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李文糺在《讀越縵叔<杏花香雪齋詩稿>感賦》中云：“天未喪斯文，或不成秘箓。”復旦大學中國近代史青年學者讀書班2022年第2期，即圍繞越縵堂主——李慈銘展開。

4月8日19點，讀書班通過線上方式正式舉行，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戴海斌教授主持，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張桂麗研究員受邀主講，題目為《“日記百年萬口傳”：李慈銘的交游和閱讀》。評議人分別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馬忠文研究員，國家圖書館古籍館謝冬榮副館長，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石祥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潘靜如助理研究員。本文為主講人發言整理稿，末附評議人發言稿。

張桂麗（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員）

我是中國古典文獻學出身，在輯錄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的過程中，略有一些感悟。今天就圍繞著他的日記、交游、讀書活動，與大家分享他作為學者的日常。

李慈銘著，張桂麗輯校：《越縵堂讀書記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一、李慈銘日記的傳播與影響

今天講座的題目“日記百年萬口傳”，出自曾樸《孽海花》。這部歷史小說以實際人物為原型，塑造了一批晚清人物群像，前六回由金松岑撰寫，對李治民的描述為：“賦詩填詞，文章爾雅，會稽李治民純客是一時之杰。”第七回后，均由曾樸撰寫。曾氏在最終回寫道：“現代的詩，除了李純老的《白華絳趺閣》，由溫、李而上溯杜陵，不愧為一代詞宗。”首尾呼應，完滿支撐了金松岑對李治民的人物形象設計。

曾樸因父親、自己與李慈銘的交誼，寫李氏有深刻的生活基礎，也異常出彩。小說第二十回通過大筆墨描寫李治民的生日宴會，地點在滿族官員盛昱的“云臥園”。當時盛昱遍請京師名流，討論學問，抽簽聯句：

云臥園中開瓊筵（薆云），群仙來壽聲極仙（怡云）。華山碑石垂千年（李文田），《周官》精槧北宋鐫（汪鳴鑾）。經幢千億求之虔（葉昌熾），耕煙百幅飛云煙（張塏征）。《然脂》殘稿留金荃（王懿榮），馬湘畫蘭風骨妍（江標）。漢碑秦石羅我前（端方），綠毛龜伏瑪瑙泉（繆荃孫）。日記百年萬口傳（李慈銘），續南北史藝文篇（文廷式）。陳茂古碑我寶旃（沈曾植），影梅庵主來翩翩（盛昱）。黑頭宰相命宮填（林旭），長圖萬里甌脫堅（洪鈞）。共祝我公壽喬佺（素云）。

這首即興之作，即是要求諸人“炫寶”。琳瑯滿目，任何一件都價值不菲。李治民因貧病交加，只好吟一句寫實的“日記百年萬口傳”，卻也贏得了滿堂喝彩。我想，這句話當源于曾樸對李慈銘及日記流傳情況的一種理解。

《越縵堂日記》位列“晚清四大日記”之首，積四十年之力而成。李慈銘在二十四歲寫作時就規定了日記的主要內容，包括國之大事、讀書筆記、友朋交往、個人詩文作品等。民國間日記影印出版后，風靡一時，幾乎成為與《孽海花》一樣的暢銷書。不過，日記并非獲得一致好評。魯迅先生對這位鄉賢的日記頗不以為然，他說：

《越縵堂日記》近來已經風行了。我看了卻總覺得他每次要留給我一點很不舒服的東西，為什么呢？一是鈔上諭，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響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覽’。二是許多墨涂。寫了尚且涂去，該有許多不寫的罷？三是早給人家看、鈔，自以為一部著作了。我覺得從中看不見李慈銘的心，卻時時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騙。

“自以為一部著作”，正點出了李慈銘以日記為著述的特征。因為李慈銘打破了日記的私密性，寫作時字斟句酌，難免有矯情做作之嫌。

李慈銘小像與《越縵堂日記》書影

郁達夫、周作人喜歡讀日記中閑適、性靈的文字，胡適則認為這部書內容紀實，讀書札記、時事價值很高，并為之題詩九首，其中二句云：“四十年前好人，后人切莫笑話”， 頗可以反映部分學人對李慈銘的態度。因李慈銘日記中會寫如與歌郎廝混，與妓女假戲真做的內容，并暗戳朋友的陰私，罵不稱職的官員，秉筆直書，毫無畏懼。

