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開埠以來，在列強海外擴張的腳步下，外國商人及企業進入中國沿海口岸城市，并進一步深入內陸，憑借技術、資金等優勢搶占資源和市場，成為最早進入中國的跨國企業。在過去的歷史敘述中，這些跨國企業往往被我們視為強勢的入侵者，相對而言，彼時的中國則處于被動、受壓制的地位。但這些跨國企業并非鐵板一塊，它們是許多不同的個體，它們之間有差異、有競爭，與中國有更復雜的關系。近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國（1870-1933）》，講述的正是這些跨國企業中的一個個案。

《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國（1870-1933）》的作者是吳翎君，現任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十九世紀到冷戰時代的中美關系史、美國在華企業史、國際史。吳教授研究美孚石油多少有些偶然，完成這一研究之后，她又在此領域進一步深入研究，出版了《美國大企業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化》，目前正在寫作這一研究的續篇。近期，澎湃新聞記者采訪了吳教授，請她談談跨國企業與近代中國。

澎湃新聞：近代最早進入中國市場的外國企業，比如東印度公司——這是一般讀者最熟知的，而它不單單是經濟組織，其政治性也很強，我們也是將其看作為英國殖民的一個縮影。企業的這種“政治化”，在近代中國開埠以后，它是一種廣泛的現象，還是有其階段性？后來進入的企業多了，是不是就沒有那么濃烈的政治意味了？

吳翎君：英國皇家東印度公司是十七世紀大不列顛帝國在海外擴張下的產物，它受到英國皇家特許和保護，并和帝國的海外擴張政策聯系一起。近代中國開埠以來，早期列強在中國的經濟擴張和政治目的是難以切割的，更多時候商人和企業往往走在政府的前面，在上海等各個通商口岸形成巨大的勢力，在十九世紀末以前歐美在中國的領事制度尚未專業化之前（由職業外交官出任），洋行經理出任中國通商口岸領事的情況非常普遍。外國企業和團體也往往是政府的耳目，他們辦報紙和成立商會，試圖影響本國政府的決策，希望拓展對中國的貿易和影響力。但是否可以用“企業的政治化”來形容，我認為這樣形容也不盡恰當。在通商口岸的企業盡管和政府關系密切，但企業本身有它自己的企業利益，如同政府有其國家利益的考慮，在兩者目標一致時，才會發生推波助瀾作用。

所以，您提到企業的“政治化”是否有階段性的，我覺得也是比較復雜的。和平時期和戰爭時期其表現會有所不同，還有哪一種企業，以及這個企業是否大到具有左右政府決策的影響？這也是個問題。有時盡管是大企業，但在特定時期也未必和政府的決策一致。像我研究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它在太平洋戰爭之前和期間都和美國政府的遠東政策有所沖突，像這樣一個龐大的民營石油企業要不要配合政府的政策，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例如九一八之后日本占領東北并壟斷所有經濟利益，嚴重排擠了美孚在東北的市場，美孚向美國政府抗議日本的經濟專賣，美國政府采取怎樣的回應就和它對遠東局勢的策略綁在一起，最初美國不是太積極。二次大戰爆發后，美國政府開始研議對日本經濟抵制的手段，包括石油禁運政策，當時美國尚未參加二次大戰，這樣的禁運政策對美國石油公司利益的影響就非常大（美孚是日本的主要石油供貨商），所以美國一些大石油公司也很有意見。另外，對日本而言，如果石油原料被切斷了，飛機坦克軍艦都無法發動，它肯定沒有作戰能力。這也就是日本為何發動南進政策──為了搶奪太平洋群島豐饒的石油原料和轟炸美國在珍珠港軍事基地，特別是摧毀珍珠港的修船廠和大油庫的關鍵因素。

至于您提到是否隨著跨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愈來愈多后，就沒有那么濃烈的政治意味了？這個問題也是要看個別的案例在怎樣的時空和條件下的發展，不能一概而論。我們一般提到具有現代意義的跨國企業，也就是有一個總公司通過階層化的管理建立跨國網絡的分公司和子公司，這種型態的跨國企業大概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才愈來愈普遍。目前我們對于跨國企業在中國的活動以及它帶來的多方面的影響，不僅是政治意義上的，還有文化和經濟等層面的，研究仍不是很充分。

