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飛地”詩人圈

2016年7月4日，在湖貝城市更新方案被激烈爭論、媒體焦點集中在古村保護面積大小和理由軟硬的當口，當地媒體發表了一篇看似輕描淡寫的文章，題為“湖貝片區最著名的‘飛地’詩人圈要搬了”。作者謝湘南，既是記者，也是有名的詩人。

這篇文章特別提到，湖貝片區的文化多樣性消失問題。

他寫道：“湖貝拆遷改造在即，因此必須搬家的還有‘飛地傳媒’的一眾詩人……他們在羅湖文化公園辦公已經6年，把《飛地》辦成中國詩歌界頗具先鋒性的詩歌刊物，后來更擴大成包含飛地叢刊、飛地書局、飛地影像局等綜合了詩歌、藝術等文化形態的一塊‘人文領地’。《飛地》的編輯部也成為一個詩人的集聚點，不僅是深圳詩人，來自全國各地，甚至國外的詩人，都曾在這里留下足跡與交流的身影。在《飛地》主編張爾的辦公室內，曾有一面簽名墻，墻上簽著鄭愁予、雷平陽、臧棣、黃燦燃、孫文波等上百位詩人的名字。”

在文章最后，謝湘南以一個詩人的敏感，談到湖貝和深圳歷史的關系。他說：“一塊‘飛地’，也就是一塊精神的領地。它充滿張力與文學性的想象，我想這也正是湖貝古村的精神內涵，那些飽經了歲月侵蝕與洗禮的低矮的民居，它不僅是與歷史連接的一個村落形態的密碼，而且是具有生命體征的歷史本身，是嶺南民居屈指可數的僅存的活樣本。對于這個變得太快的城市，它過于沉著，它太有意義。”

在這段話中，他提出了“活樣本”的概念，可謂一針見血。這讓我們想起瓦爾特·本雅明在1940年爭論何為歷史唯物主義時撰寫的《歷史哲學論綱》里的一段話：

“保羅·克利的《新天使》畫的是一個天使看上去正要從他入神地注視地事物旁離去。他凝視著前方，他的嘴微張，他的翅膀展開了。人們就是這樣描繪歷史天使的。他的臉朝著過去。在我們認為是一連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場單一的災難。這場災難堆積著尸骸，將它們拋棄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來喚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補完整。可是從天堂吹來了一陣風暴，它猛烈地吹擊著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無法把它們收攏。這風暴無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對著的未來，而他面前的殘垣斷壁卻越堆越高直逼天際。這場風暴就是我們所稱的進步。”

我個人認為，在官方和民間的歷史觀中，最大的分歧和爭執，在于前者不斷強調的那種“進步”。不管是以現代化和城市化的理由，還是以國際間廣泛的競爭必然性（曾經有“開除球籍”的說法，現在叫“文明沖突”）為理由，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不計后果、不計成本。而民間立場體現的歷史觀，恰恰在這里形成對峙，民間立場是重視成本和關注承擔這些傷害性后果的人群和社會肌理。在關于社會成本誰來承擔的背后，隱隱浮現的是，誰才是歷史主體的追問以及誰擁有合法性的社會焦慮。湖貝事件中，因為歷史觀而產生的價值沖突如此明顯，從而更讓問題顯得觸目驚心。這里我也講兩個故事，第一個是我親歷的，第二個是我聽到的。

湖貝事關國力嗎

在2016年7月2日“湖貝120”舉辦的“共贏的可能”工作坊上，廖虹雷先生做了一段發言回顧湖貝村的歷史大事記，最后他說：“湖貝的命很硬，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土改和文革都沒有被英國人的炮火、日本人的飛機，紅衛兵的打砸搶毀掉。難道這一次，就到了她的大限嗎？”

同在7月，我代表“湖貝120”與華潤湖貝更新項目的總經理趙榮先生就古村的保護與活化做了一次非官方的溝通和交流，之后他慷慨地請我們所有參與交流的成員吃飯。飯桌上我開玩笑地問，就他個人而言，是不是這個項目做的有點虧？他有點激動地抱怨說，與他同級別的其他人已經升遷了，他還在原地。