同時，有些讀者認為日記有涂抹或隱匿的部分，難以稱作信史。或稱李慈銘與歌郎廝混，不注重學者形象。或批評他脾氣大、愛罵人，對同時人出言刻薄，可謂毒舌。如果過度關注這些負面形象，自然對李慈銘日記及學問便不是那么的肯定。如錢鐘書說道：“李書矜心好詆，妄人俗學，橫被先賢”。張舜徽亦言：“蓋李氏一生好輕詆人，吹毛所瘢，睥睨當世，加以年逾五十，而猶困于場屋，以憤懣發為言談，無往而非譏斥矣。”言辭過激，近乎攻擊，已經不屬于學術范疇內的討論了。

周作人（1885-1967）和胡適（1891-1962）

現在距離日記出版，已經過去了一百年。李慈銘生前自詡的“日記百年萬口傳”，倒也真的實現了。然而這位百年前的名家、大家本人，并未得到后人充分的理解。讀其日記之人，不乏獵奇隱私者，或僅摘抄史料者。能持一份同情之理解，帶點溫情與敬意者，并不多見。臺灣學者蔡長林在《長日將盡，典型夙昔——李慈銘學術批評中所見的乾嘉情懷及其意義》一文中，以充滿同情與敬意的態度，深入探析了李慈銘的學術情懷與精神寄托，我認為很中肯、到位。

馬忠文老師說過，閱讀日記是培養歷史感最好的方法。作為非歷史專業的人，我對晚清歷史的略微了解，也正是通過十多年來閱讀、點校李慈銘日記積累起來的。

二、與張星鑒、桂文燦的交往、切磋

在乾嘉漢學極盛之時，名師名弟子一學數傳及家學傳承幾代的繁榮景象，比比皆是。道光以后，世局多變，戰爭、天災頻仍，學者的生存環境受到了極大挑戰。經學衰敗，但經師仍不乏其人，如著有《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標注》的邵懿辰在咸豐初年回鄉，于杭州閉門著書。期間李慈銘曾兩次至杭州省城考舉人試，也曾去游玩，與這位學問、風節名于時的鄉賢近在咫尺，卻失之交臂。因為他彼時志不在此。

咸豐四年（1854），李慈銘和越中文學青年成立言社，沉潛于歌詠美人香草，即便是與同齡、同城而居的學者平步青、傅以禮二人，也毫無往來。面對譚獻的拜訪，他僅以詩歌相切磋。咸豐九年（1859），因科舉考試不順，李慈銘出資捐京官。到北京后，他繼續與言社的陳壽祺、周星譽、周星詒唱和詩詞。后來因和周氏兄弟決裂，他便脫離了由鄉情、文學活動維系的交際圈，轉而投身鉆研學問。

李慈銘對各地宿儒名師了解得并不真切，但只要友人官某地，他的關注點便觸及到某處。他的考察方式，除了借接風、餞行之詩酒文會向以科考、述職等事入京的朋友們當面請教外，還與他們殷勤通信，詢問當地的學林掌故、刻書編書、學術風氣等訊息。

我最近輯錄了李慈銘的書信集，大約八百余通，其中不少內容在長篇累牘地交流地方學風、訪求宿儒著述。通信者如浙江學政瞿鴻禨、江蘇學政王先謙、四川學政朱潮、湖南學政陶方琦、浙江書局校勘陳豪等等。這些書信不能簡單地視作李慈銘維系社交的手段，了解學界動態，才是他意圖所在。如平步青在江西任官，即將江西刻書如《明通鑒》《國朝文錄》等書大批郵寄給他。因繆荃孫曾在成都張之洞幕府，關于川蜀藏書、刻書及學人情況，他也能隨時咨詢。又因門人吳澂夫在上海，上海新印書籍常能送到他手中。此外，李慈銘還通過貴州學者莫友芝了解了鄭珍，通過王先謙了解了湖南學人鄒漢勛。

平步青：《樵隱昔寱》；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

對文獻淵藪江蘇、浙江兩地，他更時時關注其間藏書樓、著名學人、名著稿本之流傳、版刻之保存等情況。當太平軍占據浙江時，他從江南友人處多方打聽文瀾閣《四庫全書》、天一閣、振綺堂、八千卷樓等藏書的現狀。當得知經師陳奐病卒于亂中，他不禁感嘆到“江南經術盡矣”。而聽聞顧河之在兵亂中去世，他亦為顧千里絕嗣而唏噓良久。

