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國敦煌吐魯番學界熟知的德國學者茨默教授八十壽辰。作為跟從茨默先生讀書問學的晚輩，本人在過去三十年中受教于先生良多。謹草此文，略述師尊的德業成就與國際學術因緣，淺學如我，不敢奢望能測前輩學問之深，不全不確之處，尚望同人學友匡補。謹以區區小文，在萬維網中為先生壽！

茨默教授接受《澎湃新聞·上海書評》專訪時的畫像（蔣立冬繪）

茨默教授在中山大學講學（2014年）

青年茨默的成長期

茨默（Peter Zieme），德國人，1942年4月19日出生于柏林。他的父親是一個商人，家境小康。戰后德國分為東、西兩部，留在了故鄉也就是東柏林的茨默一家，隨著體制的變化，身份由店主變成售貨員。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下，按照當時的政策，出身非無產階級家庭背景的茨默申請就讀大學的過程也頗為艱難，所幸成績優秀、表現良好，他終獲錄取，成為東德第一高校洪堡大學化學系的學生。

大學時代的茨默是一個興趣廣泛的年輕人，對學習各種語言非常著迷，顯露出語言天賦。他在一家夜校（Abendschule）學阿拉伯語，任課教師是當時在洪堡大學讀博士的宗德曼（Werner Sundermann，1935-2012）。老師發現這個學生對語言天賦異稟，學生覺得老師滿腹經綸，兩人一見如故，就此開始了五十年的事業合作與畢生友誼。這是一段“德國東方學雙子星座”的佳話，且待另表。

在宗德曼的建議下，茨默轉了專業，大概是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轉入洪堡大學的伊朗學研究所，當時的主任教授是榮克（Heinrich Junker，1889-1970），他是老派德國學者，做伊朗學，搞印歐研究，思想舊，學問好，是宗德曼的導師。茨默主修伊朗學，但半路出現了一個新的契機：1963年洪堡大學聘請匈牙利學者哈匝伊（Hazai Gy?rgy，1932-2016）加盟，這是一位主攻突厥語方言的中生代學者，成為茨默走上突厥學道路的引路人，兩人也是畢生的摯友。哈匝伊教授在洪堡任教二十年，與茨默合作，以吐魯番文書研究推進了東德東方學研究的國際交往，特別是與日本學界的合作：從1966年開始，以京都大學藤枝晃教授領銜的日本學者團隊先后多次訪問柏林科學院，閱讀吐魯番文書，開展編目合作，邀請東德學者訪日。西德學者從七十年代開始也頻頻訪問位于東柏林中區的吐魯番研究組。

1965年畢業于洪堡大學之后，茨默進入民主德國國家科學院，以吐魯番文書為研究對象攻讀博士學位，1969年獲得博士學位。茨默是一個“大器早成”的研究者，他博士論文完成之時年方二十七歲，論文是一個七百頁的大部頭：Untersuchungen zur Schrift und Sprache der manich?isch-türkischen Turfantexte（《吐魯番出土的以摩尼字母書寫的突厥語文書之文字學與語言學研究》）。以這個年紀戴上博士帽，在國外古典研究領域是偏早的。正常的博士論文寫作周期是“八年抗戰”，一般情況下，戴帽之年罕有在而立之前的。另一個原因是德國并沒有注冊作博士生這一項硬性制度規定，博士候選人只要出具有關學歷證明，報出一個像樣的博士論文選題計劃，獲得導師（Doktorvater/-mutter）的認可，就可以開始寫博士論文了，可以為了一些優惠政策注冊當博士生，也可以從事任何其他職業，利用業余時間做研究，論文完成沒有時間限定。是否到學校聽課，屬于與導師的約定加自愿選擇，一切都非常寬松。但是最后一關很嚴，就是論文答辯前的審讀、修改，答辯的場面也嚴肅莊重，歷經幾個小時，完畢之時，考生罕有依舊神閑氣定、毫無挫折感的。宣布答辯通過后，女秘書端來香檳酒，“嘭”的一響，大家舉杯，笑逐顏開。我還記得，當年本人的答辯過后，茨默先生對我說：“我們現在是同事了（Jetzt sind wir Kollegen）。另外，要考慮一下下一步的題目。”這是題外話。

