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文杰先生是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長，也是敦煌學的集大成者。在他50多年的敦煌生涯中，創壁畫個人臨摹史之最，并將把敦煌學展示給全世界。盡管有一半時間，段先生是在跌宕起伏中度過的，但是他始終沒有退縮，終促成了敦煌事業的輝煌。2017年8月23日是段文杰先生百年誕辰，“澎湃新聞·藝術版”（www.kxwhcb.com)經“敦煌研究院”授權轉載“百年人生，宗師足跡 ——段文杰先生的敦煌之夢”，以紀念這位敦煌人的敦煌情懷。據悉，“心燈——段文杰先生紀念展”昨天也在敦煌市國際會展中心對外展出。

段文杰先生1917年出生在四川綿陽的一個小鎮上。彼時中國身處多事之秋，“張勛復辟”“護法戰爭”等運動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大地。出生在一個動蕩的大時代，幸與不幸間，以后的路既是命運，也是個人性格使然，想來當時無人能知道，段文杰先生，這位四川小鎮的孩子會成長為敦煌學界的宗師。

在國立藝專上學時留影(1941年)

當1940年時，中國北方剛剛結束中外聞名的“百團大戰”。國立藝專從杭州遷往相對承平的陪都重慶，段文杰先生成為了國立藝專的一名青年學員。

在重慶松林崗國立藝專上學期間留影(1943年)

當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二戰結束后，大家紛紛從西南“還舊都”，重享繁華。當目睹了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極富張力的敦煌壁畫深深吸引了段文杰先生，從國立藝專畢業的他選擇了遠赴萬里之遙敦煌莫高窟。期間，段文杰先生一路上歷經車禍、在蘭州苦苦等待敦煌藝術研究所是否能繼續辦下去的種種波折，終于在1946年到達莫高窟。當他面對大漠黃沙、無水無電、陋屋土炕的艱苦環境時，段先生并不以為苦，反而是初見燦爛輝煌的敦煌壁畫，給他以深深震撼。他在回憶錄《敦煌之夢》寫到自己“像一頭餓牛進了菜園子，先在精神上飽餐了一頓”，他認為大千先生停留的時間短了，決定讓自己長久留下來，來臨摹和研究這座藝術寶庫。從此，“看一看”變成了“守一生”。

抵達敦煌時與國立藝術研究所同事合影(1946年)

從1946年下半年開始，到1951年，段文杰先生就臨摹了各洞窟不同時期的壁畫340多幅，面積達140多平方米。這一成績在敦煌莫高窟個人臨摹史上創下了第一。困苦最易消磨人的情懷，但比起困苦，一成不變的日子更能消磨人的熱情，可段先生一任時光變幻，踐行著自己對莫高窟的鐘愛之心，大信！

1950年在莫高窟

1950年，中國大地終于告別動蕩，迎來了和平和希望。當年，段文杰先生出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美術組組長，1950到1952年間代理敦煌文物研究所長。據老一輩“莫高窟人”關友惠先生一文《敦煌壁畫臨摹研究工作的奠基人》中回憶，“1952年到1957、58年，是段文杰先生敦煌藝術生涯的豐收期，是他臨摹的高峰期，從作品也可以看出來。1955年，段先生臨摹的130窟都督夫人、158 的各國王子舉哀圖，都是很好的。1956、57年他主要精力在榆林窟，臨摹了榆林窟第25窟西方凈土變，還有第2窟的說法圖?，F在，我們已經看不到有什么人的線條能達到段先生的程度，段先生這些臨品是敦煌壁畫中一流的代表作，而且都是通壁巨幅之作，這些畫的線條很精細，也有粗勁的?！?/p>

對莫高窟第130窟殘損“都督夫人禮佛圖”進行復原臨摹(1955年)

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志愿軍總部官兵在司令員楊勇上將、政委王平上將等率領下啟程返國，志愿軍總部公報：志愿軍已全部撤離朝鮮。這時古老的中國，國際地位空前提高，但是國內卻已經開始彌漫起迷霧，這場迷霧也籠罩在敦煌：段文杰出色的工作，沒有得到認可，反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撤消一切職務和副研究員職稱。這種情況下，段先生仍堅持敦煌藝術的研究工作，白天臨摹壁畫，晚上還要參加勞動，大煉鋼鐵。他這時候完成了第217窟的西方凈土變的臨摹。到1959年，臨摹159窟文殊菩薩，這是為參加國家博物館舉辦的慶祝國慶十周年畫展而準備的，“畫的非常精致，非常細膩。”同為敦煌藝術大家的關友惠先生在回憶中如是評價。

寫工作計劃(1956年)

