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下午3點，我快步向家中走去，天氣晴好的這個周六無比寧靜，不遠處卻剛剛發生慘劇。六個小時以前，從朋友處聽說昨晚在校園發生新納粹示威事件，但并未留意，直到臨近中午，我打開新聞鏈接，一張年輕男子們集體行納粹軍禮的照片讓我瞬間不寒而栗。

這是一批白人至上主義者，為了抗議剛剛通過的拆除兩座內戰時南方將領雕像的法案，計劃12日下午在市中心附近的公園舉行集會。事實上，拆除雕像的法案于2017年4月已經通過。其后的5月至7月，村里已連續發生三次白人至上主義者集會抗議事件。但抗議規模較小，便并未引起足夠關注。而這一次集會由杰森凱瑟勒（Jason Kessler）組織，名為“右翼聯合”（Unite the Right），美國國內3K黨、新納粹（Neo-Nazi）等極端右翼組織成員紛紛前來，定于12日正午時分開始游行。早上，集會人群就已經滿聚公園，配備盾牌、槍支。抗議者同樣早早來到現場，多為反種族主義、反納粹相關組織，其中也混雜有當地居民、教會人士，以及人權組織成員。正午一過，現場沖突開始加劇，多人受傷。隨后，州長宣布進入緊急情況，停止游行，學校發來郵件，原定今天舉行的一切活動取消，學校進入關閉狀態。窗外不像有任何事情發生的樣子，但臉書時刻更新著不遠處的騷亂。臨近2點，市中心發生汽車沖撞人群事件，一輛銀灰色轎車以加速度沖下市中心的主干道，從背后撞向人群，然后迅速倒車離開現場，四周頓時慘叫哭嚎迭起。

我開始有些害怕，迅速收拾好東西。出門前，鄭重地戴上了帽子和墨鏡。于是3點鐘，在空無一人的干燥街道上，我的心中一片混亂，恐懼，與疑惑。

雕像之爭與雙方的激化

大選以來美國政界之震動無需贅言，特朗普出乎意料地在底層白人的支持下當選總統，是政界及媒體皆未曾想到的情況。其后相關討論一直延續至今。組織這次集會的“右翼聯合”看似也是這種對立的體現。而令我不解的是，為何參與者除了所謂的“紅脖子”底層白人，還有許多普通青年？夏洛茨維爾只是多地拆除雕像風潮的其中一處，但為何卻成為事態迅速升級的起點？3K黨和新納粹這樣的極端組織與自詡為“另類右翼”（alt right）之人又有什么不一樣？

席卷美國的拆除內戰南方邦聯紀念雕像的風潮始于兩年前，由各地人權組織發起，回應2015年發生在南卡羅來納州的白人極端主義者迪蘭魯夫（Dylann Roof）在教堂殺害九名非裔之慘案。截至今年4月，已有至少60處與南方邦聯相關的紀念物被移除或重新命名。而此次風潮所引發的爭論主要在于拆除雕像的合法性。支持拆除者強調邦聯紀念物是對美國種族多樣性與平等性的冒犯，是美國恥辱歷史的象征物，而反對者則認為它們是對內戰中南方各州犧牲戰士的紀念，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意義，不應拆除。這一爭論一直持續。