言歸正傳。1969年，茨默博士正式入職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Institut für Orientforschung, Deut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一直供職到兩德統一，科學院按照聯邦制，改為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

學者茨默

茨默先生以解讀文本聞名，學界有“最高法院”之稱，指的是他的學問淵深廣博，對突厥學的全局有發言權，判斷公正，終審結論難于翻案。有關突厥學的歷史經緯源流，鄭詩亮先生曾與茨默先生做過一次深入、精彩的訪談（《上海書評》，2019年8月4日，http://www.kxwhcb.com/newsDetail_forward_4076792）。嚴格、客觀、有權威性，這是對他治學的最好總結。說他著作等身，不是虛語，文末附錄簡歷所列的著作，只是茨默先生專著的幾分之一。須知古代語言釋讀工作類似于文科中的理科，沒有看懂談不上正確的釋讀，隨意亂猜（guess-work），即使不一定被同行公開撰文批評、改正，也一定無人引用，終將自生自滅。茨默先生的釋讀是突厥學的楷模之作，雖然我也聽他自己說過，某一篇論文恐怕不成立，不要用了，也不要翻譯了。這正體現了一位嚴謹學者的科學精神和謙遜態度。

在科學院工作之初，年輕的茨默就在哈匝伊教授的支持下，做成一件大事：創立“柏林藏吐魯番文書叢刊”（Berliner Turfantexte，簡稱BTT），由東德科學院附屬的科學院出版社（Akademie Verlag）出版，第一種為哈匝伊、茨默合作的Fragmente der uigurischen Version des ?Jin‘gang-jing mit den Gāthās des Meister Fu“ nebst einem Anhang von Taijun Inokuchi（《梁朝傅大士金剛經頌的回鶻語殘篇》），書后附有日本學者井之口泰淳的專題論文，顯示了這個東德學術新叢書的開放姿態。到1990年兩德統一，BTT共出版了十七種。而曾經擁有國際聲望的科學院出版社隨政治變局進入了顛簸期，在短短幾年內數次改易東家，其人文部分先后由巴伐利亞的奧爾登堡出版社（R. Oldenbourg Verlag）、科奈爾森（Cornelsen Verlag）出版社收購，目前歸入總部設在柏林的德古伊特出版社（Walter de Gruyter）。從第十八種開始，茨默將BTT轉到荷蘭的學術大社布雷珀爾斯（Brepols）接續出版，該社于1996年以他的Altun Yaruq Sudur. Vorworte und das erste Buch. Edition und übersetzung der alttürkischen Version des Goldglanzsutra（《金光明經序與第一卷的突厥語譯本》）重張BTT系列。于今二十余年過去，目前出到第四十七冊，也是茨默的作品：Uigurorum veterum fragmenta minora（《回鶻文書叢殘》，2020年）。

東德科學院的吐魯番學研究具有國際聲譽，這有兩方面的原因：

其一，德國西域探險隊四次到新疆南北多個地區，發掘、采集、收購的古代遺物甚多，文書（寫本、印本）就有四萬件之數，涉及的語言文字超過二十種，當中包含已經失傳的“死語言”（如吐火羅語、于闐語、“據史德語”、西夏文、契丹文等）和沉湮千年的古代宗教經典與教史記錄（最突出的是德藏數千件摩尼教寫本，為舉世最豐富的收藏），東西方科研文化大國的學者歷來非常重視，前往調查、研究，掌握一手信息。作為這批寶藏的主要收藏單位，柏林科學院自然成了朝圣參拜之地，它在西域語文、歷史研究方面的悠久、優秀傳統，雖經兩次世界大戰的人才損失、流失而不墜，是呂德斯（Heinrich Lüders）、恒寧（W.B. Henning）、葛瑪麗（Annemarie von Gabain，另一個中國名字是馮加班）幾位“吐魯番人”（Turfaner，科學院同事對從事吐魯番寫本研究的學者的謔稱），以及柏林民族學博物館的米維禮（F.W.K. Müller）、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柏林大學的威利?邦（Willy Bang）、哥廷根大學的安德雷亞斯（Friedrich Carl Andreas），為吐魯番文書的解讀打開了局面，而后由第二代鮑伊斯（Mary Boyce）、宗德曼、茨默接續傳統，并發揚光大，使世人知曉這些哪怕只有幾個字的小殘片中包含的絲綢之路文化交往的珍貴信息，令“六經皆史”“四庫皆史”在非漢語文獻中獲得了適用性（參見榮新江《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前言）。