李慈銘對域外古籍、學人十分關注。日本學者岡千仞來游中華，曾親自拜訪他數次，并以所著各國史書相贈。日本書籍如《難經疏證》《大唐六典》《古逸叢書》《日本新出玉篇糸部》等等，李慈銘也閱讀評論過。他還向沈曾植借《蘐園隨筆》，從許景澄處借日刻《大藏經音義》等書。光緒六年（1880），楊守敬隨駐日公使何如璋赴日，曾寫信給李慈銘，詳細告訴他漢文古籍在日本的流通情況。外交特使傅云龍自日本回，也以所著、所刻書相贈。同時，他與朝鮮學者也有交往。同治十一年（1872），張之洞與周壽昌、董文煥、吳大澂等人宴請朝鮮使臣閔致庠、樸鳳彬，李慈銘向其詢問國王李氏二十八世謚號、名字，藉此錄成《朝鮮國王謚錄》，并以《越三子集》回贈。

盡管彼時信息傳達較為不便，但李慈銘憑借廣闊的學術視野，強大的朋友圈，及時掌握了學林大事、學風動向。最為重要的是，他將自己所了解到的學術信息一一記錄在日記里。在關注古籍的刊刻流傳外，他也關注金石碑帖、器皿的收藏，學人存亡、學風動向，域外漢籍及學人。這些內容，在傳統學術史的宏觀敘述中被無意或有意忽略，反映的卻是真實的細節，是認識、分析復雜學術場域的極有價值的史料。李慈銘與張星鑒、桂文燦的交往，也很好說明了這點。

咸豐十年（1860），李慈銘正式與張星鑒結識。張氏曾以《劉禮部集》相贈，并慨借各種書籍。二人年齡、經歷、學術旨趣接近，故而能惺惺相惜。同治二年（1863），張星鑒丁父憂，李慈銘為其父寫家傳，張氏則贈以孔氏微波榭《國語音》《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而后張星鑒撰《國朝經學名儒記》，以顧炎武為首，收錄一百三十人。李慈銘亦著手編纂《國朝儒林經籍小志》，同樣以顧炎武為卷首，總計收錄一百六十五人。可以推測的是，他們在編纂二書的過程中，應該有過交流。

張星鑒：《國朝經學名儒記》

李慈銘：《國朝儒林經籍小志》稿本

張星鑒關注過桂文燦，藏有桂氏《詩箋禮注異義考》，并與李慈銘分享閱讀。在桂文燦所著《經學叢書》進呈后，潘祖蔭曾將《孝經集證》《群經補正》兩種轉請李慈銘評閱。李慈銘對此有知音之賞，稱桂文燦“稟承漢學，著述褒然。閱其書名，已為神往，不謂斯世，尚有此人。惜未值其時，恐終無當耳。”

當時李慈銘正坐館于禮部尚書周祖培家。近水樓臺，李慈銘對朝中風向、旨趣比較了解。同治初年，外有封疆大吏曾國藩、朝有帝師文淵閣大學士倭仁，俱稱理學名臣。學界內部有方東樹、姚瑩之攻擊漢學。此時選擇漢學，意味著逆流、孤立、落寞。故他斷言桂文燦不能得到賞識，其后果然驗證。可見，在同治初以乾嘉漢學之法治經，并不能得到官方認可和褒揚。

同治二年二月，桂文燦入京應試來訪。因神交已久，二人得以促膝長談。遺憾的是，桂氏落第。回到廣州后，他寫信給李慈銘，寄到徐灝《通介堂經說》一書，并告訴好友《學海堂叢書》的刊刻情況。李慈銘在回信中回顧自己治學歷程的同時，還表達了對桂氏、徐灝的崇敬，并請他留意乾嘉間粵中第一學者陳觀樓的著述。這種廣東、京師間的互動、交流，對于學者來說非常重要。

桂文燦：《經學博采錄》

早在咸豐五年（1855），桂文燦便編成了《經學博采錄》一書，收錄乾、嘉、道、咸四朝經學名家，始于惠棟，終于顧千里、陳樹華。我曾經有一個初步的想法，即從桂、張、李同時對本朝經學總結這一點切入，將《經學博采錄》《國朝經學名儒記》與《國朝儒林經籍小志》合為一編，并將三人于同治年間的交往、切磋資料作為附錄。此外，趙之謙也撰有《國朝漢學師承續記》，依江藩體例，專人專記。從學術史角度考慮，這四種為經師立傳的書，可以視作對同治朝黜漢、尊宋經學政策的回應，對淡漢、反漢學風的反擊。

