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并文 | 格溫

編輯 | 林子堯

張博凡是剛剛從哥倫比亞大學創意制片項目畢業的碩士生，也是一位工作在中美兩國的制片人。赴紐短短三年，她成為了英國電影和電視藝術學院BAFTA Newcomers 項目入選制片人，也成為了Katharina Otto-Bernstein電影基金和GiGadgets創意基金獲得者。她制片的長紀錄片《盲弈》入圍美國最大紀錄片節DOC NYC國際競賽單元；長劇情片《破卵》入圍第14屆FIRST青年電影展創投會、第10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創投會。現在，她在尋求一種跨越中美的電影事業。

以下是青年電影人張博凡的口述：

疫情之前的紐約

我在2018年夏末，8月份到達紐約。剛來時，從肯尼迪機場打車到哥倫比亞大學，一路上高樓大廈越來越多，紐約給我的第一印象其實像是一個放大版的、更加現代版的香港。開始融入本地生活以后，新的印象是這是一個臟臟的國際都市。

張博凡

我是江西贛州人，有時會說自己是“山里面的孩子”，因為贛州山清水秀，有許多好山好水。本科在中國傳媒大學學習影視制片管理時，我參與了一些學生短片制作項目，發現和電影很合得來，就選擇在大三時申請美國的電影制片碩士。紐約其實不是第一選擇——我更想去加州，去美國電影學院。但是面試之后“夢校”發了一封拒信，剛好哥大那邊發來了offer，我就想：好吧，其實去紐約也不錯。

哥倫比亞大學創意制片MFA項目的學制一共是三年。第一年的課程設置很緊張，導演、編劇和制片人這三個方向的學生會在一起上課、完成作業，第二年后才會根據專業分開。導演課每兩個星期就要拍一部自己的短片，需要自己找組員、租學校的器材、自己剪輯，然后在課堂上展示，還有編劇課和教如何和演員合作的導演演員課，都有著巨大的工作量，每個星期不是在寫劇本就是在拍片子，找別人幫自己拍、也幫別人拍，我和同學們可以說是通過拍片子相互認識的。

我的第一部學生作品，是研一第一個學期的期末作業，叫作《回響》（Reverb）。它講的是一個小鋼琴家克服聽障，學習用另一種方式聆聽這個世界的故事。當時我對制片理解還沒有現在那么深刻，學生作業里，制片人是不出錢的，而是導演出錢，也由導演牽頭。那時，我把制片人看作一個服務性的工作，為導演的藝術服務，他需要什么樣的演員，就給他找什么樣的演員；需要什么樣的場地，就跟他一起去四處尋找這樣的場地。一個制片人要從各方面給項目提供支持，也包括給導演提供情緒價值。

導演姜敏圭和我在選角上面上花了很大的心思，我們找遍了紐約，曼哈頓音樂學院、茱莉亞音樂學院，去尋找一位會彈鋼琴的小演奏家，最終有機會和一位非常有天賦的小演員叫Alexa Swinton一起合作。當時這個項目只拍了兩天，一天在布魯克林租了一個Brownstone公寓，第二天借用了校園學生活動中心大樓里的一間鋼琴房，其實是一個非常低預算的劇本。這部片子一開始剪了十分鐘，感覺不是特別理想，便先擱置了下來。

在拍攝一部片子時，也會漸漸加深對紐約這座城市的理解。比如說《郵遞員》（Postman）這部電影，講的是一個郵遞員在派件的過程中發現了一位瀕死的油畫家的故事。在這部作品中，場地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一定要有一個火車緊挨著公寓、然后迅速地從窗子邊飛馳擦過的鏡頭。可是不管我們怎么找，導演都說這不是我想要的，火車一定要和窗戶貼得很緊，能在屋里感受到火車經過時的震動。當時其實也做了二手準備，是一座沒有火車經過、但有漂亮大窗戶的屋子，但我們都想要找到最好的地方，就去谷歌地圖上，一直翻，把地圖放大好幾倍，看有沒有地鐵會緊挨著經過住戶，最后我們鎖定幾個地點，定下來在布魯克林的一個地鐵口，但是那個地方卻并沒有公開租賃的電影拍攝場地。

張博凡在《郵遞員》堪景的休息時間讀劇本

那里有一條整街道的房子都挨著地鐵。我們就一戶戶敲過去，多數都是否定的回答，但是問到一戶時，戶主居然答應了！因為他樓上剛好就是一個油畫工作室，他的妻子就是一位油畫藝術家，他也能理解我們的藝術追求。我們馬上堪景，把劇本的人物從本來的老人改成了一個油畫家，沒有改變他們那邊太多的布景，拿來作為主人公的家和工作室。

