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倉庫是1937年淞滬會戰中謝晉元率領的八百壯士英勇作戰的舊址，顯示了中國軍民不屈不撓、抗戰到底的精神，在抗戰史上有著特殊的意義。本文就詳細介紹八百壯士守衛四行倉庫和撤入租界的前因后果。

最后的抵抗據點

四行倉庫是由金城、中南、大陸、鹽業四家銀行共同出資建造的貨物堆棧，因此得名“四行倉庫”。它位于新垃圾橋（今西藏路橋）以西，烏鎮路以東，北臨國慶路，南沿光復路，與公共租界隔蘇州河相望，由設計國際飯店的著名建筑設計師鄔達克設計，建于1931年，是七層鋼筋水泥結構大樓，總建筑面積約2萬平方米，是當時西藏路橋周邊地區最高的建筑。

今天四行倉庫紀念館的大門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在八字橋打響第一槍的88師就將師部設在四行倉庫。88師在閘北先是參加了進攻駐滬日軍上海特別陸戰隊的“十日圍攻”，在日軍援兵大舉登陸之后，又在閘北堅守兩個多月，屢挫日軍，被日軍稱為“可恨之師”。

在閘北巷戰中的日軍，88師就在閘北和日軍苦戰了兩個月

10月26日，大場陷落，戰況急轉直下，戰線中部的中國軍隊有被日軍合圍的危險，被迫于當晚放棄閘北、江灣一線，退守蘇州河南岸。88師直到此時才撤出閘北，經過兩個多月的苦戰，88師的傷亡極其慘重，以后來堅守四行倉庫的524團1營為例，已經在火線上補充過五次兵員，開戰前訓練有素的精兵早已損失殆盡，尤其是第三次補充，原先的524團幾乎完全拼光，所以把剛剛從湖北開來的湖北省保安第5團成建制地補入524團。當時火線補充兵員，對補充來的部隊，只收士兵，軍官則是任其去留。但因為524團的連排干部幾乎全部傷亡，如1營的3個連長就只剩下1連連長陶杏村，所以對保安5團的干部也基本留用。保安5團是新成立的部隊，最新的一批新兵是在1937年7月抗戰爆發之后才入伍的，這些新兵甚至“連槍都沒開過”。

撤退命令剛剛下達，就傳來《九國公約》成員要在11月初召開會議，討論中國對日本侵略的控訴案。因此蔣介石決定在上海市區保留一個陣地，以向世界顯示中國軍隊仍在堅守上海。第三戰區代理司令長官顧祝同根據這一指示，命令88師繼續留在閘北，堅守北站至蘇州河北岸一線陣地，88師師長孫元良在電話里接到這個命令就立即表示反對：“統帥的命令自應遵辦，但請長官考慮，如果我們死一人，敵人也死一人，甚至我們死十人，敵人死一人，我留在閘北就有意義。但我們是孤立在這里，激戰之后，我們的干部傷亡了，聯絡隔絕了，戰斗組織解體，糧彈不濟，而在混亂無指揮的狀況之下被日軍屠殺，那才不值，更不光榮！”

左起：88師參謀長張柏亭、師長孫元良和副師長馮圣法

孫元良考慮到電話里難以講清楚情況，馬上派師參謀長張柏亭上校趕往第三戰區司令部前線指揮部直接向顧祝同當面匯報，提出以1個團的兵力守備一兩個據點作為象征性堅守，得到了顧祝同的同意。張柏亭回到師部，孫元良對留下1個團的兵力仍然感到可惜，最后決定只留下1個加強營冒稱1個團的名義堅守1個據點——師部所在地四行倉庫。之所以選擇四行倉庫，是因為四行倉庫高大堅固，易于防御，又因連日苦戰部隊傷亡很大，補充的新兵比例很高，集中在一個據點更利于控制部隊。而且四行倉庫中糧彈儲備充足，甚至為了防備自來水管被切斷還儲備了大量飲用水，是一個非常理想的守備據點。

