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導演吳宇森2008年執導的電影《赤壁》的片頭，從迷漫的霧氣中出現一柄生銹的寶劍，伴隨著片頭字幕的播放，鐵銹漸漸消失，直至再次煥然一新。當煙霧散去，我們也被帶回到昔日的歷史時刻。

《赤壁》劇照

對于熟悉歐美電影傳統的觀眾來說，劍與霧的視覺符號營造出來的“中世紀氛圍”不容錯認，比如以亞瑟王傳奇為題材的影片《神劍》（1981）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是，對一件兵器的磨洗與除銹，作為一個凝聚著懷舊情緒的紀念性行為，卻是很有“中國特色”的。我們想到唐代詩人杜牧（803—852）的名作《赤壁》，這首詩就隱含在吳宇森同名電影開端的視覺速記中：

折戟沈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赤壁一戰，周瑜（175—210）借助一陣及時的東風，用火船大敗曹操（155—220）的水軍。二喬姊妹是傳奇性的美人，分別是孫策與周瑜的妻子。六百年后的詩人在赤壁古戰場發現一支折斷的鐵戟，開始想象另一種歷史可能：如果周瑜打敗了，又該會如何呢？大喬小喬會被俘擄，被曹操帶回北方，住進鄴城的銅雀臺。在那里，根據曹操的遺令，他的姬妾伎人在他去世之后都要永遠住在臺上。

詩人磨洗武器，就像出征之前的將士一樣；但他不是要上戰場廝殺，而是為了辨認歷史的遺跡。戰爭與暴力轉化為赤壁之戰的另一種結局以及這一結局所指向的未來，轉化為發生在想象中的喪失與憔悴，轉化為欲望的壓抑。東風是經常和春天聯系在一起的，公元208 年冬天刮起的那陣不合季節的東風標志著歷史的偶然性。東風在詩的最后一句中含蓄地回歸：詩人想象那些被封閉在銅雀臺上的美人，而銅雀臺在曹操死后則逐漸荒蕪于被春風催生的草木。

杜牧的詩，以其具有煽動性的歷史思考，第一次結合了東漢末年由兩個不同空間地點所體現的方面；這兩個地點，就是赤壁和銅雀臺。它們分別代表著一個獨特的傳統。就像這首詩一樣，本書把這兩個傳統帶到一起，展示它們如何互相糾纏，不能分開對待。

建安（196—220）是東漢最后一個皇帝的年號。曹操之子曹丕（187—226）于220年稱帝代漢之后不久，蜀主劉備（161—223）和吳主孫權（182—252）也相繼稱帝。換言之，嚴格地說曹丕建魏才是“三國時代”的正式開始。隨著263年魏滅蜀、265年司馬氏代魏立晉和280 年晉滅吳，三國鼎立的局面逐漸瓦解。不過，在中國的文化想象中，三國時代通常被視為始于東漢末年的群雄四起，特別是以公元3世紀初二十年間魏蜀吳三國政權的形成作為標志。

因此，本書題目中的“建安”與“三國”，在根本上指的是同一個歷史時期，然而，它們喚起的聯想卻截然不同。“建安”令人想到一個文化繁榮的時代：不僅產生了大量的詩賦，而且也出現了多種多樣文體的寫作。在文學史中，建安時代是在上古的《詩經》《楚辭》之后中國古典詩歌的真正源頭，我們也在這時看到了對文學所作的最早的理論性思考。曹操與其子曹丕、曹植（192—232），還有圍繞在他們身邊的文士，在任何中國文學史敘述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相比之下，提到“三國”，人們則會主要想到漢末的軍閥混戰、合縱連衡、運籌決勝與武藝將略。在明清時代，“三國”特別與通俗傳統聯系在一起，以系于羅貫中名下的《三國演義》為中心：這部小說激發了多種多樣的藝術想象，開啟了無數繼作，從戲曲和說唱文學作品，直到現代的電影、電視劇、漫畫、電子游戲、卡牌游戲；此外，也在日本、韓國、越南得到廣泛傳播和改編，使“三國熱”成為一個東亞現象。而時至今日，隨著日本三國電子游戲的流行，吳宇森的影片《赤壁》的全球放映，還有網絡上粉絲們的創作，“三國”已進入到國際視野中。

如此一來，3世紀初期便對于中國文學與文化傳統具有雙重意義：其文字書寫奠定了古典詩歌與文學批評的根基，其人物事件則成為家喻戶曉的傳奇。然而，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整齊的割裂，這一割裂顯示了雅、俗文學傳統的不自然的隔離，也顯示了現代的文學研究領域內部存在的自我強加的隔離。圍繞著這兩個題目，分別有著巨量的學術研究成果，但二者互相接觸的界面卻幾乎無人論及。