其二，柏林科學院吐魯番研究所是“文明的十字路口”、各國學者樂于前往的學術勝地，宗德曼、茨默分別為吐魯番特藏的伊朗語、突厥回鶻語兩大語系文獻整理研究的掌門人。我在柏林讀書、寫作博士論文期間，有幾年經常去科學院吐魯番研究所，得以親眼目睹這里之為國際吐魯番學研究重鎮的鼎盛氣象。所里常川有外地、外國來訪客人，Livshitz、Hazai、Kara、McKenzie、Emmerick、Tezcan、R?hrborn、Erdal、Maue、Weber、Gnoli、Morano、Sims-Williams、Sam Lieu、Laut、Hartmann、Wille、Dietz、莊垣內正弘、小田壽典、森安孝夫、高田時雄、吉田豐、北村高、西脅常記等東西各國的學者都是常客，年輕一代的有松井太、笠井幸代、Pavel Lurje、Ilya Yakubovitch等。中國學者中，有張廣達、耿世民、吳玉貴、晁華山、榮新江、段晴、李肖、朱玉麒、阿不都熱西提、阿不來提、劉屹、余欣、潘華瓊等師友到訪，其時我也曾有機會問學、請教，起到一些陪同、介紹安排閱覽的作用。2002年茨默先生在所長任上，與印度藝術博物館聯合舉辦“高昌再探——絲綢之路藝術與文化研究百年紀念”（Turfan Revisited.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會議代表有一百二十之數，提交論文七十二篇，其中應邀赴會的中國代表有十三人。

茨默與中國及國際學術界

因為時代的原因，中國學術界與世界隔絕了一些年，彼此來往甚少，信息不通，了解的途徑只能靠出版物。這里舉一個例子。

上世紀五十年代，黃文弼先生所著《吐魯番考古記》出版。早在二十年代，黃先生曾作為中方代表，跟隨中國和瑞典的考察團遠赴西域考察，發現了許多文物，包括大批古代寫本文書。新中國成立之初，黃先生的研究陸續在科學出版社出版，《吐魯番考古記》是其中一種，收錄了他在吐魯番地區的一些發現，公布了一批材料，除了漢文的，也有非漢文的，有一些是梵語的佛教寫本，還有一些不清楚是什么語言，黃文弼先生很謹慎，以圖版予以公布。茨默在東柏林讀到了這本書，發現內有回鶻語寫本，內容有摩尼教的線索，盡管照片既不清晰又不完整，他還是把握住了一些關鍵語句、字眼，從上下文推求，于1970年寫成Zu einigen Problemen des Manich?ismus bei den Türken（《論突厥人摩尼教的幾個問題》，在第十三屆國際阿爾泰常設會議上發表，會議論文集Traditions religieuses et para-religieuses des peuples alta?ques 出版于1972年），大膽提出這是一份摩尼教文書，記錄了重要摩尼教史史料。論文發表，可謂石破天驚，引起轟動。其時《吐魯番考古記》出版已經將近二十年。七十年代后期，耿世民先生了解到這篇論文，遂前往收藏黃文弼文書的歷史博物館（即現在的國家博物館），調閱全宗文書，做了通篇釋讀，確認了茨默的猜想是正確的。耿先生的長篇論文《回鶻文摩尼教寺院文書初釋》發表于《考古學報》1978年第四期。后來森安孝夫又在此基礎上重做此題，深入開掘，為此既前往歷博閱讀原件，確認釋讀疑點，又遠涉天山，前往吐魯番實地踏勘當年出土遺址，完成了一篇《回鶻摩尼教史研究》（《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學文學部紀要》31/32, 1991年），獲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也因此奠定了他在國際摩尼教研究領域的權威地位。該書于2004年出版德文譯本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ismus an der Seidenstra?e. Forschungen zu manich?ischen Quellen und ihrem geschichtlichen Hintergrund（übersetzt von Christian Steineck, Harrassowitz Verlag）。德文是國際東方學和摩尼教研究的重要工作語言，英文著述遠不及德文，至今仍然如此。