夏洛茨維爾的提案早在2015年便已遞交，卻到今年4月方才通過。這與期間發生的多重爭議有關。提出提案的非裔理事維斯貝拉邁（Wes Bellamy）來自南方的亞特蘭大，屬于呼吁黑人平權中較為強勢的代表，一直積極推動提案通過。但支持拆除雕像的合法性不斷遭到質疑。一方面，此次拆除的雕像分別屬于將領羅伯特李（Robert E. Lee）與外號“石墻”的托馬斯杰克遜（Thomas Jackson）。羅伯特雖為南方將領，但在戰前已公開反對奴隸制，內戰爆發后因鄉土情結回歸南方領導戰爭，多次取勝。在戰局南北懸殊越來越大之后，為保護當地群眾主動投降，可謂得到內戰南北雙方共同認可，被后世視作軍人典范。人們對于拆除李將軍雕像的必要性存在爭議。而去年夏天，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活動組織在李將軍紀念公園涂鴉雕像，情況不斷惡化。“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正是8月12日這次事件中表現最為激烈的反對派組織。該組織成立于2013年，也是對早先發生的黑人遭受不公待遇事件的回應，影響廣泛。該組織的聯合創始人艾麗西亞加爾扎（Alicia Garza）去年10月在夏洛茨維爾曾舉行演講，卻受到時任弗吉尼亞大學客座講師的道格拉斯穆爾（Douglas Muir）在推特上的抨擊。穆爾認為加爾扎的言論過分，“黑人的命也是命”組織的理念體現的是另外一種種族主義。因為言辭過于激烈，穆爾最后以停職收場。貝拉邁也曾組織抗議活動，公開抵制穆爾所開餐廳。此事隨后被此次“右翼聯合”集會的組織者——博主杰森凱瑟勒得知。凱瑟勒人肉貝拉邁的社交平臺后，發現其推文中多次出現侮辱白人女性言論，便開始口誅筆伐，輿論一片嘩然，貝拉邁因此引咎辭職。

在這一系列事件的催化下，今年4月提案通過后，矛盾正式激化。凱瑟勒決定召集一次集會，公開反對拆除雕像法案。基于美國言論自由之特點，活動申請得到通過。故事發展到這里，這次集會仍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8月11日開始的事情卻大大偏離了凱瑟勒的申請中所提到的訴求，此次集會的目的性與破壞性讓這件事情的本質發生了根本變化。身邊同學都知道12日將要發生的游行，但從未有人聽說過11日晚上的集會信息。而美國各報紙對居民的采訪也證明，人們對于11日晚上的事一無所知。但也有人提到，在網上聽說游行人群將于周五晚上制造“驚喜”。根據NBC的信息，當晚8點左右，一名記者收到此次事件的組織者之一、極右白人種族主義者理查德斯賓塞的信息，稱“9點一過，無名草坪（弗吉尼亞大學草坪）見。如果我是你，今晚我將在校園附近”。而事后再看凱瑟勒接受當地電臺采訪時對此事作出的描述，也可看出發現雕像僅僅是這次集會的由頭而已。“我們嘗試組織的是一次關于支持白人的游行。所謂的‘政治正確’做得過了頭，唯一的還擊方法就是為了我們自身的利益站出來……移民正在對我們的文明造成負面影響。”

不論是11日晚，還是12日的正式集會，“雕像”的意味被迅速碾壓。

事件之后：“用愛發電”的校園

當天晚上，估計是因為國內報道將這次事件形容為“暴動”，我開始陸續收到家人和朋友的信息。實際上除了事件發生區域，城里其他地方并未受到過多影響。隔天，來自外州的右翼勢力便逐漸撤離小城，夏洛茨維爾也逐漸恢復往日寧靜。我也開始看到學校各院系和各學生組織紛紛發表的公開信，譴責此次暴力事件與右翼組織，呼喚愛、多樣性與包容性。UVA著名的涂鴉墻上也已換做“仇恨在這里無處藏身，我們選擇愛”。當地居民紛紛來到事件發生地，向事件遇難的海瑟敬花祭奠，同時自發游行，抗議外州右翼勢力的行徑，表達當地對和平的追求。然而，慘劇卻并非就此收場，事件各方與美國政壇仍就此事打得不可開交。特朗普最早的回應中將游行中的暴力形容為一場悲劇，由“多方”造成，卻并未對事件中的極右勢力暴力行徑及納粹主義做出批判。這樣的態度引起國會民主共和兩黨及普通民眾的極大不滿與失望。身邊友人也都持相似觀點，學校師生更是非常憤慨極右組織在最能代表學校歷史與杰斐遜之辦學理念的歷史建筑群的暴力游行行為。