三、閱讀：由文士到學者

張星鑒師從陳奐。陳奐是段玉裁的高足，精通毛詩，著有《毛詩傳疏》。桂文燦則師從南海陳澧（菊坡精舍山長）。陳澧主張漢宋兼采，撰有《東塾讀書記》《漢儒通義》。張、桂二人，因師承經學大師，較早樹立了治學目標。相比之下，李慈銘并無師承。他早年讀書，以博雅廣識為中心，又好詞章，不僅沒有專研一經一史，在三十歲之前也沒有讀過《說文》《十三經注疏》，治學起步很晚。

捐官北上后，李慈銘見聞日廣，常至琉璃廠閱書、訪書，為濃厚的學術氛圍浸染。同時，他也接觸到桂文燦的經學著作，又與平步青、張星鑒、黃以周商榷經史，開始專心治學。但這個選擇充滿了艱辛。

首先，在漢學衰敗的情況下，仍用乾嘉漢儒的方法來研究經史，意味著逆流，本身就極具挑戰性。李慈銘也意識到：“漢學固不能無蔽也，而其為之甚難，其蔽亦非力學不能致也，特未深思而辨之耳。予亦非能為漢學者也，惟深知其難，而又喜其密實可貴耳”。其次，李慈銘是在個人窮途末路之時展開治學的實踐。在物質匱乏之際讀書治學，尤其令人敬佩。同治四年正月初二日（1865年1月28日），他專心于考索《說文》，以至于不見來拜年的各位友朋，并在日記中寫道：“今日天氣溫煦，如江南早春時，徹爐閉門，終日營營考訂經義文字，頗有所得。獻歲之際，車馬如云，而作此生活，拙懶迂僻，京華軟紅塵當無第二人矣。”

張舜徽先生曾反復閱讀李慈銘日記，認為其專心、努力的程度遠未達到學者的標準，他在《清人筆記條辨》卷九云：

李氏少時偃蹇鄉里，徒騁詞華。及至京師，益徇聲色，以羸弱之軀，逐歌舞之地，親邇卷軸，為日無多，故于樸學家堅苦寂寞之功，無能為役，《清史稿》置之《文苑傳》末，實為平允。

張舜徽：《清人筆記條辨》，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

少時家居，以詞章聞名，“及至京師，益徇聲色，以羸弱之軀，逐歌舞之地”諸句，是符合事實的。至于放縱于酒色，不必為之諱言，但僅是一年多的時間。而“親邇卷軸，為日無多”一句，并不符合事實。張先生對李慈銘晚年讀書曾予肯定：“知其晚年學進氣平，持論乃迥異于昔矣。”不過大概沒有看到李慈銘最后四年的日記，那時他的學術論見更為精當。總的看來，張先生對李慈銘的評論，肯定少、批評多。戴海斌老師之前深入剖析了先生對李慈銘學術的評價，客觀允當，我個人深以為然。

綜觀清代學術史可以發現，不少學者在青年時代熱衷于作詩作詞，而后才專心治學。而學者往往，尤其是在乾隆朝開四庫館時，要比詩人獲得更高的認可、更多的機會。雖較早確立了詩人的身份，但李慈銘有著強烈的自我預設。雖熱衷于宦途，但讀書治學是其立世的終極目標，謂“古今無學問外之人才，天下無讀書外之事業”。又因中年后轉行治學，他深知由文士到學者之甘苦，故不大喜歡姚鼐，曾批評到“姬傳本文士，而妄思講學”，也不喜歡文士兼學者的袁枚、翁方綱以及朋友譚獻。不過，他對他們的批評，頗能深中其病。

李慈銘對向學之晚有切身之痛。實際上，對秉持“詞章乃學人之游藝”的他來說，孜孜以求者在于經史，也更期望入儒林傳。盡管如此，他并沒有絕對的自信。如他在《六十一歲小像自贊》曰：“是儒林耶？文苑耶？聽后世之我同。”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清史稿·文苑傳》共收錄354人，正傳105人。李慈銘位于《文苑三》，傳文出繆荃孫之手。能入文苑，本已難能可貴，但總讓人意難平。因在重儒輕文的時代，入儒林要高等一些。同時，“文苑”并不能準確定位他們的實際身份，大概只表明各人在文學創作上更勝一籌而已。