藝術上段先生始終筆墨不息，但是生活中卻截然相反，孫儒僩先生的記憶中：“從58年到59年，段先生和其他的幾個右派整天都在勞動，農業勞動是最輕松的，57年幾個人安排去石窟加固工程搬大石頭，平時就每天清潔廁所，冬天廁所的糞便結冰，還得用鐵鍬甚至鋼釬清理。一直到1963年，省上派來了工作組進行調查，對段先生的問題作平反處理，恢復職務和工資。”也許是敦煌莫高窟作為佛教寶庫的原因，無情的歲月中，常年臨摹宗教壁畫的段文杰先生，在經過第一年的精神折磨后，反而更為靜定。正是這份靜定，讓他渡過一劫又一劫，因為更大的苦難、更殘酷的精神摧殘還在后面。

1963年，隨著全國的氛圍稍稍緩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各方面的工作大有起色。但僅時隔2年，1966年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段先生和一批“老運動員”，又陷入了政治爭斗的漩渦。而到了1969年，段先生的遭遇更為糟糕，在所謂清理階級隊伍期間，他和另一些老職工都被“清理”出所鐘愛的莫高窟。無奈中，段先生偕同老伴下到敦煌農村，當了幾年農民，墊圈、喂豬，什么農活都干過。

身處時下，很難想象當年的嚴寒之冷酷。遙想段先生在青年時代于重慶國立藝專求學五年，受教于當世藝術大家呂鳳子、陳之佛、傅抱石、李可染、黎雄才、潘天壽、林鳳眠等人。段先生大有前程卻選擇來到戈壁黃沙間，稍大一點的城市酒泉都距敦煌近400公里。當他一心為求敦煌藝術真髓，時運不濟退求不失初心時，竟不得！

1970年，段文杰先生攜妻下放到敦煌郭家堡敦灣大隊勞動。沒曾想，段先生在農村勞動，不但與鄉鄰相處和睦，還自給自足。段先生自己回憶錄中描述這段時光時，寫到“敦煌魅力入夢來”！農閑之余，他在田間地頭思考敦煌石窟藝術的源與流、敦煌壁畫的歷史與藝術價值、敦煌藝術的美學問題等。在莫高窟，段先生的藝術實踐常人難比，離開莫高窟，卻在不斷思考研究，為以后成為敦煌藝術理論大家打下基礎。人杰，不一定天生優秀，大多數是念念不忘而終生侍一事，段先生的藝術與學術經歷是為一例。

1972年秋，經過敦煌文物研究所新任革委會主任的再三邀請，段文杰先生回到了莫高窟并開始了正常工作。而在段文杰先生的回憶錄中，他詳詳細細記載了自己種種內心變化，竟無一字提及“恨”，也無一字述說他人之過。如果說，段先生用一生的時間詮釋了他對莫高窟的大情懷，那這部回憶錄則讓人看到先生的廣闊胸懷！

與關友惠、孫國璋等考察新疆石窟(1975年)

從1972年到1980年，是敦煌石窟重回公眾視野，敦煌學在國際學術界重煥光華的孕育期，如1977年時段先生為甘肅省歌舞團創作舞劇《絲路花雨》提供學術指導，主持編撰《敦煌彩塑》畫冊，撰寫《敦煌彩塑藝術》。學術上則開始動員老一輩“莫高窟人”將多年潛心研究的成果整理，1979年時為《蘭州大學學報》組織敦煌學研究專號，1980年參加由中國文物出版社和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中國石窟·敦煌窟莫高窟》五卷本的編撰工作。

為鄧小平同志講解石窟(1981年8月)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審議和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國家開始走向大治。同年鄧小平同志參觀石窟，段文杰先生向鄧小平同志匯報研究所的工作和生活情況，在鄧小平同志關心下，國家給研究所批撥300萬元用于改善工作和生活條件。段先生制定了“十年規劃”，積極倡導試辦學術刊物《敦煌研究》，并為該刊試刊第一期撰寫《敦煌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代發刊詞》、《試論敦煌壁畫的傳神藝術》。敦煌學研究在積蓄多年后，終于隨著時代的前進開始綻放異彩。

在日本舉辦的《中國敦煌壁畫展》上為日本觀眾講解壁畫(1982年)

1982年，段文杰先生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時年65歲的段文杰先生本應含飴弄孫，卻又將所有精力奉獻給了莫高窟。他策劃組織敦煌文物研究所編、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敦煌研究文集》，還身先士卒撰寫了文集前言和《十六國、北朝時期的敦煌石窟》、《敦煌壁畫中的衣冠服飾》兩篇文章，并在《敦煌研究》試刊第二期發表《略論敦煌壁畫的風格特點和藝術成就》。

出席在法國巴黎自然史博物館舉辦的《中國敦煌壁畫展》展覽開幕式(1983年)

