白人國家”這種觀念，那既不是特朗普先生，也不是夏洛茨維爾的游行示威者。1790年實施的首部《歸化法》確立了移民如何成為美國公民的指導方針，明確將受理對象限定在“白種”人之中。

那么出生在這個國家的有色人種呢？在南北戰爭前，公民身份主要由各州自行確定。一些州將出生在本州內的黑人確定為公民，但許多州并沒有這么做。就國家法律而言，這一問題由1857年最高法院在臭名昭著的“斯科特案”的判決中作出裁決，首席大法官羅杰·B·坦尼（他在巴爾的摩的雕像于本周從公開展覽中被移除）寫道：黑人，曾經并將永遠是在美國的異類。

“斯科特案”漫畫

這就是1861年南北戰爭爆發時這片土地上所遵循的法律，它是南部邦聯的象征和試圖保護的傳統。而無論特朗普先生是否有意為之，他都在支持將“我們的歷史和文化”同南部邦聯等同起來。

當然，許多美國人反對美利堅民族基于種族的定義。在他們中最重要的是廢奴主義者，他們提出了一種可供選擇的定義方式，無論對男性還是女性，對黑人還是白人都適用，這就是今天為人所熟知的與生俱來的公民權。他們堅稱，任何出生在美國的人都是美國公民，且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應該一律平等。廢奴主義者不僅支持奴隸制的廢除，而且支持吸納重獲自由的人們作為平等的一員進入美國社會。

在內戰后的重建時期，平等主義主張被首次寫入我們的憲法和法律。但是南方各州多種族民主觀的出現激發了恐怖主義的反對浪潮，這些浪潮由三K黨和血族團體領導（Ku Klux Klan and Kindred groups ），也就是三K黨徒（Klansmen ）和在夏洛茨維爾游行示威的新納粹黨的前身。重建時期的政府被一個個推翻，而在下一時代，白人至上主義又一次掌控了南方。

芝加哥民眾為夏洛茨維爾暴力事件的受害者舉行紀念活動

當特朗普先生察覺到紀念邦聯領導人的雕像，是“我們”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后，他向那段黑暗時期致敬。如同所有的紀念碑，這些雕像所喚起的歷史時代感遠早于其落成的年代。修建邦聯紀念碑的狂潮始于19世紀90年代，因為在那時，南部邦聯正逐漸被理想化為所謂的“失敗的大業”，并且南方政治緊固在種族隔離的狀態之中。到了20世紀20年代，剝奪黑人的公民權、對其實行種族隔離和處以私刑的情況更是達到了頂峰。這些雕像是此種族主義及美國排他性定義之合法性的一部分。

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Carl Becker）寫道，歷史是現在對于過去的選擇性記憶。歷史紀念碑（不考慮其他事項）是權力的象征——指示著誰有權選擇歷史，以及歷史如何在公共場所中被記憶。

如果這僅僅是文化遺產的問題，那為什么沒有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副將（李將軍重要的副將之一）的雕像？不是因為他的將才不足，事實上，他還警告李不要進行致使葛底斯堡戰役落敗的皮克特沖鋒。朗斯特里特獲罪是在內戰后：他贊同黑人男性享有選舉權，以及指揮新奧爾良的都市警察，這些都市警察在1874年與試圖掌控國家政府的白人至上主義者進行過武裝敵對斗爭。朗斯特里特不是白人至上主義的象征，因此，他幾乎完全沒有資格成為那些長期控制南方公共記憶的人的紀念對象。

白人至上主義者舉起“南部邦聯”旗幟在李將軍的銅像前集合

正如所有歷史學家所知，在公眾理解歷史的過程中，遺忘與銘記起著同樣關鍵的作用。邦聯雕像不僅僅是紀念“我們的”歷史，正如總統宣稱的那樣，它們只尊重我們過去的一部分事實。在前奴隸州，哪里有雕像是為了向包括400萬奴隸的南部大多數平民（他們站在合眾國，而非南部邦聯這一邊）致敬的？哪里有為了奴隸制受害者而建的紀念碑？亦或是為了那些在重建期間，職位從美國參議員調到基層法院法官、再到教育局官員的數以百計的黑人議員而建的紀念碑？從歷史認知中排除黑人，已經成為了硬幣的另一面，而由此達到美化南部邦聯的目的。

自斯科特判決案起，在種族平等問題上，我們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但我們的公共紀念碑建設還沒有跟上進度。夏洛茨維爾引發的辯論是對“誰是美國人”進行的一次有益的重新審視，而“我們的”歷史與文化，則要遠比總統所認識到的復雜多樣、包羅萬象。

（本文原載于《紐約時報》，由微信公眾號“雅理讀書”編輯小銘、Fiona翻譯，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