但與此同時，支持白人至上主義者的聲音不斷出現。極右代表理查德斯班瑟（Richard Spenser）在事件發生后曾上傳一段錄像，聲稱自己只是為了組織一次和平集會，并繼續釋放恐怖信號，宣稱他們會卷土重來，“燒紅”弗吉尼亞大學與夏洛茨維爾的土地。左派當中也不乏持有過激立場之人，痛罵白人至上主義者之時也一道否認了“中間立場”的存在。此次游行組織者凱瑟勒原定于13日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一些抗議人士群情憤慨，出現攻擊行為，凱瑟勒被迫退場。“以暴制暴”是否合理又在網上引發新一輪爭論。同時，美國各地出現抗議者私自毀壞內戰南方邦聯州雕像的行為。一座座雕像或應聲倒地，或被涂鴉遍布全身。

出于對自身安全的考慮，我此時更加想知道的是，作為留學生自己身處的環境究竟如何。我首先在學校各方的迅速回應中找到一絲安全，大家在抨擊白人至上主義者的同時，沒有忘記強調對種族多樣性的擁抱與認可。學校各院系、學生組織紛紛發出自己的聲音，嚴厲譴責極右勢力，呼吁大家團結在一起，共同對抗暴力。而若不是學校進入緊急狀態，事發當天下午原定有一系列針對右翼集會發起的討論活動。作為學校標志之一的涂鴉墻在14日被改為“歡迎國際學生”。而通過進一步的報道，我得知參與集會的極右勢力大多來自外州，許多人其實是“職業活動家”。州長就此事所作出的聲明中嚴厲指出讓這些人永遠不要再踏入弗吉尼亞州。再者，城里的居民也紛紛發聲，譴責白人至上主義者。諸如“弗吉尼亞屬于有愛之人，而非種族主義者”（Virginia is for lovers, not racists）的牌子隨處可見。

“這就是我們的美國”

在一切漸趨平息的時候，我看到了系里唯一一名非裔美國同學的文章，許多冷冰冰的政治觀點以一種更微妙卻也更強烈的方式進入我的個人經驗。凱文（Kevin）生長于費城，一路成績優異，去年在弗吉尼亞大學開始自己的博士生涯，研究美國藝術中的種族批判理論。對他來說，這次事件讓他所費解的不是為何發生這樣的事件，而是事后大家為何表現出如此的驚訝。他不理解人們為什么會紛紛轉發“這不是我們的夏洛茨維爾”、“這不是我們的美國”、“還我平靜”一類的心情。在他看來，“這就是我們的美國”，沒有任何值得驚訝的地方。美國取消種族隔離不過短短幾十年，當下社會的各個方面一直存在嚴重的種族偏見與歧視，夏洛茨維爾事件只是這些問題以新的模樣又一次卷土而來，又一次激化。作為一名非裔美國人，在他長大的過程中早已經歷過各種顯性和隱性的歧視。即便生活富足的夏洛茨維爾并非種族問題“偏愛”的地方，卻也并非黑人的樂土。就他過去一年的生活而言，除了圍繞拆除雕像提案所引發的一系列沖突，去年年末美國大選出人意料的結果早就預示了今天美國面臨的混亂與沖突。而他在生活中偶有遇到的歧視性言語，還有學校先前發生的幾起歧視性事件，都進一步“合理化”了這次事件的發生。而凱文在“這不是美國”類似的呼吁聲中，似乎看到了一種規避問題、紙上談兵的態度。否定并不能解決問題，只有承認“這就是美國”，承認美國一直面臨嚴重的政治分裂與種族歧視問題，承認司法與警察系統中的諸多弊端，才有解決問題的可能。

