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治里（Pondicherry）是印度南部孟加拉灣海濱的一座小城，由于過去200多年的法國統治，這里的街道上流淌著濃郁的法式風情。近些年來，本地治里吸引八方游客的原因不外乎兩個：一個是李安導演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故事原型以這里為背景，拍攝也有在此取景；另一個是世界聞名的阿羅頻多靈修院（Aurobindo Ashram），以及靈修院所屬的一個烏托邦社區。

然而，我到訪本地治里的原因卻不是這些，我來，是為了尋找一位“現代玄奘”的足跡。

“現代玄奘”

一直到大約10年前，徐梵澄的名字還不大為人所知。如今，他已經被稱作“最低調的學術大師”、“孤獨的思想者”、“現代玄奘”。他的人生經歷可謂傳奇，武漢中山大學歷史系，上海復旦大學西洋文學系，德國海德堡大學哲學系，魯迅的學生，尼采著作最早的系統翻譯者，印度泰戈爾國際大學教授……這些統統跟他相關。1951年，徐梵澄來到本地治理的“阿羅頻多靈修院”，在這里著書、翻譯、講學，一直到1978年回到中國、進入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前后長達27年。可以說，他把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時光留在了印度，留在了本地治里。

“在這里你要想打聽徐梵澄的名字，可不容易。”阿羅頻多靈修院的工作人員戴維迪普聽完我一路找來的過程，有些神秘地對我說，“他在這里使用的名字是徐琥，他的本名。”

在靈修院的接待室里，戴維迪普向我介紹了徐梵澄在這里居住時的一些生活片段。戴維迪普看上去30歲左右，徐梵澄離開印度回國時，這個濃眉大眼的小伙子恐怕還沒出生。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慮，解釋道，他是從靈修院的檔案里發現了徐梵澄的一些文章和字畫，才開始注意起這個中國人，并著手收集了一些有關徐梵澄的信息。近幾年，偶爾會有一些中港臺的學者前來拜訪，了解徐梵澄在這里的工作生活情況，幾乎每次都是由戴維迪普陪同接待，漸漸成為靈修院里研究徐梵澄的“權威”。

我迫不及待地詢問：“為什么徐梵澄會選擇來到阿羅頻多靈修院？又在這里待了那么多年？”

戴維迪普娓娓道來：“在我看來，大概有這么幾個原因。一是這里開放包容的環境，不同背景、不同國度的人，只要你對阿羅頻多的理念感興趣，靈修院都會收容你；另一個是相比于印度其他地方的貧窮和動亂，本地治理有著相對平靜和富足的生活，靈修院對接收的每一位研究學者，都會配以免費食宿，個人只需購置一些必備的生活用品；再有一個原因，就是徐梵澄在這里遇到了理解他、欣賞他的人，這個人就是我們的院母，大家都稱她‘媽媽’。”

受“媽媽”特別照顧

靈修院的創始人室利·阿羅頻多（Sri Aurobindo）早年參加印度獨立運動，人到中年時幡然醒悟，認為印度的現代化需要從印度教的改革開始。1910年，他放棄政治斗爭，來到本地治里創辦了靈修院，從事印度哲學、神學和瑜伽的研究與寫作，被譽為“印度三圣”之“圣哲”（另外兩位是圣雄甘地和圣詩泰戈爾）。

然而，靈修院在起初的十幾年中并沒有多大發展，直到一位法國女士阿爾法薩（Mirra Alfassa）加入之后，靈修院才得以從宣傳到管理上取得了一個飛躍。阿爾法薩也因她的重大貢獻、以及她在靈修院舉足輕重的地位，被員工們和學生們親切地稱為“媽媽”。1950年阿羅頻多去世后，靈修院的一切工作和研究項目基本上是由“媽媽”主導進行的。在她的領導下，靈修院接受的研究人員、以及他們的研究工作開始不局限于印度教，而是擴展到世界其他宗教和哲學思潮的融合與互動。

徐梵澄正是在“媽媽”的鼓勵下，開始了他在靈修院的研究和講學生活。他開辦了《圣人通義》的講座報告，比較中國人眼里和印度人眼里的圣人；他在這里翻譯了《薄伽梵歌》、《瑜伽論》等印度教和佛教經典著作50余部，為中文世界補上了對印度研究匱乏的一課；他又用英文撰寫了《孔學古徵》等著作，試圖系統地向印度人、向西方人介紹中國儒學和中國文化。

“媽媽”在靈修院為徐梵澄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分給他12間房子，任命他為靈修院國際教育中心華文部主任，又撥款到香港購買中文鉛字，用以印刷徐梵澄自己的著作。戴維迪普對我說：“在‘媽媽’眼里，徐梵澄是一位貫通中、印、西方宗教與哲學的大師，他能夠用印度教的一些理論去解釋中國的儒學著作，讓印度人很容易就能理解。徐多才多藝，中國書法、中國畫無一不精。難怪‘媽媽’對他特別照顧。”