還有一件事情，是茨默教授帶著我做的：釋讀1981年吐魯番文物管理所在柏孜克里克發掘出土的摩尼教文書。大部分發現品陸續發表，但留下一些老大難殘片，有條件看到這批文書的各家一時束手。2009年秋天，我在漢堡大學工作，茨默先生突然來郵件說：“我最近看了一件文書，你回柏林時，請找時間來科學院一談。”下個星期，我就去了科學院見他。他拿出兩張打印的文書圖片，已經用透明膠紙粘在一起，說：“我拼合了兩個殘片，你看一下。”我一看，是兩個邊緣很不規整的文書殘片，出土狀態不好，有“缺肉”，如果在分離的狀態，不容易發現是可以綴合的。他說：“這是摩尼教的文書，我做了一個釋讀。”這個由東洋文庫的梅村坦先生帶隊跟新疆合作的項目，成果要在中國、用中文發表。茨默先生建議我與他合寫。他口授了幾條要點，我做了記錄，回家根據他的習慣文風整理成文，這就是《有關摩尼教開教回鶻的一件新史料》（《敦煌學輯刊》2009年第三期，第1-7頁）。

吐魯番1981年出土柏孜克里克回鶻語摩尼教文書81TB10: 06-3

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文書中的兩個西域地名，按茨默先生原來的釋讀一來有點繞，二來距離有點遠，不在從南疆到漠北的合理路線上。我又請他一起看地圖，他看罷說：你說的對。這就確定了文書里提到的是“黑車子”（葛羅康里）和“曳咥河”。文章他請森安先生提意見，包括那兩個地名在內，得到這位既是摩尼教、又是西域史地專家的學者的認可。后來2014年8月森安先生應邀到柏林講學，題目是《東部回鶻摩尼教史的新發現》（New Developments in the History of East Uighur Manichaeism），提到2009年這項重要發現時，他用了Zieme-Wang-Fragment（“茨默—王某殘片”）這個詞，恐怕世界上只有他一個人這樣說，體現了他對這件文書在摩尼教史上的重要性的定位，至于對我的過獎，只是順帶鼓勵一個學術后來人，我既感且愧。茨默先生當年建議這篇論文由他和我共同署名，我堅持只承擔譯者的責任，因為文書綴合、釋讀是茨默先生獨力完成的。這篇論文的順利發表也受到《敦煌學輯刊》的大力支持，特地安排版面，把這篇文章排為當期第一篇。責任編輯是老友馮培紅教授，他不厭其煩，細心處理，讓我讀校樣前后凡七次，最后把國內出版界一般不做特殊處理的音標字母和語音符號（diacritica）都按國際規范處理得完美無瑕，幫助我們圓滿、按時完成了吐魯番文物局與東洋文庫的合作項目任務，留下美好的回憶。借此機會，再次向《敦煌學輯刊》表示感謝。

茨默先生在中國學界享有崇高的聲望，不僅從事突厥語、回鶻語的同行學者奉他為泰山北斗，從事絲綢之路研究的學者也都注意閱讀、吸收他多方面的成果。因為耿世民教授的邀約，茨默先生曾到中央民族大學講學幾個月，座中不僅有本碩博學生和青年教師，還有在京其他學術單位的資深學者。