凱文的聲音并非孤立，他的平靜與反思是許多師生的狀態，也是目前反思這次事件的一個重要方向。學校歷史系教授布萊恩鮑洛格在接受采訪時說道，“當我們這些生于二戰之后的人在相信歷史總是向著光明前進時，反移民、推崇種族主義的3K黨卻在同一時間不斷招兵買馬，更新換代。”而許多“白人”的聲音也在告訴大家，“這就是我們的美國，我們這些白人感到“震驚”的原因只是我們一直沒有認真傾聽，我們其實在無意識中或多或少都參與過“隱蔽的白人至上主義”（covert supremacy）。”

弗吉尼亞大學也在做出同樣的反思。在與負責視覺材料中心的丹（Dan）討論此次事件時，他告訴我學校在事件后緊急召集了幾次討論會，作為教職人員他一直參與其中。目前所探討的一個問題是，大學對學生進行的種族問題相關的教育是否充分，是否有效？作為白人占主導的學校，我們對種族相關問題的關注是否足夠？尤其考慮到此次集會的組織者杰森凱瑟勒正是弗吉尼亞大學心理學系2009年的畢業生，學校試圖弄明白學校教育與凱瑟勒的行為是否具有直接關系。作為全美排名第二的公立大學，弗吉尼亞大學擁有將近三百年的悠久歷史，也因其創始人杰斐遜與美國歷史的關系在美國東部可謂“老牌名校”。但是正如弗吉尼亞州的特色，弗吉尼亞大學學生也多來自白人家庭。以本科生為例，全校95%以上的學生來自本土，其中超過60%是白人學生，非裔只占百分之六（生源的種族構成圖）。而不論族裔，大多數學生來自“保留了美國傳統南方生活”的弗吉尼亞州本地，由于弗吉尼亞大學的入學難度，這些得以入學的學生也多來自有力量支持良好教育的家庭。這樣一所以白人為主的學校似乎沒有什么種族沖突發生的土壤，但也并非沒有可能成為醞釀“隱蔽的白人至上主義”（covert supremacy）、“無意識的歧視”的溫床。

在這里生活的幾年中，我并未感受到怎樣的歧視，但也卻實在體會到了學校文化突出的同質性與單一性，從衣著、社交方式、到娛樂方式。借系里一位教授的話來形容，許多來自當地中產家庭的白人學生從小生活環境簡單，對世界的了解深深地建立在中產階級的思想體系上，對美國的種族和階層問題了解非常有限。而大學期間他們依舊是環境中的主流，若不主動尋找，依舊缺乏與其他種族和文化進行交流的機會。而這種對對方的“無知”，也許在某些極端情況下便容易引發“隱藏的白人至上主義”。

學校將在下周迎來新的學期，作為助教，我在幾天后也收到了系里發來的有關“如何在課堂上談論極右暴力”的分享資料。學校將此次事件作為一次讓我們開誠布公地討論政治與種族問題的契機，或許會在開學第一周組織專門的討論與寫作活動，鼓勵學生主動分享自己的經驗和感受，并且向學校和老師尋求相關幫助。正如一位教授所言，我們需要跳出以往的教學圭臬，為學生提供發問的機會，而非答案。同時，不要評判他們的問題，而是引導。

弗吉尼亞州的夏城：萬紅叢中一點藍

那么，事件過后的夏洛茨維爾又是怎樣一番景象？早在去年深秋，美國大選特朗普出人意料的獲勝就已將美國社會階層、種族與政局的分裂展現的一覽無遺。保守黨大舉獲勝，“沉默的美國底層白人”出人意料地倒向特朗普，狠狠甩了主流媒體一個響亮的耳光。而夏洛茨維爾周遭居民也屬于無限震驚的這一方。弗吉尼亞州地處美國中部，但在政治傳統上屬于支持共和黨的保守南部地區，內戰時亦屬于南方邦聯。但夏洛茨維爾則屬于“萬紅叢中一點藍”（圖），作為美國排名第二的公立大學所在的大學城，居民多為知識分子、專業人士為主的中產階級和支持民主自由的學生，可謂支持民主黨的大本營。筆者所在院系的師生幾乎沒有共和黨，初選時也多是典型的左派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支持者。大選結果出來當天，舉系上下一片黯淡，無處不在討論前一晚在電視前看到民主黨節節敗退時的憤怒與無力。原本平靜祥和的大學城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整個美國迅速右轉、種族沖突日漸嚴重的過程。可想而知，在這樣一個民主黨為主的小城進行極右集會，其轟動效果只會更甚。極右分子斯賓塞在11日晚“突襲”游行前向記者發信通報的行為，也明顯說明這次集會“不嫌事大”的計劃性與目的性。