《郵遞員》這個電影的場地幾乎都是我們親自上門協商拿到的，包括郵遞員經過的玲瑯滿屋的古董店、門口養著鸚鵡小鳥的雜貨店、有火車在空中穿過的街道書店等等。當時我們在紐約敲了許多扇不同的門，遇到的人形形色色，對我們和拍攝請求有各種不同的態度，比如有一位老人覺得我們的行為很魯莽，認為打擾到了日常生活，一句話都不想跟我們講；有些人會答應，還邀請你去進屋喝茶。打開房門，你可能會看到富麗堂皇的家具，也可能是一個略顯凌亂的油畫工作室，你能看到不同紐約人的生活狀態，都是大異其趣的。

隨著我經手的項目越來越多，我發現最大的難題其實是突發狀況。每一個項目的突發狀況都不一樣，比如說好的演員在要開拍的前一天放鴿子，突然接到電話要租新的大道具、需要重新定交通計劃等，考驗臨場應急能力。第一節專業制片課，老師就交代做制片人預算表格的時候，一定要做一個東西——應急預算，它可能占你項目的6-10%，甚至更多，是永遠都不能省略的。

這也變成了我的一個生活技巧，一定要做二手準備，因為事情永遠不會像你想的那么順利，一定會有意想之外的突發狀況發生。

突發狀況

我是一個容易感受到焦慮的急性子，對自己大大小小的規劃——有細節上規劃，有大方向的規劃，需要整理得非常有條理，一旦計劃趕不上變化、有一點偏差，焦慮就會趕上我。

誰都沒有料到新冠病毒的突然爆發，這可以說是在讀書期間遇到的最大的突發狀況。2020年的3月份，疫情在美國開始爆發。我和一位美國導演合作的一個項目，第二天馬上就要開拍，然而一夜之間，疫情的消息就開始在整個美國、紐約城里蔓延開來，城市里充斥著各種流言蜚語。有一種聲音說，紐約市馬上要封城，出去就進不來了。我們的拍攝場地和紐約市有一段距離，并不在市內，于是很多組員開始恐慌，說我們不去拍了。那個時候，項目的錢都已經預付了出去了一半還多，包括餐食、交通、器材、場地等等，但是還是不得不終止了項目，因為當時沒有人知道新冠病毒的真實情況，美國和學校也沒有明確的拍攝安全指導規則和意見，醫療保險也是不明確的：比如說染上了新冠，應該怎么賠付？如果沒有明確醫保，我們劇組不可能負擔得起高額的治療費。

張博凡生活照

我的其他項目因為疫情，也就直接沒有拍。那半年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做一些老片子的后期，還有一個獨立長紀錄片的后期工作，甚至包括第一部學生作品《回響》，也在疫情期間重新拿起來剪輯。因為疫情很多項目都被截斷了，我就和導演說，要不然我們再把這個東西剪一剪，把后期混響做更精致，然后再投一些電影節試試看，沒想到后來也取得了比較好的結果。

2020年初，紐約視覺藝術學院社會紀錄片專業的浦韞鴻導演找到我，問我愿不愿意去做她第一部長紀錄片《盲弈》的副制片人。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在疫情期間，我們都想要去做更多的項目、不想停下來，同時我也很喜歡浦導，所以當時就決定一起合作。疫情期間的主要壓力還是在她身上，因為那時主要是后期工作，不僅我和她見不了面，她和我們的剪輯指導，一位艾美獎提名的剪輯指導老師，也因為疫情沒法見面，所以一直在遠程和各方面的人溝通。我則負責找一些創投會、入圍，制作宣傳文本和物料，然后尋找資金機會，然后有機會拿到資金，制作電影節的策略，考慮在哪里首映，找一些次級代理，如何把我們的片子賣出去。

最忙的是研二到研三的這段時間，我手上不僅有國內的一個長片項目、紐約的一個長紀錄片項目，還要準備兩個畢設的獎金申請和實習。最忙時是紐約時間和北京時間一起過，因為要跟國內的資方接觸、溝通，他們那邊安排的是北京時間的下午，我經常要凌晨三四點爬起來打一兩個小時電話，然后睡兩個小時，過后做紐約這邊的項目，就必須馬上就換一個時差模式，這樣循環往復大半年。因為疫情，大部分時間都要呆在家里面，物理奔跑的時間會比較少一點，所以身體還算緩得過來。最困難的或許是研二的夏天，因為我性子急，害怕研三來不及找實習，所以很早就開始聯系各種不同的人，但是那段時間的反饋也不太好，整個人就開始焦慮，再加上疫情的影響，經濟和工作上也不是特別理想，這一切給了我重重的一擊，因為這完全是計劃之外的東西。