李慈銘曾在《說文》上下功夫，但并未成書；也致力于史學，曾與王先謙就《漢書》往復探討，對《宋史》《明史》也有論斷。但他批校的讀史札記散在數百冊藏書上，并未經整理，直到后來才由王重民輯錄成書。按照當日入選《儒林》的嚴格標準，他確實是不符合的。盡管如此，李慈銘的名氣不可謂不大。在民國期間，由于日記的影印出版，讀書筆記、讀書札記的陸續出版，他始終都在學者的研究視野內。

王重民：《書<越縵堂文集>目錄后》

在認真、謹慎地考察李慈銘的治學過程、學術成績后，我們可以說他實現了由文士到學者的學術追求。在評論歷朝諸家學術時，他駕輕就熟，筆鋒犀利，極為自信，所展示的不僅是閱讀之勤、涉獵之廣、識見之精，其批評天賦也超出時輩。在批評過程中，他注重版本、校勘、考證，秉承漢學家的旨趣。從他的品評持論來看，他極力維護漢學，但也能站在漢學傳人的立場上，深刻檢討漢學流弊，批評漢學家好博，有別裁之短，且缺乏經世的追求。

這部《越縵堂讀書記》，主要考察的是學者、專著之得失優劣及其當下意義，其內在理路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對評論對象褒多貶少，能平情論之，肯定本朝的學術成績。同時，李慈銘對學者文章才氣的重視，反映出了他的文士本色。而能以一己之力完成對眾多經史子集的評論，李慈銘實為不間出之學人。

另外，我有一個有趣的發現，即李慈銘在對學者反復批評時，其實又不自覺地在某個側面深受其影響。如姚鼐、章學誠，都是他深刻批評的對象。但姚鼐提倡的義理、考據、詞章一體的文章追求，章學誠“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批評原則，又與他的治學旨趣甚為契合。這些影響，在讀書筆記中也有體現。

在輯錄李慈銘讀書筆記的過程中，我首先確立了編年體的體例。因為日記體的讀書筆記帶有印象性、即時性、原始性等特征，四部分類實在不能反映他的閱讀歷程。李慈銘的閱讀是開放式的，隨讀隨記。依其原始的日記體或者說編年體例，最能反映其閱讀世界。同時，他的讀書筆記有別于面對大量藏書而集中書寫的評語，以及如館臣那般撰寫的提要。其次，經過歷史的沉淀，當時不被作為學術筆記的內容，如記錄的朋友們的著述，大多是稿本，或者只是單篇的詩文。雖然他們的學術成就不那么矚目，但若被忽略，難免遺憾。再次，將札記、學林掌故、名物考證收入日記，這種日常的敏銳的積累，也是學術活動之一，甚至可以說是珍貴的歷史片段。在先前出版時，由于歷史原因書里刪去了對鎮壓太平軍的官員學者如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著作的評論。在目前環境下，自然不能重蹈覆轍。

在考察學者理性學術評論的同時，我們也應了解他的感性世界。李慈銘讀書有天分，這是毋容置疑的。他雖然多病，但精力充沛，又極為自律，處世真摯，古道熱腸，是個老好人。受咸、同、光三朝內憂外患的影響，跌宕于世運中的文人，因為科場、官場的不得意、朋友的背叛，逐漸變得偏執、苛刻。這也是歷史上清代浙東學人的精神特質，如毛奇齡、章學誠等，都有刻薄、愛罵人的一面。因而在李慈銘讀書筆記中偶爾出現的目中無人的狂傲和品評失準，屬于概率較小的失誤，不應將之標簽化。

總的說來，李慈銘距離我們并不太遠。我們對他的理解也并不那么充分，容易流于掌故、獵奇的評價與認知，容易為既有成論左右，對其著述缺乏深入精讀，未能在學術視野上有所拓寬，從而難以發掘出新的歷史意義。因此，處于資源共享優越環境的今日，除了在歷史文獻方面做進一步的調查、發掘，我們的學術視野、眼光也要與新文獻、新熱點匹配，努力去開展沉浸式的閱讀，去捕捉更多的細節。我相信，以第一手資料作為研究對象，得出的結論將會更符合歷史語境。