澎湃新聞：進入中國市場的外國企業，先來者占得先機，后來者更具經驗和基礎。就爭奪中國市場來說，開埠以后進入中國的外國資本其競爭情況如何？比如在石油行業中，其競爭更體現為企業的經濟行為，還是其背后的殖民國家勢力？中國在這種競爭處于怎樣的位置？

吳翎君：就中外企業在中國市場的競爭而言，傳統的說法比較著重外國資本和帝國主義勢力挾帶著技術和資金的優勢得以橫掃中國市場，也有人認為外國企業享有不平等條約上的特權，因而剝奪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這二十年來多數學者已不強調帝國主義剝削論，如同你提的“先來者占得先機，后來者更具經驗和基礎”，西方企業對近代中國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中國本身也以“跳躍的方式”獲得西方工業革命以來的創新技術和成果。中國本身如何發展民族企業的歷程，以及中國如何與世界工業技術和國際貿易的接軌，這些問題自清末洋務運動以來就是一部國際化的進程。

以石油企業而言，清末民初中國的確沒有先進的開采技術，這就必須通過引進外國技術專家和團隊的協助，美孚公司曾和中國政府有多次的合作經歷。我們也會發現民國初年很早就注意到設置油棧的安全問題以及石油對河川和環境污染的問題，因而在引進油棧同時很早就參考了西方的管理辦法，當然能不能有效管理是另一回事。民國時期其實有不少中外技術合作的大工程案。例如，我曾經研究1914年巴拿馬運河竣工的同時，有一批巴拿馬運河的工程團隊就到中國來協助中國大運河的疏竣工程。在近代以來我們有很多中外技術合作的案例，當時外國企業在中國的開發，就如同目前中國工程隊在世界各地蓋高鐵或從事其他工程是一樣的。不同的是清末民初的列強的確受到一些特殊條約的利益保護，然而中國為鼓勵民間企業的發展也對中國本土企業有些獎掖措施。但是我們要問為何受到清政府大力資助的官督商辦企業還是沒有辦法打贏同時期競爭的外商企業，那么就可能不只是技術或人才的先占或后發問題，還有些人事管理、制度運作和中外競爭等各種因素也要一并考慮進來。

澎湃新聞：您在研究中指出，近代的中外交涉中，中國政府并不完全處于被動的位置。那么，是否就這一點談談？對于英法美日等不同國家企業在中國的市場競爭，中國方面對其態度有何不同？

吳翎君：從清末到民初，始終有一些有才干的官僚和實業家，他們都意識到了中國必須向西方學習，并且主張積極利用外資和外力改善中國的處境，其實是非常不簡單的。特別是近代中國受到外國勢力的影響這么大，外國勢力之間又有一些猜忌和競爭。我就舉一個例子，像李鴻章等人在清法戰爭時擔心中國可能戰敗，為了保護創辦不久的輪船招商局很不得已地將招商局的所有輪船“假買賣”寄存在美國旗昌洋行，懸掛美國國旗接受保護，待戰事平靜后再歸還給中國。過去有學者認為這是種賣國行為，但是我們事后看來李鴻章的抉擇是很靈活的。等到清日甲午戰爭時也仿照前例，寄托給各國洋行接受保護，事后各國洋行又再將財產轉回中國。近代中國有這么多的災難和戰爭，他們所面對的內外處境可能比當前更加艱難。第一次大戰期間，中國最初沒有參戰，因而中國政府也看到了一個西方列強正處于交戰的情勢下無睱顧及中國，中國如何爭取這樣的機會來開展中國的民族工業并且爭取國際市場的大好契機。剛好大戰初期美國也是未參戰國，于是我們可以看到一次大戰期間中國和美國有許多合作的投資個案，最著名的當屬大戰期間“江南造船所”成功承造了美國四艘巨輪，這個合約最早也是中國主動去爭取的。簽訂時中國尚未參戰后，后來中國參戰，藉由承造美國輪船，中國因而有與協約國家站在同一陣線對抗德國的重大意義。