本書旨在打破這種人為造成的隔離。它探究這些不同的聯想與關懷千年以來在變動不居的文化語境中的逐漸發展，但它首先討論的，是這些聯想與關懷在其復雜多元的起源中如何密切關聯與交纏，在其后的演變中才慢慢呈現出日益清晰的輪廓。我們將看到，不僅“三國想象”是一個影響深遠的構建，就連“建安”本身也是后來形成的概念。早在3世紀后期，人們就已經帶著懷舊的向往閱讀建安時代的作品了。在后世浪漫化的三國敘述中，建安的意象，以其飲酒宴游、英雄氣概、文采風流和男性情誼，一次又一次地復歸，無論是作為潛文本，還是作為明確的主題。它漸漸地代表了一種失落的豐滿，這豐滿卻從來都只存在于想象之中；它代表了一個已逝的時代，這個時代充滿龍飛鳳舞的傳奇性人物，在他們身上，史實與虛構難解難分。

“建安”被分解成了兩種不同的懷舊：一種是對“文”（文采與文化）而另一種是對“武”（武德與武功）的范式性體現。這到底是如何發生的？這兩種被分解和隔離的懷舊，又如何互相影響與交涉？本書的目的，就是講述這個中國文化史中的故事，這個故事對文學傳統和大眾想象都十分重要。本書的研究對象既包括這個時代的文學創作，也包括以這個時代為題材的文學創作，并由此顯示，對這一時代的想象影響到了對其文本的保存，而這些文本經由整理與編選，又反過來落實了這一時期的文化形象。

本書分為三部。第一部“瘟疫”包括兩個以建安為中心的章節。第一章《瘟疫與詩歌：重新思考建安》追溯“建安時代”本身作為文學建構的創造，標出這一回顧過程中的三個關鍵時刻。第一個時刻，發生在217年的大疫過后不久，身為魏太子的曹丕緬懷和悼念亡友，這個時刻標志了當時都已逝去的“建安七子”的產生。第二個時刻，是詩人謝靈運（385—433）進行的一場口技表演——用曹丕等人的口吻創作組詩《擬魏太子鄴中集》。最后，在梁朝，蕭梁皇子在曹魏宮廷看到了他們自己的理想，“建安”形象終于被固定下來。昭明太子蕭統（501—531）的《文選》是建安文學建構過程中的一座里程碑；然而，《文選》中收錄的建安作品和以建安為題材的作品，強調宴游和友情，壓抑了與這種得到認可的建安形象不相符合的方面。本章最后探討一個被流放到歷史黑暗角落里的、基調也十分陰暗的“建安”。

曹丕

第二章《繞樹三匝：主公、臣僚、群落》繼續討論建安文學，轉向群落話語（the discourse of community），檢視群落建設（community building）的一些重要面向與主題：食物、酒宴、書信與饋贈。關于建安文學的特征，現代學界最普遍的一種說法是“文學集團”的發展；另一常見論調則是“個人自我意識的覺醒”，指建安文學中被視為主觀性甚至個人化的書寫表達。前者主要源于曹丕的“七子”概念，后者則體現了歐洲啟蒙運動和浪漫主義思潮對20世紀初中國文學研究的影響。學界一直視這兩種觀念為不言自明的事實， 但是缺少對這兩種概念的歷史生成和歷史性質的反思，也罕見對其相互矛盾的認知與解決矛盾的嘗試。

在此章，我不用“文學集團”這個比較有問題的概念，而選擇更具有包含性的“群落”（community）模式，希望向讀者顯示，在早期中古時代，自我身份的構建與再現（representation）是關系式的，通過社會同儕之間以及更重要的主臣之間的交往得以實現，同時也是對這些交往的反映。雖然現代人幻想一個封閉自足型的“自我主體”，但自我意識無論在彼時還是此時，都是由一個人的社會關系構成的。這一時期被視為主觀的個人化表達模式也需要在這樣的語境中考量。因此，此章探討東漢帝國分崩離析之際群落的重建，考察書寫，特別是詩歌寫作，在群落重建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在西漢時期，司馬遷的《史記》、劉安的《淮南子》、司馬相如的大賦都是在統一帝國的語境中產生的涵蓋一切的百科全書類作品。進入建安時代，抒情詩歌，特別是地位尚低、可伴隨音樂演唱的五言詩，作為一個有用的文體，從帝國的廢墟中誕生。同時，書信也滿足了建立與維持關系網絡的特殊目的。這一章提出，漢帝國的瓦解及其后的群落重建，是促成當時文學與文化生產的主要動力。