我一直覺得出門走一走是緩解焦慮的一個很好的方式，因為紐約是個有趣、值得一走的地方。有時會叫上朋友一起，在哈德遜河一帶逛一逛，那里的風景非常漂亮。

之前，我還喜歡自己一個人去逛藝術館和博物館。在哥大的北邊一點，有一座修道院博物館（The Met Cloisters）。那里展出了一個系列的16世紀圍捕獨角獸系列的掛毯，表現了捕殺的殘忍畫面，生命和自然的搏斗展示著原始的力量，這和紐約這個大都市本身是截然不同的，讓觀者從中獲得一刻喘息。

作為一個特別著急的人，平時我不管是坐地鐵、還是走路，都走得特別快。前兩天我和往常一樣在紐約地鐵站里行走，就發現時代廣場轉站的一個地下連接口里面，一個戴著大的假發頭套、穿著粉色宮廷服的女演奏者，正用大提琴演奏著巴赫。我站在那里，頓時感受到整個人放松了下來。地鐵的轉站口匆匆的旅客中間，一個極其悠閑的表演藝術家，一響起琴聲，很多人就停下了腳步。藝術存在于這個空間本身就會給人慰藉，讓人又發現了自己立足的地方。

紐約地鐵里的女演奏者

在研一時拍攝的片子，很多剛好都是疫情時入圍了電影節。其實疫情中的線上電影節，也是一種不同的體驗，主辦方會設計各種小程序，有的比較大的平臺可以讓你進入他們的程序里走一圈，就像一個小游戲：這邊是展映廳，那邊是咖啡區，然后還有休息室，雖然是虛擬的，卻五臟俱全。

2020年FIRST電影節時，我也沒能到場。它是一個比較大的電影節，有創投展示單元，結束后還有酒會，有機會去和志同道合電影人進行交流，也可以看到對方的項目，對青年電影人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交流機會。雖然有點遺憾，但是我也參與了所有前期的準備，包括宣傳物料的設計，參與感是很強的，而且導演高書和編劇呂默很照顧我的感受，經常更新情況，詢問我的意見，雖然整個是線上參與，但是也有很強的參與感。

疫情的那一年一瞬間就過去了，除了和那位美國導演的項目因為資金方面支撐不了重啟，是我唯一一個放棄的項目，其他的在疫情之后都已經陸續開拍，很多現在已經拍完了，有的馬上要拍。

重啟

疫情趨于平穩后，我回到了國內。那時手頭上還在進行兩個偏項目開發類的加州的實習，每個星期至少要讀兩個劇本，大部分是英文的，每個劇本讀完以后要給幾頁文字版的總結和評估（美國行業里叫coverage），上交給上級。我和另一個團隊也賣出了呂默編劇執筆的長片劇本的版權，開始前期籌備、開劇本會和堪景。同一時間，還開始給哥倫比亞大學兩個畢設短片項目整理融資材料、進行前期籌備和遠程制片。

現在，我對自己制片的項目有了一些“主權和主導意識”，也就是主觀的規劃，比如這個時候要做什么事，下一步應該計劃什么，預算規模如何、怎樣組建主創團隊，在選角、選場地的細節問題上，也都給出自己的意見。但我心中有一個想法沒有改變，就是作為一個制片人，選擇了一個合作者、尤其是合作導演，能給到的最大的、對他和對自己的保障，就是那份信任。選擇信任，相信導演的能力、相信自己選擇的劇本，也相信做出的和他要一起完成這部電影的決定，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沒有疫情，其實最早的計劃是畢業以后把紐約和北京都作為我的基地，兩邊同時做好不同的項目。經過了本科四年，北京就像第二個家，有許多好友在這里生活和工作，感情上更親近。紐約，更像一個奮斗的地方。它具有豐富的多面性，第五大道高級時裝店的櫥窗，曼哈頓隨處可見的街頭嘻哈藝術家，永遠在排著長隊的中國城的點心，中國城隔壁就是小意大利，蘇豪區華麗的街角咖啡店，各種文化雜然共存，就像一個縮小版的世界。

現在看來，穿梭在兩國之間是一個比較好的愿景，但是現實的狀況似乎不太可能，不是選擇中國，就是選擇美國，因為現階段隔離就需要一個月，而且來回機票也特別貴。也許需要等三到五年才能知道答案……做電影本來也是看運氣和緣分的一件事。

如果足夠幸運能在電影業立足，我希望成為一個專業的制片人，有能力同時操盤多個項目，融入中國和美國兩邊的本土文化和行業，開發出能夠被市場都接受的電影類型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