1983年，段先生率“敦煌壁畫展覽代表團”赴法國巴黎，在法國自然博物館舉辦了“敦煌藝術摹品展覽”，廣受追捧。而敦煌學界的重要刊物《敦煌研究》也創刊，《敦煌研究》是敦煌研究院主辦的敦煌學專業學術刊物，為雙月刊?！抖鼗脱芯俊妨⒆愣鼗?，面向世界，以世界范圍內的敦煌學發展為宗旨，主要刊發敦煌學各領域以及與敦煌學相關的古代宗教、歷史、藝術等學科的研究論文及敦煌學資料、研究信息等。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在蘭州召開，這標志著中國的敦煌學學者第一次集結交流，為中國敦煌學日后在國際上獨占一席奠定基礎。

段先生和夫人龍時英攜孫兒在洞窟前(1979年)

1984年，當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為敦煌研究院后，段文杰任院長，國家和省委省政府委以重任給此機構，無它：愿這個歷經困苦、依舊癡心堅守的群體，能更好使敦煌莫高窟得以長久保存，研究透徹，弘揚無疆。段先生回憶起龍老師時寫道：“我的妻子龍時英是一位正直善良、敦厚淳樸、自強自立的女性……我從藝專畢業后來到敦煌，長期無法回四川探親。她獨自撫育著幼子，其中艱辛我能想象，但又幫不上她。她調到所里不久就因我受到牽連，不僅沒有享受到生活的安寧，連深愛的工作也因此剝奪了。然而事已至此，我唯有振作精神，化悲痛為力量，努力工作，以成績告慰她的英靈。”之后，段文杰先生連同1983的學術會，主持了1987、1990、1994年在莫高窟舉辦的共四屆敦煌學大型國際學術會議。先生以他在敦煌學研究和組織工作方面的杰出成就，為促進中國敦煌學的長足進步，為改變“敦煌在中國，研究在國外”的不利局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在莫高窟與第三任領導班子和職工代表合影(2006年)

作為敦煌壁畫臨摹事業的開拓者和領路人，中國敦煌學研究的領軍學者，敦煌文化藝術研究事業的杰出代表和先驅者之一，段文杰先生更是在弘揚敦煌文化方面不遺余力。而更為重要的是段文杰先生特別愛惜和培養人才，他主持制定了敦煌研究院培養人才的具體辦法。20世紀80年代初，他將《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卷本所得稿酬5萬元人民幣全部用于年輕人的培養，他還積極爭取國際援助，為年輕人創造出國深造學習的機會，派遣60余人赴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美國等國家深造學習，這些專業人員學成歸國后，成為敦煌文物保護、研究工作中的骨干，很多已成為優秀的敦煌學專家和院、所負責人。成為一個行業的佼佼者，被稱為榜樣；而培養了無數代代相繼的榜樣，是為“宗師”！

被日本創價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1993年)

段文杰先生是第六、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還曾擔任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理事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甘肅省對外交流協會名譽會長，甘肅省國際傳播交流協會名譽理事長，甘肅省社科聯副主席，甘肅省美術家協會名譽主席等多種社會職務。1986年被日本東京藝術大學聘為名譽教授，1993年被日本創價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還被臺灣中華佛學研究所授予名譽研究員。曾獲日本東洋哲學研究所學術獎，東京富士美術館最高榮譽獎。

在莫高窟舉行的“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特殊貢獻獎”頒獎典禮上，榮獲“特殊貢獻獎”(2000年)

段文杰先生的卓越貢獻得到了黨和政府的充分肯定，他從1991年開始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1995年被國家人事部和文化部評為“全國文化系統先進工作者”，2000年被文化部和甘肅省人民政府授予“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特殊貢獻獎”，2006年被中國文聯授予“造型藝術創作研究成就獎”，2007年被甘肅省政府、國家文物局授予“敦煌文物和藝術保護研究終身成就獎”。2009年被國家文物局授予“中國文博事業杰出人物”稱號。

重訪敦煌石窟(2006年)

段文杰先生一身熱愛敦煌，矢志不渝，他扎根大漠60多年，為敦煌文化遺產保護、研究和弘揚事業的開拓與發展奉獻了畢生的心血和精力。晚年離開敦煌研究院領導崗位后，直到2011年元月21日去世前，仍然念念不忘敦煌文物事業，多次囑咐繼任者和同事們進一步把敦煌石窟保護好，研究透，傳播開。展現了一位學者對中華民族優秀文化藝術遺產高度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他的一生是熱愛祖國、熱愛甘肅、熱愛敦煌、熱愛藝術的一生，是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無怨無悔的一生，是創新開拓，勇于進取，不斷發展的一生。段文杰先生是敦煌學的一代宗師，他的為人為學都是當代學人的典范。

（注：本文原標題為“百年人生，宗師足跡 ——段文杰先生的敦煌之夢”，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