在建安時代，寫作是一個政治性的行為——這里所說的政治性，不是狹隘的政事公務和治國平天下意義上的政治，而是指廣義的政治，也即牽涉到權威與權力的復雜社會關系意義上的政治。這一章也將檢視個人與其所屬的社群之間的語言交易，借以考量個人利益如何與群落利益相互交涉。物質形式上與語言文字形式上的交換既作用于社會關系的經濟，也幫助建構一個流通和人際聯網的系統。這一章最后以討論欲望的語言和男性情誼作結。

本書的第二部“銅雀”和第三部“赤壁”，分別探討兩個空間場所，也即文本地點：銅雀臺和赤壁。銅雀臺是曹操在鄴城修建的高臺，建成后曹操與曹丕、曹植都曾寫賦紀念。但要理解銅雀臺作為文本地點在三國想象中的重要性，我們就必須脫離以北方曹魏政權為中心的建安傳統，而去觀察一個外在于曹魏的視角。第三章《南方視角：“扇的書寫”》提出，最能在文化權威上與曹魏分庭抗禮的東吳，提供了看待曹魏、看待三國動態關系的另一種角度。這在出身東吳望族、也是早期中古詩歌傳統中重要人物的陸機（261—303）、陸云（262—303）兄弟的作品里得到了至為充分的體現。陸氏兄弟既是曹魏文學的熱烈愛好者，也對之進行了徹底的改造。他們的懷舊對創造浪漫化的三國形象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而銅雀臺是這一浪漫形象的關目。

《赤壁》中的曹操

陸機在《吊魏武帝文》的序言中，引用了一段曹操的遺令：曹操在遺令中要求自己的姬妾伎人住在銅雀臺上，每月初一和十五為他的亡靈演奏。被封閉在高臺上的女子繼續為死去的主公表演歌舞，這一意象完美地表現了威權無常的悲哀，在南朝和唐代成為標準的詩歌題材。第四章《臺與瓦：想象一座失落的城池》追溯了銅雀臺詩歌傳統自5世紀以降的演變。11世紀的文化想象從銅雀臺轉向了銅雀臺的提喻式瓦解：號稱來自原始銅雀臺的陶瓦被制成硯臺，在古董市場上賣出昂貴的價錢。這一轉型體現了人們與歷史的關系在發生改變：與銅雀臺詩不同，在銅雀硯詩中，我們看不到任何對歷史人物的同情；在一片強烈的道德義憤中，歷史變成了一件古玩，一件可以被偽造、認證、買賣和擁有的商品。在銅雀從臺到瓦到硯逐漸瓦解的漫長過程中，我們目擊了一部微型文化史：曹操試圖通過建造鄴城和銅雀臺而創造一個模擬并代替漢朝的新政權；南朝的銅雀臺詩是對處于北方“蠻族”統治下活生生的鄴城的執拗否認和對建安傳統的繼承；唐朝一開始還延續著南朝傳統，但后來則表現出豐富多樣的變化；最終，在11 世紀，銅雀硯成為宋代文人文化的最好寫照，而這種文人文化作為“宋”的代表，隱含著與“唐”的對立。

本書第三部只有一章，《修復折戟》。英雄氣概、權術計謀，沒有哪個地名是比“赤壁”更能激發起三國想象的。從公元9世紀的“南方轉型”，到蘇軾（1037—1101）的經典之作以及南宋對蘇軾的回應，到《三國演義》對赤壁之戰的著名描述，最后再回到吳宇森的《赤壁》和2010年的大陸電視劇《三國》，赤壁的形成與歷史語境的變遷不可分離。本書的第一章探討一場大疫過后對建安的回憶與建構——那是一個永遠都處于過去式的詩歌與宴飲的黃金時代；本書的最后一章則向我們顯示，那場歷史性戰役的核心，仍然是詩歌、酒宴、大火與瘟疫。

對群雄角逐的三國世界，歷史和文學再現都沒有給予女性一個顯眼的、充滿活力的角色。本書余論集中于三國想象中被壓抑者的復歸，包括探討一部罕見的由旦角主唱和以女性視角為中心的三國雜劇。但時至今日，三國想象最引人注目的新元素，并不是三國題材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而是女性作為作者的活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年輕女性作者創作的網絡同人小說。3世紀初期的男子社會性同性友愛（male homosocial bonding）被網絡時代的女性寫作群落所取代，但如何通過閱讀和寫作構建群落的問題卻是不變的。今天，在一個被技術、資本和新型社會關系所支配的新世界里，這個問題仍然被繼續討論與探索著。

（本文選摘自《赤壁之戟：建安與三國》，田曉菲著，張元昕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年5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