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明清之際的褚人穫在中國小說史上，絕對不是泛泛之輩，通俗小說史里有他的地位，他的《隋唐演義》是流傳最廣的隋唐講史作品；文言小說史里他也享有盛名，其《堅瓠集》是清初重要的文言小說集，卻也得以令人一窺當年的各種“地圖炮”……

《隋唐演義》的作者

褚人穫（約1635-1719年），字稼軒、學稼，號石農，別號“長洲后進沒世農夫”，亦稱“鶴市石農”等。褚人穫其人出生在南直隸蘇州府長洲縣，長洲與吳兩縣都是明清時期有“人文淵藪”之稱的蘇州府附郭縣，歷史上長洲之地也屬吳縣，在唐時才分置長洲縣，一直沿至明清， 1912年后又皆并入吳縣，至于今天則并入了蘇州市區。因此褚人穫與明末清初的著名蘇州才子金圣嘆實際又是老鄉，也基本上算是同時代人（只不過金圣嘆因“哭廟案”冤死）。

褚人穫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家庭，其祖父輩都是讀書人，他的父親是一個老秀才，家學淵源相當深厚，“一門之內，少長皆有文端雅之士”。至于褚人穫，父親為之取名“獲”，有樹人之意。他從小“博聞強記”、“湛于經術”、“才情博達”，而且性格頗為豪放。乾隆年間《長洲縣志》載：《褚人穫》慷慨好施與，嘗挾三百金從城南暮歸，憩井亭。有夫婦對泣，詢為官私責所迫，將鬻妻以償。人穫傾橐與之，不足，復家取百金以滿其數。晚歲檢視，明鄉里貸券數百紙，盡焚之”。以此觀之，褚人穫一出手即“三百金”，數百張貸券一并焚之，倒是頗有戰國時期馮驩（又作馮諼，孟嘗君門客）之風。

不過他在當時讀書人的正途（科舉）上卻始終不順。清初文人，“浙江三毛”之中的毛際可（1633-1708年），就感嘆褚人穫“先生負雋才，歷落不偶”——畢竟毛際可自己是順治十五年進士，而只小了二歲的褚人穫卻啥也不是。褚人穫本人也在一次次落第后變得意冷心灰，大約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前不久，他修筑了一座草堂，以“四雪”為草堂之名。從此他便過著以“書卷為益友，毛穎為健友，眼鏡為朋友，草花為趣友。莫逆于心，無時不接也”的生活，追求“與二三知己，晨集清談，焚香煮茗，或博或奕”這樣清風明月式的閑居之樂。年過半百以后，褚人穫悔恨年輕時把大部份光陰花在科舉上，而終至碌碌無為；到臨老，才決定轉入著書立說，希望通過這條路來為自己立名。

他在晚年開始撰著《隋唐演義》，并以“四雪草堂”的名義出版。當然，隋唐之際的民間傳說由來已久，當時也已經出現了好幾種作品，因此褚人穫的《隋唐演義》可以說是一部 “綴集成帙”的作品，有人統計在《隋唐演義》前六十六回中，共有35回襲用《隋史遺文》，占總數的53. 03%；有10回襲用《隋煬帝艷史》，占15. 15%；另有7回，則由二書的相關內容聯綴而成，占10.6%，真正屬于褚人穫新增的只占了五分之一強。但這本“復制+黏貼”的《隋唐演義》偏偏成為隋唐系列小說中影響最大的一部。其書后來居上之后，前代粗劣之作自然被取而代之，即使有傳本存世，也極少流傳。唯有《隋唐演義》流布至今，一直盛行不衰，而且影響所及，又產生了一批續書。

欲罷不能《堅瓠集》

相比幾近婦孺皆知的《隋唐演義》，褚人穫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堅瓠集》的知名度就小得多，想來書名過于生僻，亦是一個重要原因。

《堅瓠集》究竟緣何而命名？歷來都有多種解讀。瓠，形聲，字從瓜，從夸，夸亦聲。“夸”意為“虛空”。“瓜”與“夸”聯合起來表示“虛空之瓜”，即短頸大腹的老熟葫蘆。至于合“堅瓠”二字的本意，是堅硬如石、沒有空心的葫蘆。清人李炳曾經在引用俗語“中流失船，一瓠千金”后敘述他的看法，“夫瓠，腰舟也，佩服之以濟川涉險，保無顛覆沒溺之患”，故“挾腰舟以行其道”。《堅瓠集》“以詼諧醒世”即是這一思想的實踐。而毛際可則認為《堅瓠集》“大旨主于維風教，示勸懲”。至于書名出處則在《莊子·逍遙游》中的“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無論如何，如此晦澀不明的書名恐怕也是那個時代的文人不得不在文字上處處留心的無奈之處，畢竟日后的“大清第一才子”紀曉嵐，也只能搪塞“世間的道理與事情，都在古人的書中說盡，現在如再著述，仍然超不過古人的范圍，又何必再多著述”，直到晚年才寫了一部《閱微草堂筆記》以自娛了。