隨后孫元良召集團以上軍官會議，在會上說明了留守閘北的任務和情況，262旅524團中校團附謝晉元自告奮勇愿意率領部隊執行這個任務，于是孫元良命令謝晉元率524團1營留守四行倉庫，謝晉元在接受任務后向孫元良表示：“在未達成任務前，決不輕易作犧牲。任務達成之后，決作壯烈犧牲，以報國家！”

524團中校團附謝晉元

此時，524團1營還駐守在閘北北站附近的天通庵地區。26日晚22時接到撤退命令，營長楊瑞符少校無法接受要撤退的現實，還打電話給524團團長韓憲元上校表示不愿撤退。23時，韓憲元接到1營擔負死守四行倉庫的新命令，于是立即打電話要楊營長馬上趕到團部，當面下達了新任務。當楊瑞符營長領受任務再回到營部時，已經是27日零時20分了。此時1營各連都已根據26日22時的撤退命令開始后撤，楊營長急忙派傳令兵分頭去追，自己則在營部等待部隊回來。結果傳令兵只追到第2連以及第1連的第1排與第2排，于是楊瑞符營長只好先率這一個半連到四行倉庫向謝晉元報到。

沒想到27日上午9時許，之前沒聯絡到的1營3連、1連3排和機槍連居然也來到四行倉庫，原來這兩個連在撤退途中遇到團部人員，知道1營的任務已經改變，雖然誰都知道這是一個有去無回的任務，但他們還是毅然趕到四行倉庫報到。就這樣，至27日9時，524團1營共452人全部進入四行倉庫，這也是當時中國軍隊在上海市區的最后一處據點了。

正前往四行倉庫的524團1營官兵

退入租界就是個騙局

524團1營進入四行倉庫后，立即開始備戰。由2個班在旱橋警戒，1連在右翼西藏路占領陣地，2連居中在四行倉庫周邊占領陣地，3連在四行倉庫左翼交通銀行周圍占領陣地，機槍連在四行倉庫屋頂配置2挺重機槍，另外2挺重機槍則分別配屬給1連和3連。

日軍第3師團的前衛部隊從北站出發自東向西搜索前進，剛接近四行倉庫就遭到了1營的猛烈射擊，被打了個措手不及。他們重新展開隊形發起進攻，戰至12時許，被守軍擊退。

堅守四行倉庫的中國軍隊

27日四行倉庫的戰斗雖然規模很小，但意義卻非常重大，表示中國軍隊依然在閘北堅持戰斗。這個消息迅速在租界流傳開來，成千上萬的市民趕到蘇州河南岸，隔河向四行倉庫守軍揮動帽子、毛巾、手帕致意，甚至還將日軍的集結地點、行動等寫在大黑板上通報給守軍。更多的人將守軍急需的物資送往上海市商會，不到一天的時間，捐贈的物資就裝滿了10輛大卡車。謝晉元對外界問及有多少守軍時回答“八百人”，“八百壯士”由此天下聞名。

28日，四行倉庫守軍除了得到大量捐贈物資，還得到了楊惠敏送來的國旗，并于29日凌晨舉行了簡單但不失肅穆的升旗儀式。四行倉庫樓頂飄揚的國旗，是抗戰期間最為經典的一個場景，彰顯了中國軍民不屈的抗戰精神，引起了蘇州河南岸成千上萬觀戰市民的歡呼。

在戰火中飄揚在四行倉庫樓頂的國旗，這一幕成為抗戰中最為經典的場景

29日下午，日軍再度展開進攻，仍被守軍擊退。經過兩天的戰斗，謝晉元看出了日軍的顧忌——本來四行倉庫從軍事上講是一個絕地，根本沒有回旋余地，所以謝晉元最初布署防御時還盡量擴充防御縱深，1連在右3連在左，2連居中圍繞四行倉庫周邊，四行倉庫大樓基本沒部署部隊。但是日軍顧忌流彈落入租界，所以不敢以重炮直接轟擊，只能采取純步兵的強攻，于是謝晉元也審時度勢地改變了部署，將部隊全部收縮回倉庫大樓死守，機槍連全部部署在樓頂，對日軍形成居高臨下之勢。