2012-2017年我在中山大學任教，其間兩次邀請茨默先生專程到廣州講學。第一次的題目是《摩尼教〈下部贊〉的回鶻文本》。第二次的契機是中大要籌備九十年校慶，舉行“國際大師前沿講座”，校辦要求我出面邀請“（諾獎級別的）國際大師”來校講演，計劃的十二次當中，文科分得兩三次。我不知文科學者中有諾獎獲得者，只能請身任多重院士、德高望重的茨默教授出馬支持。他選擇的題目是《絲綢之路上的文字與語言多樣性——從無名氏到安藏：10至14世紀古回鶻語的例證》（Multiscriptality and multilingualism on the Silk Routes. From Anonymous to Anzang—Old Uyghur examples from the 10th to 14th centuries）。講座在錫昌堂大講學廳舉辦，那天欣蒙蔡鴻生先生蒞臨擔任評議嘉賓，討論精彩，校內外聽眾反響熱烈。

2013年茨默教授在“中山大學宗教史講壇”的講座海報

蔡鴻生先生、茨默先生、張小貴教授

中國有很多高校和研究機構都邀請過茨默教授去講過學，可以補充這方面的信息，形成一個完整的“茨默學術在中國的流傳”表單。

由宗德曼教授與茨默教授于1995年共同創始的“高昌講座”（Collegium Turfanicum，國內學界又譯為“吐魯番學講座”），邀請國際專家前往柏林科學院交流、講演，目前已舉辦了九十四屆（http://turfan.bbaw.de/collegium-turfanicum-en），歷年來受邀的中國學者有榮新江（12th，2001）、王丁（15th，2003；64th，2013）、段晴（33th，2008；84th，2016）、慶昭蓉（36th，2008；70th，2014）、王建新（38th，2009）、李肖（49th，2010；58th，2011）、羅新（77th，2015）、陳浩（81th，2016）、付馬（83th，2016）等。最近公布的第九十五屆講座的主題是紀念老所長茨默教授八十壽慶，同行學者雅聚聯歡，晚輩同人飲水思源，十分恰當。倘若屆時國際交通恢復，可以想見一定會有很多遠道的學者也去參與。

森安孝夫在德國柏林科學院第七十二屆高昌講座上，茨默教授主持，右起第三人起：R?hrborn、Sander、Schwartz、Raschmann、Wilkens等（2014年，http://turfan.bbaw.de/bilder/collegiumturfanicum2014）

茨默先生的學術貢獻

茨默先生精通多種古代中亞語言，也通古漢語，這方面的能力幫助他解決了很多突厥回鶻語特別是佛教經典的困難問題。在世俗文書方面，他也有非常精彩的發現，如對來自漢地民間的“五更轉”回鶻語譯本的勘定。尤其令我欽服的是，他在一組很小尺幅的殘片中發現有《管子》的回鶻語譯文，這個難度非常大。

吐魯番文書中的絕大多數屬于宗教內容，涉及佛教、摩尼教和景教，在這三大領域茨默先生都下足功夫，逐一攻堅。因為他博士論文做的是回鶻語的摩尼教文獻，在1974年還出了一本吐魯番出土的回鶻語摩尼教文獻的合集，對這方面的上百件文書做了全面的搜集、鑒別與釋讀，書后附文書圖版，成為學者必須參考的基本文獻。佛教殘篇是他下功夫最多的領域，著述也最多。景教材料相對較少，難度更高，在這方面，茨默先生是世界范圍內對吐魯番景教研究最多的學者，集大成之作為2015年在美國出版的《中亞出土的古突厥語東方教會文獻》（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 Piscataway: Georgias Press, 2015）。

茨默先生的學術貢獻是多方面的，這里無法詳舉。有兩個特點也許可以提出來，供感興趣的朋友參詳。一是他的著作具有科學性，一種具有可檢驗性的實證科學性。他的論證從來都單刀直入，不反復假設、迂回論證。我想這也許跟他最初選擇化學作為專業有關，這種理科素養貫徹到人文學科的研究中，結果只能是提高文科研究的精確性。這一點，是在我回頭看當下很多文科著作時感觸尤深的，森安孝夫教授也提出“理科史學”這樣一個類型，可為實證派文科學者的綱領。二是他有發現而后作文，所以每篇文章要么是公布他作出解讀的材料公布，要么是老問題的新解說。這其實也是自然科學工作的基本要求。古人云，“修辭立其誠”，沒有求真務實的誠心實意，只是故作搖曳，縱有宏大敘事之勢，無攻城拔寨之實，到底是不能在科學的專利局存下獲得批準的發明的。