事后，一些對當地居民的采訪還提到，小城近年來貧富差距不斷增大，階層差距也愈發明顯，或許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族裔之間的關系。身處校園，每日繁忙，我對整個城市的認識其實非常有限。然而看到這樣的報道卻也不覺意外。與周遭的農業田園景象不同，夏洛茨維爾本身的城市生活富足，教學醫療條件先進，文化活動豐富，每年電影節、書展、戲劇表演等各式活動豐富多彩。這里也不斷成為中上層階級退休后的理想生活地點。但是，參加此類活動的人群似乎只局限于中產階級。它為人所稱道的生活方式似乎很少涉及主流話語之外的人群。而這種分化卻并非源于族裔之分。生活在夏洛茨維爾的不多的非裔中，其實不乏生活富足的專業人士。而那些掙扎在貧困中的“底層”，也并不僅僅是非裔、墨裔，更有土生土長與此的“紅脖子”。我在夏洛茨維爾第一年的室友是學校醫學院的碩士生，同時也是熱愛公共醫療與支教的“嬉皮士”，常年在貧困社區活動。她曾帶我去過當地一個名為“要食物不要炸彈”的發放免費食物的公益活動。食物一般來自各大超市，因為品相或保質期將近等問題免費發放。這一活動源于1980年發生在波士頓的抗議建立核電站運動。而我所記住的大概是各式各樣的領取救濟的居民。其中占多數的實屬白人。他們代表的，應當就是那些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利益受損的人群，那些在信息化時代和全球化時代被丟下的人群。

我來自日常生活的經驗非常容易流于片面，但是看到的這些零碎畫面卻一再顛覆我腦海中對周遭美國社會問題的宏觀描述。但大選以來暴露出來的美國階層分化嚴重問題的確也在身邊上演。夏洛茨維爾的種族問題一定程度上“不敵”更為劇烈的階層分化問題。當大家紛紛譴責那些來自外州的蓄意挑事的極右勢力時，是否遺忘了人群中那些毫無特色、過目即忘的本地面孔？不論是一眼就可辨識的底層“紅脖子”，荷槍實彈的軍事迷，還是那些無異于你我的普通上班族，夏洛茨維爾本地依舊有這樣的人群存在。若不談當地居民的安全問題，這種“內外”分隔對于看待這次事件并沒有實際意義。當因為相似的無奈與憤怒被點燃，他們的反應或許不再區別于肯塔基還是弗吉尼亞。那個突然沖撞人群的來自俄亥俄州的年輕人詹姆斯菲爾斯（James Alex Fields），在下一個城市就會變成弗吉尼亞州人、佐治亞州人……事發當天現場，白人種族主義者克里斯托弗坎特維爾（Christopher Cantwell）面對VICE新聞的鏡頭，不屑一顧地傳遞著這樣的信息：我們來的目的就是為了提供這樣一個機會，讓散布在各地的“被壓迫的白人”看到我們。這樣我們才能聚集在一起，組織在一起。這只是一個起點。