至于說到外國勢力在中國的開發和競爭，美國和日本之間是有種特殊的情結。近代日本的鎖國門戶是被美國用炮艦打開的，當美國對中國事務介入地愈深，日本就愈提防美國，一次大戰后中國和美國之間有許多合作個案（包括合力開采礦區和油田），美國給中國的條件大多比其他國家優惠，例如賦予中國管理的主權，且擔保的利息更低。往往中國和美國簽訂了怎樣的合作個案，日本政府就提出抗議，說這是對美國的特許。另一方面，中國也往往利用美國來抵制英法和德國的需索無度。從中美交涉中，我們會認為美國在列強中比較像一個“改良的帝國主義國家”，相對友善（指的是一種相對性），例如1920年代后期中國如火如荼的排外風潮發生時，在同一事件上當列強采取炮艦來恫嚇中國時，美國比較不濫用炮艦外交。我覺得看待中美關系可多從清末民初以來中美在歷史上的合作歷程，不一定是政治的，還有經濟上和文化交流等多元面向，應可對目前我們理解當前和未來的中美關系有所幫助。

澎湃新聞：您在《美孚石油在近代中國（1870-1933）》一書序言中提到了一個問題——美孚石油與近代中國的石油工業，美孚石油對近代中國工業化有什么具體的積極影響？

吳翎君：在拙著的序言中我提到自十九世紀末以來有關中國西北和東北地區蘊含有大量油礦的傳聞始終不斷，但因中國本身缺乏開采技術和其他各種因素始終沒有獲得重大發現。美孚公司在二十世紀初即從事開采中國陜甘油礦的事業，但并未有巨量開采。超過半個世紀以來中國長期仰賴西方國家進口原油，其中美孚公司無疑賺取了龐大的利益，因而一度有中國石油市場吸血鬼的惡名。1959年黑龍江大慶油田噴出巨大火油，點燃了中國石油工業的重要里程碑，“工業學大慶”、“大慶精神”的歡呼口號也成為中國一代人展現活力自信的愛國情緒和集體記憶，似乎中國從此得以大大擺脫對進口洋油的依賴和束縛，不需再向所謂披著帝國主義羊皮的外國石油公司擺尾乞憐。

近二、三十年來，中國石化工業及集團公司已是國際石油市場的巨龍，中國石油工業更加有自信心地走向海外，不僅以新技術和巨額資本在海外擴張，并且和百年前叱咤中國市場的老牌石油公司一較高下。當今中國更成為世界主要的石油消費國家（僅次于美國），隨著中國的工業化高速增長和大量城市化，中國本身的石油產量供不應求，必須自中東等產油國家進口石油。可以說中國的石化工業產量和石油消費能力已是洞見觀瞻于全球，并與世界經濟網絡和全球化實力緊密聯系起來。因此，如果我們平心回顧一部中國石油工業的發展史，無法否認石油史是一部近代中國工業化的軌跡發展，同時也是一部與外國企業和外人技術在中國交會的歷史。

至于說到美孚石油對中國近代石油的具體影響。美孚曾和袁世凱政府曾簽訂開采陜西延長油礦，但是因為油礦太淺而作罷，當時中國有人批評這是因為美孚擔心中國油礦開發后，將盡奪美國石油之市場。這種說法應是靠不住的，當時的技術還不能挖這么深，而美孚確實想在遠東找到礦脈，更擁有開采權，因為這樣將采油、煉油和銷售連貫起來，可以坐穩整個遠東石油市場。我在書中也提到抗戰時期顧維鈞和美孚也簽了合作開采甘肅的玉門油礦，當時中國已有一些自美國學習工礦歸國的留學生也投入工程團隊。但我個人比較不愿意去比較究竟是中國工程師的貢獻較大或外國工程投術團隊的影響較多，或是前面說的美孚是不是靠著中國石油市場活命的吸血鬼或是剝削者，我覺得現在中國更有自信來看待外資企業在中國的發展，或是當前中國跨國企業走向全世界，我們可以有更高的跨國視角來看待跨國企業在全球各地的活動。我認為早期美孚在中國的開采帶領了一些本土的技術師，一批自美國留學的中國工程師（庚款留學）也參與其中，這可以說是一部中外合作的歷史，關于技術知識的積累、技術能力的移轉、煉油技術的專利問題大概都無法這樣一刀切割。