年齒愈尊，文章愈短，雖短而味深，小中卻見大。這似乎是一條學術定律，在茨默先生身上也有體現。他治學六十載，全部吐魯番回鶻語殘片都印刻在腦海中，很多問題一直縈繞于心，真積力久，往往一朝宿疑頓解。我喜讀這些精彩的短篇作品，做過一點翻譯，如《古代突厥人的酒》（羅豐主編《絲綢之路考古》第五輯，科學出版社，2021年）、《突厥語Sart一詞流變考》（Sart即“薩寶”；許全勝等主編《內陸歐亞歷史語言論集——徐文堪先生古稀紀念》，蘭州大學出版社，2014年）、《古突厥語的紡織品名稱》（尤小羽譯，王丁校，劉進寶主編《絲路文明》第五輯，2020年），其他如《香爐考》《項鏈考》等名物考證諸篇均是，有必要一一譯出，結集出版。

茨默老師

身為科學院的研究人員，茨默先生的本職工作是研究、寫作、策劃德國國內和國際的學術合作項目。他也一直跟高校保持密切的聯系，一直沒有中斷教課，這也是由洪堡倡導的科研與教學并舉的傳統，在大學一方應有志于研究，在科學院一方應聯系教學實際，把最新的成熟成果傳遞出去，培養學術新人。1994年起，茨默兼任柏林自由大學的客座教授，有一段時間還代理過突厥學研究所的所長。在這段時間上海交通大學的陳浩老師曾經從學于茨默教授。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吐魯番出土的數術文書整理研究，導師是馮孟德（Erling von Mende）教授，論文寫作則是在科學院完成的，當時跟宗德曼先生聽伊朗語的幾門課，另外也為準備景教研究的基礎，學了拉丁語和圣經希伯來語。茨默先生學術興趣很廣，他往往是先不恥下問，問我一些古漢語的問題或者我貌似熟悉一點的東西，其實他對那些問題已經有相當的研究、探索，不過是想得到一個印證或更多的例證。久而久之，我跟他漸漸熟悉，到后來他甚至建議我不再稱他Herr Zieme，直接指名不道姓，叫他Peter。這一點我至今都做不到，但不敢完全違命，所以采取折衷方式，先稱Peter，之后說話、行文仍然用“您”（siezen），絕不敢說“你”，畢竟他是我從前敬畏、現在敬愛的師長。滿族人、北京人在家里對長輩不也是都稱“您”嗎？ 

我的博士論文序言花了一些篇幅寫德國吐魯番探險隊所到過的新疆南北道各處遺址，這類在外人屬于不太容易掌握的冷知識，地名之小無處查考，何況還是用拉丁字母轉寫。但在未刊的德國探險隊檔案里有很多相關材料，可以比勘確定。這些遺址體現在德藏吐魯番文書的早期整理者制定的“發現地編碼”（Find-Sigel）中。寫作這個部分，得到科學院吐魯番所幾位師友的大力幫助，其中以茨默先生、宗德曼先生賜教最多，畢竟他們對經手的所有文書都了若指掌。宗德曼先生的論文《以語言文獻學的手段完善、補正考古工作：吐魯番文書的個案研究》（Completion and Correction of Archaeological Work by Philological Means: The Case of the Turfan Texts. In: Histoire et cults de l’Asie Centrale préislamique, P. Bernard, F. Grenet eds., Paris 1991, pp. 283-288）就是使用這類信息而寫成的。茨默先生也經常以發現地編碼作為參考，推證文書出土地與文書內容的關聯。

寫博士論文的過程中，我時常給茨默先生看一些部分，請他提意見，后來就成了習慣，讓他都看，再后來他干脆說，你把寫出來的盡早給我看，這樣來得更快。我發現，他這樣做，對學生最大的好處是：有錯盡早改正，免得一路寫下去，重復同樣的錯誤，或者在錯誤的路上越走越遠。這包括德語表達錯誤，幾百頁非母語寫作者的論文，改下來是占用了他很多寶貴時間的。偶爾有德國人對本人的德文德語予以謬獎，我心里知道，茨默先生也義務承擔了語文老師的角色。