什么的起點？夏洛茨維爾在這一天被選為修羅場，可以源自多種多樣的原因，可以有多種多樣的解釋。但為何是夏洛茨維爾這一問題并非最核心的那個問題，正如凱文認為這次事件沒有任何值得驚訝的一樣，我們該思考的更應該是整個事件中的各種聲音來自什么樣的地方，緣何發出，這些聲音的交織糾纏如何一步步令事態惡化，以及他們將發散向何方。《圣經》中的索多瑪與蛾摩拉可以是你我身邊任意一座城市，只需將罪惡之人引向那里。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中被社會經濟的發展所“丟下”的這批美國白人，在絕望中接過魔鬼梅非斯特的邀約，配上十字軍的盾牌，舉起納粹德國的手和3K黨的火炬慢慢走來。魔鬼說，是那些外來者給你帶來不幸，他們都生得與你不同，很好辨認。而在抨擊他們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在他們一開始的合理訴求不斷激化成為向魔鬼尋求解藥的過程中，美國政治與經濟的領導人群又做了什么努力。

那么，美國社會經歷的這場階層撕裂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何影響？受限于我的社交圈之狹隘，事件發生后，我直觀感受到的反應幾乎都來自學校師生和已工作的美國年輕人，無一例外非常激烈，尤其對于右翼勢力闖入學校這一事情。但是更為廣泛的美國社會怎么看待這樣的事情？這個問題在事件之后發生的批判“黑人的命也是命”組織的言論中似乎可以見到一些端倪。該組織因為激進的行為方式、拆除雕像引發的爭議，以及夏洛茨維爾事件中非裔貝拉邁侮辱白人言論的丑聞被推上風口浪尖。不少人認為該組織實際上代表了一種反向的種族主義，對黑人權利的強調其實也會帶來同樣的種族分隔。我的許多中國留學生朋友以及國內的很多聲音也對這個組織表示出否定，將其譯為“黑命貴”，諷刺之意可見一斑。然而這種批判聲在我周遭的師生處卻沒有什么市場。大家的關注點仍然集中對極右勢力的抨擊之上。批判極右勢力沒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但是大家對于拆除雕像一事引發的爭議，以及反對派組織一些激進行為所表現出來的集體沉默，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就拆除雕像一事，我在私下聽到過不少質疑的聲音，但并未在社交媒體上看到身邊美國同學的討論。我或許可以理解的是，對于我的同學來說，這些問題所持有的態度不是值得拿到社交媒體上進行分享的內容。以及在極右暴力帶來的傷痛之下，這樣的問題可以稍稍靠邊。這讓我不免想到有關大學校園政治正確問題的爭論。

美國社會的政治正確原則與對社會自由和文化多元的追求密不可分。但是近年來，保守派多次指責美國大學存在過度“政治正確”的問題，導致有些問題無法得到討論。有關大選立場、少數族裔、女權、LGBTQ組織等話題上的觀點似乎因為政治正確而提前被預設。夏洛茨維爾拆除雕像一事所牽扯到的非裔理事貝拉邁與弗吉尼亞大學講師穆爾之爭中，穆爾因為推特上的過激言論被學校停職一事是否也是這一現象的注腳呢？

面對極端勢力，我們還要堅持言論自由嗎？

而美國大學與政壇關于“政治正確”的探討常常與“言論自由”掛鉤。今年年初，美國保守派網站“巴萊布特新聞網”右派編輯米羅亞諾伯羅斯（Milo Yiannopoulos）原定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舉行的演講引發大規模抗議，最后演變為暴力沖突。被認為是“種族主義者”的學者查爾斯莫瑞（Charles Murray）在著名的文理學院米德貝雷（Middlebury College）進行演講時，遭到數百人抗議，被迫離開。這兩起事件引起美國社會對于政治正確是否損害言論自由的爭論。支持派認為，這些抗議活動阻礙演講進行的行為是對言論自由的一種損害。而其背后則體現的是美國高校在政治上普遍左傾，過度強調政治正確的問題。甚至，持右派觀點會成為在美國尋找教職的阻礙。而反對者也指出，雖然暴力事件不應縱容，但是抗議本身沒有錯，并且也是一種言論自由的體現。這兩次抗議中的演講人所持觀點充滿歧視，不應為社會所包容。芝加哥大學對這兩次演講事件間接做出的回應也引來不同爭議。在去年秋季學期伊始，芝加哥大學在發給新生的郵件中直接指出“出于保護學術自由的承諾，我們絕不支持任何所謂的觸發警報，我們不會因為演講者發言內容的爭議性而取消演講……”有人認為這是對政治正確的一種反擊，有人則評論這是對于學術機構言論自由和思想交流的反向保護。