澎湃新聞：石油是第二波工業革命后的重要資源，如果把“工業革命”作為一個時間點，將其放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中去考慮。那么，不同階段的外資產業進入近代中國后其發展有何不同，對中國近代化的影響可以比較么？

吳翎君：這個問題非常好，但非常大。我們一般談第一次工業革命是指1760年代以后以機器代替手工，第二次工業革命主要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后鐵路和交通運輸的大改變。從外國企業在中國的發展也看得出兩波工業革命的延續性以及商業活動內容的改變。第一波工業革命后開始有棉紡織商品的進口中國，到了第二波工業革命之后因為交通運輸的進步，蒸汽輪船的改良縮短了海洋的航程，也使得外資企業不僅想賣商品到中國來，而且要在中國設廠，把機器運到中國來直接利用中國的原料來制作成品，再賣到中國及世界市場。所以像棉紡織等機械工廠的投資在第二波工業革命后愈來愈多。但第二波工業革命后出現了外國企業投資中國的大型基礎建設，它的投資金額和規模更龐大，像鐵路、無線電訊和電力的投資等。石油作為第二波工業革命后的重要燃料和能源，以及許多化學工業的原料，它的重要性就不言可喻了。兩波工業革命也造成外資企業在中國銷售商品內容的改變和經濟活動的改變，當然也帶來消費文化的改變。

我個人比較關注的是伴隨著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后，對近代中國造成的全方位的改變。不僅只是工業化而已，像中國如何管理外國公司在中國的經濟立法問題，或是商標、專利與版權等問題，以及中國因為和外國公司的交往由此進入國際經濟活動的規范，并且參與國際商會和經濟組織的問題。甚至說通過哪些大型的跨國企業與中國企業（商人）的交會改變了近代中國的命運。

澎湃新聞：美孚石油的研究之后，您寫了《美國大企業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化》——在這本書中討論了更多的個案，目前又在寫其續篇，目前您關注的是哪些問題？

吳翎君：下本書的領域是將美國跨國企業在中國活動延伸到企業活動與群體或組織的關系網絡，我所謂的“關系網”一詞，指涉的并非僅限于中國市場的關系網，而是更趨近于中美兩國交往中的多層次關系網絡及其與近代世界體系的形構。這是一個比較大的題目，這個議題是目前學界所謂“國際史”（international history）的研究，將傳統以政治和軍事關系的國際關系史研究，拓展到政府或非政府組織的國際史或跨國史（transnational history），打破單一層次，從多面向議題的交會來探討雙邊國家或多邊國家關系。

當然，我還是會處理一些具體的代表個案，將個案的敘事放在大歷史的架構中。這些個案都有些精彩的故事，除了故事之外，做為歷史學者就是要豐富它在歷史進程中的意義。例如，第一次大戰爆發后的美國在華商人團體“美國亞洲協會”就對中美商人網絡、企業管理和知識引進的發展軌跡中扮演重要角色。創建于1919年的“中美工程師協會”，這個組織更與近代中國的技術知識、管理標準化和科學化倡導息息相關。而這些組織團體和中國本土的商人和工程協會組織有怎樣的互動關系，也是我所關注的議題。我也關注中美知識產權的問題，我們常聽到中美著作權的問題，但對于它的歷史脈絡并不清楚。近代中國如何加入世界版權公約的問題，重視知識產權是一個文明化的進程。美國出版社的書常常被中國人盜用有關，這是因為中國有許多留美學生自然而然地譯介或引介美國出版的英文書，而美國人又特別重視知識產權，清末以來中美為了知識產權的問題吵鬧不止。目前正撰寫的書就是聚焦于美國在華企業、技術引進、個人或群體和國家治理視野下的關系網論述，這個題目其實是和《美國大企業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化》這本書同時進行的，也關注了十年之久了，希望能在這二年內盡全力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