鑒湖邊李慈銘塑像

評議人發言

馬忠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張老師今天這個報告非常全面、深刻，這與她十多年來投入的精力和花費的功夫有直接關系。我本人收獲很大，這里主要想講兩點感想。一是怎么去判斷和分析李慈銘日記的史料價值；二是對新版《讀書記》的編排方式談一點看法。

首先，這本日記跟一般、別的日記不同，李慈銘不僅僅把它當做日記來寫，而且把它作為一種有創意的作品來寫。最關鍵的是，他從一開始或者在早期時候，就有意無意地把日記散布出去，讓大家來傳抄。這就有別于我們一般理解中日記私密性很強的印象。可以比較一下，像翁同龢、胡適這些人，可能都有將日記傳世的想法，但在他們生前，大概很少把日記拿給外人特別是那些不熟悉的人看（胡適生前只是出版了《留學日記》）。李慈銘卻恰好相反。

李慈銘這樣做，與他個人經歷和處境大有關系。他是以捐官形式進入京城的，沉浮郎曹，十分艱難。在北京不但要生活，還要積極準備參加科舉考試，解決舉人和進士這兩道難關。所以，他比那些中了舉人、進士，再到北京來做官的人負擔更重、心理壓力更大。我覺得這些經歷對他的性格、生活都是有影響的，憤世嫉俗、狷介的性格由此形成。于是，他便借助日記中的臧否人物來表達自己的心情和看法，日記中很少對他人有“恕辭”。

這樣一來我們會發現一個問題，李慈銘日記其實當時就參與和介入了現實生活。這種日記，成為研究的材料后，按照法國年鑒派史學家布洛赫的說法，可以稱為“有意”史料。換句話說，李慈銘寫日記，當年有很明確的目的。因此，如果我們想更完整、全面地了解李慈銘日記的史料價值，就不能把這個日記僅僅當做平面的、白紙黑字的文獻，而是要把它作為一種立體的東西來看，回到當時的歷史場景中，去考察日記形成的過程。我們在研究歷史人物的時候，常講知人論世。所以在關注李慈銘日記的同時，也要關注他的生活，去看他的生活對日記的撰寫產生了什么影響。

此前張舜徽先生認為李慈銘讀書做得不夠深。對于這個問題，似乎可以用一種理解的態度來看。李慈銘并不是一個專門的學者，只是一個普通京官。和乾嘉時期那些脫離鬧市、躲在書齋中做學問的學者不同，李慈銘雖然勤奮，也只是讀書面非常廣博而已，不宜用漢學家的要求來衡量他，何況，很大程度上李慈銘可能也有借此標榜和沽名的意思，畢竟他是一位名士。

眾所周知，李慈銘罵人很厲害，大家都怕他。他在光緒十六年（1890）做御史后，也參過孫毓汶這些權貴，詞鋒非常犀利。這讓我聯想到在光緒初年，李鴻章曾邀請他擔任問津書院的山長。這件事給我一種感覺，可能李鴻章也不想或不敢得罪李慈銘，邀其掌教，也有借機籠絡的目的（當然具體原因可以再詳考）。再比如說翁同龢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五月與康有為唯一的一次見面，后來他把日記篡改了，將康有為換成了李慈銘，并寫到“舉世目為狂生”的評價。翁為什么不選他人而選李慈銘呢？恰恰說明在他的眼中，李慈銘狂傲是人人皆知，甚至代表了當朝顯貴對李的基本評價。

說到李氏日記的史料價值，不僅要注意那些“有意”史料，也要關注當年李慈銘在不經意間寫下的那些東西，因為無須加入自己的私人傾向，現在看起來就是一種非常客觀的史料。比如說自己的收入、同鄉京官靠印結銀生活的情況，和朋友們常去飲宴、聽戲的飯館、酒樓的名稱、地址等，都是研究清末京城生活史的第一手絕佳材料。李慈銘是一個超級戲迷，他日記中留下來的大量的戲曲資料，對于現在研究京劇或者昆曲一些曲目的變化、劇目人物的角色，甚至是演員之間的代際流傳等問題，都是大有幫助的。