同樣的反思在這次夏洛茨維爾事件之后也重新回到大家的視野。事件發生之后，人們一度質疑為何右翼可以舉著火把長驅直入學校歷史核心區域。校長特蕾莎蘇利文(Teresa A. Sullivan)在其后發布的公開信中做出解釋，弗吉尼亞大學作為一所公立學校，必須遵守法律規定，賦予公眾進入學校室外空間的權利。周五下午，警方在聽聞可能發生的游行之后，迅速出警學校。但是右翼聯合游行者卻為按照提及的路線在學校外圍活動，而是直接來到學校正中心區域。那么當右翼聯合已經違法，那么是否還需堅持言論自由，允許他們繼續集會游行？當游行示威的人群以臭名昭著的種族主義分子、新納粹、3K黨成員為主，高喊著充滿仇恨的納粹口號、藐視當地政府解散活動的要求之時，“言論自由”成為“攻擊言論”，是否還匹配“自由”一詞？

學校媒體研究領域的教授希瓦（Siva Vaidhyanathan）在發表于紐約時報上的文章中給出這樣的答案：“這絕非‘自由言論’。它從來都不是。當有人揮舞著火把去任意欺凌那些他們所反對的人時，何來‘自由言論’。你永遠無法與荷槍實彈的人進行平等對話。這些納粹主義分子周六像我們明確地傳達了他們的意圖：這次事件就是他們關于‘血統與土地’的爭奪。他們動真格了，而我們也意義。”在學校分享的關于如何與學生談論此次事件的材料當中，有關“言論自由”的話題也在其列。如何定義言論自由，不僅關涉學校如何反擊暴力言論的侵擾，也關涉著如何真正自由開放地談論敏感問題。因為這才是反思與解決問題的真正開始。

同時，在否定極右勢力這次的集會符合“言論自由”之要求時，另一種曾被視作禁忌的言論也開始被賦予一定“自由”。前文提到，學校要求老師在新學期課堂上為學生提供談論此次事件的機會。這其實是可能帶來爭議的舉動。一般而言，課堂內是否可以談論政治一直是爭議話題。美國大學默認老師在學校的課堂上不應當公開討論自己的政治觀點，不應向學生傳遞相關言論。1996年的教育法第406和407條明確禁止學校進行任何宣傳黨派政治觀點的行為。這樣的規定旨在規避由于教師所天然帶有的權威性以及說服力，學生可能受到的影響。去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群情激昂，言論分化問題嚴重，學校不可避免成為前沿陣地，《衛報》等多家媒體就對教師是否可以在課堂上談論政治做出了接連報道，主要關注當課堂上出現不可避免的政治話題時，如何界定其內容合適與否。此次事件中，對極右分子的暴力集會及其口號的評價已經成形，不會出現教師是否應該談論這一話題的問題。但是，學校希望通過這樣的舉措打開敏感議題的討論空間的旨意，可以說是對課堂政治討論這一話題的又一次反思。

不論是為白人社會所忽視的身邊的種族問題和極右勢力，還是在政治正確下未能得到充分討論的個人觀點，這些房間里的大象，并不會因為否認而就此消失。如何打破這種沉默和敏感，開啟對話，成為人們需要探討的話題。“沒有仇恨，沒有恐懼”（No fate, no fear）并非問題的全部答案。美好的寄語不應就此埋葬了反思問題的機會。只有直面問題并積極解決問題，才不會讓鮮活的生命白白流逝，悲劇一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