日軍正在架梯攀爬四行倉庫

30日，日軍出動坦克掩護步兵進攻，被守軍用手榴彈擊毀2輛。日軍還在倉庫墻邊架起梯子攀爬進攻，守軍推倒梯子，并向墻角猛投手榴彈，再次將日軍擊退。束手無策的日軍只能集中火力猛轟四行倉庫，幾乎每秒鐘就落彈一發，墻面也被轟出了不少彈孔，守軍反而利用這些彈孔改建成射孔，日軍一連三天毫無進展。

四行倉庫的戰斗，讓與四行倉庫僅一河之隔的租界當局感到非常棘手，一方面，距四行倉庫僅數十米之遙的西藏路橋南就有煤氣公司巨大的煤氣罐，一旦流彈擊中引起爆炸，后果不堪設想。另一方面，四行倉庫與租界近在咫尺，如果有流彈落到租界，引起擦槍走火的事端，極有可能會演變成國際事件，甚至打破租界與日軍之間微妙的和平關系，因此租界當局希望四行倉庫守軍盡快撤退。同時，日軍也忌憚一水之隔的租界，不敢放手攻擊，在四行倉庫的進攻中顏面盡失，所以也向租界當局施壓，企圖從外交途徑來迫使守軍撤離。于是租界當局首先要求第三戰區命令四行倉庫守軍撤離，并表示允許守軍退入租界，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與此同時，出于對八百壯士的崇敬與同情，許多社會團體和社會名流通過各種渠道呼吁國民政府命令四行守軍撤退，以保全這支英雄部隊。

考慮到“八百壯士”堅守四行倉庫，屢挫日軍兵鋒，極大振奮了中國軍民的抗戰信心，同時也在國際輿論面前展示了中國以弱抗強的不屈意志，出色完成了“爭取時間，喚起友邦同情”的使命，10月31日上午，蔣介石電令88師師長孫元良，命令514團1營于11月1日凌晨2時撤離四行倉庫歸建。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里這樣寫到：“為主帥者，愛惜所部與犧牲所部皆有一定限度。今謝晉元死守閘北一隅，任務與目的已達，故令其為榮譽之撤退，不必再作無謂之犧牲矣！”

此時，88師主力已撤至滬西的北新涇、周家橋、豐田紗廠一線，孤懸敵后的1營如要撤退歸建，只能渡過蘇州河經租界歸隊。由于租界當局有過允許1營通過的承諾，所以孫元良便派副師長馮圣法和參謀長張柏亭與上海市市長俞鴻鈞、淞滬警備司令楊虎一起與租界當局交涉。31日14時，馮、張、俞、楊與公共租界的外國駐軍總司令英軍少將斯摩利特（Smoleet）等租界當局代表會談。

租界方面很爽快地答應了通過英軍警戒線時的行動協調、對封鎖四行倉庫后門的日軍機槍陣地與探照燈的壓制，以及準備通過租界時的交通工具等要求。21時，張柏亭通過電話命令謝晉元率部于當晚撤出四行倉庫。

31日24時，守軍分為兩個梯隊，交替掩護，沖過新垃圾橋進入租界。在堅守四行倉庫和突圍戰斗中，1營共計陣亡14人，傷23人，擊斃日軍至少在100人以上。1營退入租界后，先被帶到中國銀行倉庫。租界當局隨即要求收繳1營武器，謝晉元和全體官兵群情激憤，堅決不同意繳出武器，雙方僵持不下。在漕河涇等候1營歸隊的張柏亭趕到租界，在了解狀況之后，要求謝晉元暫時先交出武器，同時英方也解釋進入租界不許協攜帶武器是慣例，而且他們只是代為“保管”，絕非“繳械”。謝晉元這才命令繳出武器——共計步槍200余支，輕機槍24挺，重機槍4挺，駁殼槍20余支，手槍3支，子彈12萬發，從這個數字來看，1營幾乎是把全部輕重武器都帶出來了。

