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和“右”本用來表述空間方位，現在卻廣泛地用于描述政治立場，且不但西方如此，全球皆然。只是在不同地區，左右的內涵不盡相同。

近年歐洲政治劇烈動蕩，一年之變頂過去十年，“極左”“極右”冒起之余，不少政治家打著“超越左與右”的口號求新求變。如僅拿國內的左右劃分標準、或大家熟悉的美國的左右劃分標準去套歐洲，那么對歐洲巨變時代的政治就會越看越糊涂。

左右這種用法不是一直就有，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才首次出現。1789年8月29日，法國的制憲議會為了點票，大會主席叫支持國王擁有否決權的人（即保皇派）站到右邊，反對國王擁有否決權的人（即改革派）站到左邊。在此之后，左和右就開始代表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場。

通常，右代表保守，支持現體制；左代表進步，反對現體制。隨著時間發展，以左右劃分政治立場的說法傳播到了歐洲和全世界，極左、中左、中間、中右、極右等衍生說法層出不窮。

現在距離法國大革命已兩百多年，歐洲的各種“現體制”不知改變了多少回，何為保守何為進步已經糾纏不清，故左與右的實際所指就非常復雜了。比如說，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支持皇權的算是右，支持資產階級革命的算是左；但到了工人革命的年代，工人階級成為時代弄潮兒，支持工人的才算是左，支持資本家的反而算是右了。再比如，自由主義剛興起之時，是個新鮮的進步事物，因此算是左的，但到它后來成為主流價值觀，便成為右的了。民族主義在用在反剝削、反壓迫、反帝國主義的時候，是非常進步的立場，因此算是左的；但如果用來排外、殖民、侵略，就是右的了。

那么應該如何區分歐洲政治的左右呢？

首先必須先了解歐洲的“政治分野”。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羅坎（Stein Rokkan）在上世紀60年代提出了研究政黨“社會分野”的經典理論，認為西方政黨受到四大社會分野的影響：經濟上，有城市/鄉村、勞工/有產者這兩對關系；文化上，則有中央/地方、宗教/世俗化的分野。換句話說，有的政黨是代表城市利益的，有的是代表農村利益的，這是由于城鄉二分的社會結構所導致的。以此類推。

這些歷史上形成的分野，在今天歐洲的政治生活中仍有非常鮮明的烙印。眾所周知，勞工/有產者這對關系，仍然是我們判斷一個政黨到底是左還是右的首要標準。如果一個政黨自稱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而民眾也確實這么認為，那么這個黨就是個左派的黨。它通常主張管控市場、增加福利。而相應的，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黨就是右派的黨，它通常主張自由市場、削減福利。

幾乎每一個歐洲國家都有一個左派大黨，如法國社會黨、德國社民黨、英國工黨。幾乎每一個歐洲國家也都有一個與上述左派黨相抗衡的右派黨，如法國共和黨、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英國保守黨。在戰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歐洲很多國家都是由這樣的左右兩個大黨輪流執政，甚至聯合執政。上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自由市場、經濟全球化、福利國家等成為歐洲精英的空前共識，左派黨和右派黨之間的政策區別越來越小，導致一些人感嘆“左右趨同”、“左右之分已過時”。

城鄉分野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相較而言已不那么明顯。但實際上歐洲不少國家都有代表農村、農民、農場主利益的政治力量，只是這些政治力量很少單獨組黨，而是與資產階級結成“統一戰線”。歐洲不少右派黨（如羅馬尼亞的國家農民-基督教民主黨、瑞典的溫和黨、芬蘭的芬蘭人黨等等）都有“農民黨”的成分。

至于央地沖突，則仍是歐洲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歐洲，反對中央政府、追求地方自治的政黨比比皆是。加泰羅尼亞、巴斯克、蘇格蘭、弗拉芒等獨立意識較盛的地區，多有這樣的政黨。只是有意思的是，這些政黨在歐洲政治光譜中的定位差別很大。比如，英國的蘇格蘭民族黨被主流媒體定位為“中左”政黨，而意大利的北方聯盟則被定位為“極右”政黨。這或許是因為蘇格蘭民族黨除了追求獨立外，還鐘情于社會民主；而北方聯盟的政綱則像個“大雜燴”。此外，蘇格蘭在英國有“被壓迫”的歷史，而意大利北部是全國最富裕的地區，因此蘇格蘭的獨立事業更顯“進步”。