第二個問題是這次出版的《越縵堂讀書記》的編排方式。我們知道最早的讀書記，是由云龍先生是按類別來編輯的，他把對某一本書的所有記載匯在一起，每一條記載下面再補注讀書日期，這樣做不免淡化了日記的編年特點，其實是有缺憾的。日記按類分別編輯，不是從由云龍開始的。現在能夠看到比較典型的是吳汝綸日記。他的刊本日記就是摘編的，沒有時間，呈現出平面化的色彩，完全是資料匯編的形態。還有就是最近出版的《袁昶日記》，其中有一部分內容也是根據類型分類的。這樣編排，完全喪失或者脫離了日記材料最本質的編年特性，學者引用和分析時常常帶來了很多不便。張老師這一次把讀書記完全恢復成編年體的編排格式，采用文末附的索引來解決閱讀書目同類檢索。這種方式非常好，還原了李慈銘閱讀某些書籍的先后時間與語境，有助于我們從中發現一些內在聯系。這也是張老師這本書最大的一個特色。

謝冬榮（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副館長）  

關于后人對李慈銘的評價，張老師提到了多種說法，正面的、負面的等等。我這段時間在關注魯迅弟弟周作人，發現他對李慈銘的評價非常高，說在眾多鄉賢中最推崇的就是他。那么，對同一個人，兄弟倆的看法并不一樣，這也讓人覺得李慈銘確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物，能夠為我們的研究提供較大的空間。

聽完講座后，我主要有三個方面的想法。一個是對于李慈銘日記，大家可能比較關注原本。需要注意的是，因為當時大家經常一起抄，所以會產生多個版本。那我們在研究李慈銘本人日記的時候，還需留意抄本的情況。后者對李慈銘日記的研究也非常有幫助。因為李慈銘對日記的很多內容做了不少刪改，特別是早期的日記。而可能有些朋友在刪改之前，對日記已經有所抄錄。從這一點來看，各種抄本有助于還原李慈銘日記的原貌，或者說是修改前的面貌。

第二個是民國時期，1928年的時候，北平圖書館購入了李慈銘的藏書。在李慈銘的書上，有很多的批校，包括藏書題記等。當時王重民先生對藏書題記、批校、讀史札記等內容有過整理，撰寫了專書和專文。后續對此比較關注的是王利器先生，著有《越縵堂讀書簡端記》及《續編》，記錄李慈銘在誰的書上做了哪些批校等。這些其實能夠反映李慈銘在讀書過程中的一些想法，但感覺關注的人不是特別多。或許我們可以把它作為下一步的關注點，留意李慈銘對某本書的評價，他對這些書的批校、看法，或者說他對此做了哪些貢獻等。

第三個方面是，之前有學者從閱讀史的角度研究日記，討論這些人讀過哪些書，他為什么要讀，他和當時人的讀書觀念有什么不同。我覺得在張老師整理完讀書記后，我們可以從閱讀史的角度對李慈銘日記再做挖掘，關注李慈銘讀過什么書，為什么讀，然后評價是什么。

石祥（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員）

首先我對日記的感覺是，它是非常重要的史料來源。跟它類似的物品有兩個，一個是書札，另外一個跟版本學聯系比較多，即寫在古籍上的藏書題跋。

書札和題跋的情況跟日記相似。一種是作者在寫的時候，不是太有興趣，也不想示人。書信可能還有一個固定的收信人，而有時候寫完的題跋，真的沒有給人看的打算。另一種是有些書信和題跋，就是專門示人的。如一些作者在寫完論學書札后，會馬上找個刻工把它迅速弄出來，然后分發出去，這是常有的情況。至于題跋，古人有的時候喜歡曬書，或者找幾個朋友來賞玩，那大家不免會看到書上的題跋，這也是一種傳播形式。當然，可能其中有些內容是真話，有些是假話。我個人感觸比較深的還有另一種題跋，就是請版本學專家或權威人物來執筆。背后目的很明顯，或是為了增彩，或是為了營利等等。在書寫的時候，他們大概對此也是心照不宣的。所以在利用史料時，如何去處理這么多種不同的情況，非常關鍵。

我的另外一個感受是，在厘清作者的意圖外，對內容本身的梳理也很困難。比如李慈銘在日記中會提到看了什么書，又記過哪些書名。但那時候寫日記、題跋或者寫信，不像現在做古籍編目那樣，遵循卷端、正題名之類的規范。大概寫信只要對方能看懂，題跋只要自己能明白就行了。至于寫日記，就更不用說了。