1營被繳械后，步行前往西藏路跑馬廳休息，當時已是深夜，沿途還是有大批群眾聞訊自發趕來歡迎。1日上午，1營官兵在吃完早餐后由租界當局派車送往星加坡路（今余姚路）膠州路口的意大利兵營，沿途受到上海市民夾道歡迎。但是一進入意大利軍營后，1營就遭到羈押，由萬國商團看守。

乘坐由租界提供的車輛前往意大利軍營的四行守軍

1營退入租界后，日軍立即向租界提出抗議，稱如果租界準許中國軍隊通過，日軍將開進租界追擊。在得知1營被租界羈押之后，蔣介石立即指示上海市市長俞鴻鈞向租界提出抗議，要求讓1營按原協議通過租界歸隊。但之前斯摩利特的談判早就暗藏殺機，斯摩利特只是駐軍司令，只負責軍事行動，對于租界的行政與外交事務并無權限，談判時不但沒有租界當局的正式授權文件，也沒有正式簽署任何書面協議，租界方面從一開始就只是想把1營騙出四行倉庫。

八百壯士退入租界被強行繳械后，便成為了一支真正身陷孤島的孤軍，被租界羈押在星加坡路（今余姚路）膠州路口與膠州公園（今靜安區工人體育場）一墻之隔的空地，自1937年11月1日至1941年12月18日，長達4年又1個月零27天，這塊營地也被稱為“孤軍營”。

被租界當局羈押在孤軍營的八百壯士

從孤軍被租界羈押后，國民政府就全力展開外交努力，但一直沒有奏效。1940年3月汪偽政權成立，多次派人游說謝晉元率部投效，但都被嚴詞拒絕。于是日偽就收買了孤軍中的敗類，于1941年4月24日將謝晉元殺害。

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9日，日軍占領上海公共租界，此時還有約320名孤軍落入日軍之手。日軍先將孤軍遷至寶山月浦機場旁的空置軍營，再于1942年3月將孤軍官兵全部關入南京老虎橋監獄。從1942年5月開始，分六批將孤軍押往不同地方作苦工，最遠的兩批被送到了新不列顛島和新幾內亞島。其間有包括繼謝晉元之后擔任團長的雷雄在內約100人逃脫，回到大后方，還有約100人在做苦工或逃亡中遇難。到1945年8月抗戰勝利時，幸存下來的四行孤軍還有約170人，都受到了從優嘉獎。

“八百壯士”：中國不會亡的象征

雖然八百壯士在四行倉庫守衛總共還不到五天時間，但卻充分展現出中國軍人不屈不撓的精神風貌，極大鼓舞了中國軍民的抗戰信念，成為抗戰中的一面旗幟。根據“八百壯士”的事跡創造的歌曲《歌八百壯士》，在當時廣為流傳，歌詞中反復出現“中國不會亡”，就是將八百壯士看作堅持抗戰、絕不屈服的精神象征。因此，四行倉庫也就成了抗戰圣地。

1985年9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在四行倉庫勒石紀念，文曰：“八百壯士四行倉庫抗日紀念地”，并列為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筑加以保護。

“八百壯士四行倉庫抗日紀念地”石碑

1995年，四行倉庫所屬的百聯集團河岸管理有限公司在大樓內建立一個小型紀念館。2014年，四行倉庫開始進行重建工程，整個紀念園地不僅恢復了四行倉庫大樓的原貌，還按照歷史照片還原了當年彈孔累累的西側山墻，并在山墻下建造了廣場和群雕，2015年8月13日正式建成向公眾開放。如今，這里是上海唯一的戰爭遺址類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同時也是入選第二批國家級抗戰紀念遺址名錄的抗戰紀念場館，在海內外都享有盛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