我的第一篇吐魯番學習作《Ch 3586：契丹大字殘篇考》也是在茨默先生的具體指導下完成的，文書中夾行書寫的回鶻字是由他協助釋讀的。當時在柏林科學院客座訪問的卡拉（Kara Gy?rgy）先生也是契丹語言文字研究的專家，一起討論的時候，他說了一句笑話：我的契丹材料都存在電腦里了，到哪里都跟著我。也許哪一天夢里福至心靈，我突然就懂契丹語了。你的發現重要，繼續努力，破解語言，可以得諾貝爾和平獎！卡拉先生是李蓋提教授的學生，也就是伯希和的再傳弟子。能夠有機會在科學院、在茨默先生那里接觸到東方學的正脈，我深感欣幸。

最近兩次見到茨默先生，一次是2018年6月在日本，一次是2020年6月在德國。從2012年到18年，茨默先生因家人在日本工作，他也隨同常住日本，展開了繁忙的退休后工作期，也是他的一個學術高產期。臨近告別東京的時候，東洋文庫梅村坦教授準備辦一個送別活動，給我來郵件，建議我去給德國和中國同人代個表，順便在東洋文庫做一個講演。我欣然接受了這個邀請，坐飛機去聽茨默先生的Farewell Speech，會晤日本師友。特別令我感動的是，講座那天，不僅有主人梅村教授熱情主持，氣賀澤保規教授也到場指教，老朋友松井太教授甚至特意多在東京停留兩晚，等待這個活動舉行。那次我講的題目是《屏南文書的發現與摩尼教研究》，也在圓滿完成這次講座任務之后，迅速成文，將全部材料完整發表，以答關心這批新材料的國內國際同人。

2020年柏林再見茨默先生，當時歐洲大部分地區已身染重疫，德國也是半封閉狀態。打電話的時候，我得知茨默夫人不甚愿意他出門，因為當時大家都還沒有注射疫苗。他執意要進城會面，遂騎自行車到輕鐵站，乘車進城，會面地點是老地方：壽司店。餐后，他建議我們一起去科學院看看。他退休后仍然時常去研究所，還有門卡。我們從后門走進去，辦公室走廊都是黑的，古老永動的Paternoster電梯也終于停歇不開了，我們從樓梯走上去，到了研究所，看到還在辦公室堅持工作的Alisher Begmatov博士，握手寒暄，互道珍重。

茨默大師

前些年，在一次《上海書評》的訪談（《高田時雄談敦煌學》，2009年2月22日）中，高田時雄先生對國際敦煌吐魯番研究曾做過一次巡禮，以往百年早著先鞭的東西方各國情形不容樂觀，“日本搞敦煌學的越來越少，應該是與日本漢學的衰落趨勢有關。其他國家也差不多，英法就是，因為他們的敦煌學主要是為整理、編目的必要興起的，這個工作做完了就沒有了。歐洲幾個國家中只有德國還好”，德國似乎一枝獨秀，所指的正是宗德曼、茨默兩位大師開創的Turfanforschung盛業（在國際學界，敦煌學、吐魯番學是不分家的，即使在只提敦煌學這個名目的情況下，吐魯番研究也是包含在內的），不僅編輯出版目錄（《德國藏東方寫本注記目錄》Verzeichnisse orientalischer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VOHD的伊朗語、突厥回鶻語等語種的吐魯番寫本系列）、專刊（《柏林藏吐魯番文書》Berliner Turfan-Texte/BTT），還在柏林科學院設有專門的吐魯番學研究所（Turfanforschung BBAW）以及掛靠德國幾所高校或科學院的寫本編目分支機構。由英國發起、多國參與的“國際敦煌學計劃（IDP）”數字化項目，就完成程度而言，德藏部分最為完整，維護精良，得到好評。這是德國“工匠精神”的一個體現，“德意志徹底性”（季羨林先生對deutsche Gründlichkeit的譯法）的實例。