剛才好幾位老師都講到了閱讀史方面的東西。因為我個人做版本學，就會去思考可以從日記中看出書的哪些特征或者版本信息，比如這段文字講了哪些版本上的特征，可以供我們去判斷。另外，有些書未必是當時寫的，可能是前人的著作，最近被重新刻出，在朋友圈中流傳。這樣的記載對我們去了解各個版本的情況和流傳速度，都是很有利的。

實際上，日記也是一個很好的校準工具。像我們有時候做編目，要寫清道光三年某某刻本，好像它就是一個固定的、不變的成書時間。那我們去看日記會發現，三年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個節點而已，因為前后拖了很久，或者標注的時間跟實際的時間有偏差。我以前看繆荃孫日記也有這樣的感觸。所以日記能夠讓我們回到歷史現場當中去，讓我們重新看到這些鮮活的細節。

最后，在使用日記時，也要特別小心。日記不像我們現在寫的標準的學術論文，有完整的框架和清晰的論述。這就需要注意日記中那些沒說、略過的話或者隱晦的言辭，這些東西都是可以仔細琢磨的。所以我覺得去研究日記、書信、題跋，真的會有不斷的小發現以及好玩的點。

潘靜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我整體的一個感覺是，李慈銘日記除了可用于他本人的研究外，可能還可以用于討論近代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清代學術史以及更早的文學史等。

借著今天這個機會，我也重新閱讀了日記。最大的感觸是，日記當中的“公”、“私”方面。為什么這么說呢？我首先比較認同張舜徽先生“年逾五十，而猶困于場屋”的論斷，有一定知人論世的道理，這也是從“私”的方面來講。同時我理解的“私”，它不僅僅是個人的偏見和恩怨，還可以通向“公”的層面。就是說“私”雖然肯定有偏見，但也可以把它理解為我更關注這個點。因為一個公共事務，一個國家事務，它有無數個點。如果不處在這個位置上，你不會特意去關注。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日記可以為我們提供很多觀察近代文學交流史的視角。

剛才張老師提到的李慈銘和趙之謙的恩怨，大概可以歸結于私人是非。但有些私人事件，我認為還需放到近代史的公共層面上去討論。以往在讀某人的詩歌時，有條件的話，我們還會借助日記、書信之類的材料加以解釋。那么反過來，把日記中的片言只語和詩文對照使用，或許也能達到相得益彰的目的。我今天舉的例子是關于晚清清流的，主要指前清流，即光緒初到光緒十年之間的這一波清流人物。從私人交游來看，李慈銘最熟悉或者比較早熟悉的前清流是張之洞。這一時期李慈銘日記的一則記載，反映了很多信息：

近日北人二張一李，內外唱和，張則挾李以為重，李則餌張以為用，窺探朝旨，廣結黨援。八關后裔，捷徑驟進，不學無術，病狂喪心，恨不得居言路以白簡痛治鼠輩也。

看到這條材料，我首先想到的是之前提到的李慈銘的個人經歷。而結合郭則沄《十朝詩乘》中關于清流的記載可以發現，清流對當時官場生態有潛在的威懾，這也是李慈銘身處的一個大環境。我們如果只讀日記這一條，當然可以認為李慈銘有某種功利心。但了解他立論的大背景后，便能明白這不僅是他和張之洞從交好到交惡的關系變化的反映，也體現了他對這種風氣的不買賬。

此外，李慈銘還有許多寫于光緒初年的詩，如“方今時世重年少，弄姿搔首交稱工”、“白面少年書累上，禁幄頗聞屢稱賞”、“常僚驟擢躋公卿，或馳虎節蒞百城”等，在我看來都指向同一波人，即前清流。當然詩歌語言，還比較玄乎，不能夠一一去證實。但他的文章《暨艷論》則明確指向清流群體，其中言“昧者不察，汲汲以分別邪正為己任，無論其識之未必精，事之未必公也，即盡出于精與公，而惟恐世之不我知，懸一身以為眾矢之的，而其禍不可勝言矣。”聯系后來歷史來看，李慈銘可謂是不幸而言中。

所以，將作為旁觀者的李慈銘的日記、詩歌、文章結合閱讀后可以發現，他對清流的看法，有“私”的一面，也有“公”的一面，呈現出交雜的狀態。這對我們重新觀察近代史上的公、私觀念，或者晚清士大夫群體，是大有裨益的。反之也會促進我們去通過詩、文來升華他的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