與《閱微草堂筆記》類似，《堅瓠集》也是一部文言筆記小說。文言小說篇幅短小，內容精華，其“小”只是就內容而言。《堅瓠集》的大部分作品是用三言兩語講述一個故事，最后用一首詩詞或幾句格言點明主題，“雖屬小言，而雜而不越。纖而不詭，筆歌墨舞。事足以垂鑒，語足以解頤，宜其引人入勝，令觀之者應接不暇也。”這部書可以說是一炮而紅，康熙朝翰林院侍讀學士孫致彌就認為《堅瓠集》可與先賢所作相比，“信古傳述”、“微言大義”堪比司馬遷《史記》之功，“詞旨雅馴”兼有劉義慶《世說新語》之長。

褚人穫最初把文稿交給別的書坊主刻印。出乎意料的是，由于《堅瓠集》面向讀者，又貼近大家的生活，“洛陽為之紙貴，不脛而走天下”，所以“索者日至”，“因之一刻再刻”，不得不交給多家書坊同時刻印；最后出現了“問繼刻者甚殷，又從而續焉，續之未已又從而廣焉”的局面。結果，《堅瓠集》首集成于 1690 年，即褚人穫年已56歲時。由于太受歡迎，令褚人穫欲罷不能，幾乎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出版續集，至 1703年余集編成，共15集，66卷。其中正集有十集（指甲集、乙集、丁集、戊集、己集、庚集、辛集、壬集與癸集），各四卷；續集四卷；廣集、補集、秘集各六卷；余集四卷。每卷最多79篇，最少54篇，多數61篇。

各省地諱

《堅瓠集》內容豐富，涉及歷代典制、風俗民情、神鬼怪異、名人事跡、歷史掌故,乃至讀書心得、詩文評論，尤以明清兩代的瑣聞遺事為主，“方言諺語，謔談軼事，無不登載，以資賞識”。

其中就有出之《堅瓠集》第二集，吃瓜群眾喜聞樂見的“各省地諱”。所謂“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神州大地幅員遼闊，一方水土一方人。不同的地域便呈現出不同的精神風貌和性格特征，以致“各省皆有地諱”。在褚人穫筆下，明清之際五湖四海都有自己的綽號，譬如畿輔（北京附近）曰“響馬（強盜）”；陜西則叫“豹”，這其實是當時甘肅地區（時屬陜西）人的說法，“甘州人……謂陜以東人曰豹子”；山東曰“胯”，即“侉（子）”，指口音與本地不同的人，這個說法直到現代仍在安徽、江蘇兩省北部江淮官話與中原官話交界地區沿用。至于其他幾個，“河南曰驢，江南曰水蟹，浙及徽州曰鹽豆，江西曰臘雞，四川曰鼠，湖廣曰干魚，兩廣曰蛇”等等，讓讀者感覺看上去是進了菜市場。

其中有一些“地圖炮”是有出處的。比如“臘雞”的說法來自元代。當時南人在大都（今北京）跑關系求官，常以南方土產臘雞作為禮物送人，后來這“臘雞”便成了大都人口中南方人的渾號。不過，在元代南方各省人都被稱作“臘雞”，到了明代，就只有江西人獨占這個綽號了。浙江人和鄰近的皖南徽州人被稱為“鹽豆”則是用鹽豆下飯，諷人節儉吝省。至于“四川曰老鼠”的理由就更加無厘頭了，四川稱為“蜀”，而“蜀”、“鼠”音近。另一些諢號則是連這樣的諧音也找不到，如“福建曰癩”，實在有點匪夷所思，就像褚人穫所說的，“莫知所始如”。

偏偏明朝官場的士大夫，對此種“地圖炮”不以為忤，反而熱衷于“各以諱相嘲”。比如成化年間（公元1465-公元1487年），陜西人楊鼎與福建人林聰坐在一起聊天。林聰說，“胡兒十歲能窺豹，以楊多須而年少”，嘲笑楊鼎這個“豹子”；楊鼎當即懟曰：“癩子三年不似人”。泌陽籍（今屬河南駐馬店）的大學士焦芳路過政見與之不合的李東陽（號西涯）宅邸，看到房檐下正曬著干魚，便揶揄“曉日斜穿學士頭”。按說李東陽其實出生在直隸順天府，但焦芳這句話原是針對他的祖籍（湖廣長沙府茶陵）而言，李東陽自然聽出來者不善，這位大才子也不示弱，回答：“秋風正灌先生耳”——這是因為當時有諺語說是“秋風灌驢耳”。兩位朝廷高官一來一去，真算得上是罵人不見臟字了。到了嘉靖年間（1522-1566年），權相嚴嵩（江西分宜人）有一次做壽，想攀老鄉關系的江西士紳紛紛前來致賀。嚴嵩身材高大，站著接受諸紳“俯身趨謁”，結果引來高中玄“旁晲而笑”。嚴嵩問其原因，高中玄回答，突然想到了唐代韓愈的詩，“大雞（指江西人嚴嵩）昂然來，小雞（指江西眾官紳）竦而待”。話音剛落，在場眾人哄堂大笑。見微知著，以此可見，《堅瓠集》正是這樣一部俗語與趣味并生，人物言語詼諧有趣，生活諧趣和諷刺意味共存，足以致樂的出色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