宗教和世俗化的斗爭在歐洲早已塵埃落定，但余音繚繞。不少歐洲政黨帶有“基督”的前綴，比如德國總理默克爾所在的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這些“基督”黨通常在政治光譜中處于中右的位置，在文化上比較保守，重視家庭。相較而言，左派黨通常支持世俗化，在婦女平權問題上非常積極。

上面分別從勞工/有產者、城市/鄉村、中央/地方、宗教/世俗化這四對關系講了歐洲的政治劃分。這仍是我們理解歐洲左與右的主要出發點。但僅僅如此，仍看不懂歐洲。

從上世紀60年代到現在，歐洲政治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第一個變化是歐洲內部的發展所帶來的，而第二個變化則是歐洲與外部世界互動所帶來的。這兩大變化導致歐洲的左與右更加復雜。

第一，先說內部發展所帶來的變化。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福特制生產模式式微，知識經濟、服務經濟興起，歐洲進入后工業社會。工人運動逐漸走向低潮，“知識工人”、“中產精英”大量出現。這導致階級分野重要性不斷下降。民眾不再像過去那樣“死忠”于某個黨，不少民眾甚至連票都懶得去投了。所謂“民主空心化”，形容的正是這種現象。

與此同時，隨著社會富裕程度的提高，民眾不再像過去那樣重視物質上的成功，而是開始追求后物質主義價值，比如說“個人認同”、“人生意義”。這導致一些新的認同議題政治化。同性戀、氣候變化、動物福利、對外人道主義干涉等問題，過去不是民眾關心的問題，但現在卻成為政治博弈的焦點。支持環境保護的各種“綠黨”在歐洲遍地開花，正是這種情況的寫照。人們把這種新的政治現象稱為“認同政治”。這樣一來，歐洲的文化分野更為豐富，不再局限于央地關系和宗教了。

認同問題上的立場如何判斷左右呢？比如，支持同性戀，算左還是右？歐洲通行的標準是，如果在認同問題上的態度是開放、包容、多元的，那么就被視為進步，歸為左派。因此支持同性戀、支持環境保護、支持盜版，屬于左的立場。相反，如果在認同問題上的態度是封閉、等級、排他的，那么就被視為保守，歸為右派。所以反移民的政黨通常被稱為極右黨。用學術語言就是，自由意志論論者，是左派；威權主義者，是右派。

歐洲的左右之分于是更加復雜了。因為任何一個政黨，如果想成氣候，都要在經濟和認同問題上拿出自己的立場。但在經濟問題上偏右的黨，在認同問題上不一定偏右——歐洲大部分中右大黨都支持環境保護就是個例子，反之亦然。此外，認同問題的立場往往是“因地制宜”、“一事一議”的，這導致很多黨在認同問題上的立場難以定義。比如，大部分反移民政黨是支持婦女權益的，也不敵視同性戀。

第二，再說歐洲與外部世界互動所導致的變化。

上世紀70年代以來，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歐洲一體化和全球化大踏步前進。激烈的全球經濟、文化、政治競爭造就了新的贏家和輸家。跨國大資本家、職業經理人、高級知識分子是贏家，而被全球化不斷拉低工資的藍領工人、產品在本地銷售的小手工業者和小農場主則是輸家。這還僅僅是經濟意義上的。文化意義上也有贏家和輸家。那些享受到了“文化多元主義”、“全球主義”樂趣的人，是贏家，反之是輸家。這些新的贏家和輸家必然會成為政治勢力。這等于在歐洲政治中制造了新的分野。

但問題是，經濟上的贏家未必是文化上的贏家。當前歐洲極右黨的領導人、戰略家、支持者中，不乏“有錢有文化”的人。在經濟上支持融合、在文化上支持隔離的極右黨比比皆是，比如“英國獨立黨”、“奧地利自由黨”。相反，經濟上的輸家未必不是文化上的贏家。比如說，一些流浪藝人、自由作家、移民、甚至女權主義者，希望在經濟上加大福利，但是不希望在文化上限制全球化。如果我們把是否支持全球化作為一個新的政治分野，也就是說把主張“隔離”的人視為保守的“右”的力量，而把主張“融合”的人視為進步的“左”的力量的話，那么我們就會發現，這個“左”和“右”幾乎無從準確表述，而只能把舊的“左”“右”弄得更加面目模糊。

歐洲“左”與“右”的層層含義，就有如歐洲多年來斗爭和成長所留下的一圈又一圈的“年輪”。這些年輪提醒著我們，歐洲，作為一片已經帶領人類在現代世界中闖蕩了幾百年的大陸，其政治所能達到的精微深邃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