翩然離去

如今，阿羅頻多靈修院在被稱為“法國角”的本地治里舊城區擁有400多套房產，基本上占到了舊城一半的建筑。靈修院的客房以很低的價格接待訪客和進修者，不過，入住需要提早預訂，并需通過嚴格的問答審查程序，以確定住客沒有不良嗜好。我因徐梵澄的原因受到照顧，在戴維迪普的介紹下，住進了面朝大海、沒有wifi的海濱招待所。

徐梵澄的故居距離招待所不足百米，院子里花木蔥蘢，但老房子已經被推倒，新建的高層建筑尚未封頂。戴維迪普帶我敲開旁邊一戶人家的門，這里住著徐梵澄的老鄰居、77歲的瑞士人彼得。彼得回憶說，徐梵澄瘦高的個子，經常帶一頂綠沿的紳士帽，為人有禮，清心寡欲，恬淡知足，卻很少與人打交道。他大部分時間在自己的房間里閱讀、寫作、繪畫，偶爾和鄰居們一起到海里游泳。

彼得說，那天他游完泳，到了平時大家聚談的時間，卻發現徐已經不辭而別了。當被告知徐梵澄回中國去了時，彼得還認為，徐大概去去就回，所以沒有鄭重告別，“他的書籍和生活用品還留在房間里”。誰知，徐梵澄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到過本地治里。

在阿羅頻多靈修院，戴維迪普帶我穿過院子里一眾正在冥想的人們，走進后院一處不對外人開放的圖書館。在一間類似倉庫的房子里，他打開一個上了鎖的書柜，里面塞滿了各種中、英、印文的書籍，還有一些畫卷。“這是徐梵澄留下的，我們以為他會回來取，但他再也沒回來過，這些書只好由靈修院為他保管著。”

“他為什么會選擇那個時候回中國？而不是之前或之后？”我問。

“實際上，徐梵澄曾經至少兩次提出過回國，分別是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但兩次都被‘媽媽’制止了。” 戴維迪普說，“時刻關注國際時局的‘媽媽’認為，徐梵澄回國不會有像靈修院這樣的安靜條件，不會對他的學術研究有幫助。”

“70年代，‘媽媽’去世后，新的負責人不像‘媽媽’那樣器重徐梵澄，那些中文鉛字也被融掉他用了，徐梵澄大概是感到了失落，才下決心離開的吧。”戴維迪普說。

中國和印度

我在孫波先生的《徐梵澄傳》中讀到過徐回國之后的經歷，他經老朋友的介紹進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不收學生，不愛功名，傾心寫作，出版了一系列中國和印度的宗教哲學論著，迎來了其學術生涯的又一個高峰，直到2000年91歲高齡去世，尚有幾本著作沒能完成。

很多人稱他為“現代玄奘”，但我覺得，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已經超越了玄奘。徐梵澄晚年曾對友人說：“印度是個大國，中國也是個大國。印度可以不懂中國，可是，中國不能不懂印度。”

我和戴維迪普談起中印這個話題時，沒想到，他先用反省的口吻說起來：“我們印度人有個不好的心態，印度人一直認為，在中印交往的歷史上，中國一直是來向印度學習的。法顯、玄奘，取經。印度人知道的中國歷史并不多，了解中國文化的人更是少的可憐。”

由于徐梵澄的原因，戴維迪普已經兩次到過中國，他這么說，恐怕是有他直觀的、切身的感觸。他話鋒一轉，“實際上，別說現在中國有很多值得印度學習的地方，即使是古代，中國的茶葉種植，中國絲綢，中國的那些發明，不都是影響到了印度？”

然而，現在中國對印度的了解，又何嘗不是同樣少得可憐呢？幸虧有了徐梵澄，如果說，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中國向印度的輸出大多是物質上的，那么，徐梵澄的工作就顯得格外有意義了。他不僅向中國讀者介紹了大量印度精神哲學方面的理論（他用楚辭體，翻譯了印度人的“圣經”《薄伽梵歌》），也致力于向印度人介紹中國的文化、中國的圣賢、中國的哲學。他用印度教中的“Guru”（導師，上師），來解釋中國圣人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用印度人能夠聽得懂的理論，來解釋中國人的思維。他為中印文化的撞擊和溝通所作出的努力，是雙向的，至少在這一點上，他已經超越了玄奘，超越了古人。

我在靈修院的書柜里發現了全套16冊的《徐梵澄文集》，這是三聯書店于2006年在他去世之后出版的。戴維迪普告訴我，這些書是前兩年中國學者帶來的，留給靈修院，留在徐梵澄曾經生活過的地方。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南亞和東南亞問題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