茨默先生是公認的大師，成就之大，成果之既高產又卓越，不免令人有仰望宮墻之感。作為多年追隨他讀書問業的晚輩，我有一個很深的感觸，就是他的勤奮有恒、下扎實功夫，是令我這個“年輕人”既佩且愧的。他已是欣開九秩的老人，每天依然抓緊做功課，任何事情都不在手頭停留，盡早一次性完成，就一個問題，往往在一天之內數次郵件往返，不落實不止。發郵件給他，最遲是第二天就能得到回復，除非碰上周末，他是基督徒，遵守風俗，周末一般略作安息停頓，所以仍然是有恒的。

茨默先生向我不止一次說過，他還有一個心愿，就是探訪河西的薩里回鶻故地。這還有待實現。在民大講學期間，他曾利用周末時間和意大利學者Pierre Borbone前往泉州參觀晉江草庵摩尼教遺址，兩位不諳漢語的外國教授在機場打車，幾幾乎沒有一個司機知道摩尼教草庵所在，所幸最后出現了明白人，協助指點路徑。此行來去匆匆，未能參訪其他遺跡。近年閩東地區的民間寫本中發現的大量摩尼教因素，也在第一時間引起他的興趣，并于2013年命我在柏林科學院的“高昌講座”（Collegium Turfanicum）做過一次介紹（Neues zum Manich?ismus in China）。蒙元時期吸引了眾多高昌回鶻人的東南地區還是茨默先生不甚熟悉的。我希望新冠疫情給世界帶來的封閉、阻隔狀態快快解除，好讓他能盡早重訪中國，從泉南到天山，我陪他好好走一趟。

2022年4月19日是先生的八十華誕，誠愿仍騎二八橫梁大自行車、仍然耳聰目明、仍然高產、仍然與時俱進頻繁更新他在國際網絡學術平臺academia.com賬戶并在此首發論文的福樂智慧茨默教授，福如東海，壽比南山，Sadu sadu qutlug bolzun！

附錄：茨默教授簡歷

茨默（Peter Zieme），國際著名突厥學家，古代突厥語與中亞宗教史學者。1960年至1965年在柏林洪堡大學主修伊朗學、突厥學，1965年至1969年在民主德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攻讀研究生課程，1969年獲得洪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此后留科學院東方所工作。1970年進入民主德國科學院古代史與考古學中央研究所古代東方室工作，1993年轉入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吐魯番學研究所，2001年至2007年間擔任該所所長。1994年起任柏林自由大學教授。當選為巴伐利亞科學院通訊院士、匈牙利科學院榮譽院士、法國亞洲學會榮譽會員、土耳其突厥語學會榮譽會士、英國學術院院士及多個國際學術專業委員會成員。

研究重點是整理研究中亞發現的各種文字書寫的古代突厥、回鶻語文本，涉及佛教、摩尼教和景教（主要是公元九世紀至十四世紀回鶻王國時期）。另一研究領域為回鶻語社會經濟文獻與詞匯學。主要著作有：Manich?isch-türkische Texte（《摩尼文字書寫的回鶻語文獻》，1975年）；Fragmente tantrischer Werk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密教回鶻譯本殘篇》，1976年）；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回鶻佛教的押頭韻詩》，1985年）；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 im Uigurischen K?nigreich von Qo?o. Kolophone und Stifter des alttürkischen buddhistischen Schrifttums aus Zentralasien（《高昌回鶻王國的宗教與社會》，1992年）；Altun Yaruq Sudur. Vorworte und das erste Buch（《回鶻文本〈金光明經〉序與第一卷》，1996年）；Magische Texte des uigurischen Buddhismus（《回鶻密宗文獻》，2005年）；Fragmenta Buddhica Uigurica: ausgew?hlte Schriften（《回鶻佛教碎金——茨默論文集》，2009年）；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中亞出土古代東方教會回鶻景教文獻》，2015年）等，數百篇用德文、英文、法文、日文、中文、土耳其文撰寫的論文與大量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