講到做這個項目的意義時，他談了對目前這種由政府主導和大資本介入的城市更新急迫性的認識，他說：中國面臨非常嚴峻的國際形勢，尤其美國的壓力。

我在剛聽到這么說的時候還有點奇怪，畢竟一個小小的湖貝，即便猛砸300億，和美國怎么會扯上關系？我以為他在開玩笑。但他是認真的。他接著說，GDP的增長不是經濟發展問題，是國家安全問題，我們必須保持強大的國力。這樣一來，我倒是理解了他為何不遺余力推動湖貝項目盡快落地，這是他所在企業肩負的國家使命。在這個前提下，還有什么不可以犧牲？從此之后，我再也不和趙榮先生爭論什么了。

萬象城能代替唯一的湖貝嗎

第二個故事是有一位13歲的小姑娘跟他爸爸來參觀湖貝古村，回到家她問了爸爸一個簡單的問題：用第二個甚至第三個繁榮萬象城，能替代唯一的一個湖貝古村嗎？他爸爸把這個問題反饋給我們自媒體的編輯，我們刊登出來和讀者分享。

在這個問題以及答案中，你可以明顯體會出兩種不同的歷史思維區別在哪里？小姑娘問的是：如果失去湖貝將失去了什么，而不是有了萬象城會獲得什么？在她看來，這中間存在等式關系是可疑的。但很多人對這中間的等號是否成立根本不去問，他們是那些具有“地產商思維的人”。這些人相信這只是拆遷成本和未來的城市地價估算的平衡問題，大于和小于的數字，地產公司的精算師們早就估算得清清楚楚。這樣的人現在越來越多，所以才有我們看到的這種城市更新的模式居然受不到任何質疑地大行其道！

但問題恰好在于，這里所說的“成本”可以通過地產商的計算方式計算嗎？大多數信奉官方歷史觀的人，一定是這樣設想的：在失去和獲得之間可以有一種“理性”的解決之道，那就是預期利潤。但我認為，他們沒有明白小姑娘提問的核心——“唯一的湖貝”是什么意思？唯一的就是指不可替代的。我們使用這個概念時，通常會把它用在自己的親人身上，我們會說這是我唯一的兒子和女兒。小姑娘用她的率真直接捅到了問題的實質：我們是把湖貝古村看成和萬象城一樣能用鈔票交換的物，還是把它看作是不同于萬象城的生命體，象征著一個活著的社會聯系與歷史血脈的母體。

在這個單純的小姑娘身上，我甚至看到了像卡爾·波蘭尼一般的深邃智慧。他在20世紀40年代寫成的《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和經濟起源》這本書里，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如果我們注定要關注經濟的發展和財富的增加，那到底是為了什么目的？我們希望有富裕和安全的理想社會又是什么？有沒有比經濟關系和等價交換原則更為基本的人類價值和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方式？如果它們被市場自由主義消滅，我們會在什么樣的狀態下生存？最重要的問題是，靠“市場經濟”真能解決人類的危機嗎？

而今天，我們好像也到了要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了。我們一天到晚自夸世界第二的經濟成就，實際上在做什么？我們平民百姓萬一有個天災人禍，還是考慮到哪里找他可能依賴的熟人吧？然而，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依賴的傳統聯系，正在被消滅。

在這樣的背景下，當我們必須放棄關鍵性的經濟決策權，而讓另一些更大的機構決定我們該有什么樣的經濟與社會生態時，我們到底會不會被推進一個更為冰冷和恐懼的世界？當然，這些推論自然都不會進入那些信奉“地產商思維”的人們心里。他們的樂觀主義，讓他們只看到物；拆了物，給所有者補償就夠了。至于要問，湖貝為什么不可以被當作有生命甚至是神圣性的社會資源看待？他們聽了會嗤之以鼻。如果非讓他們回答不可，他們會理智地說：在一個無神論的社會，人們只能相信錢和權力，沒有報應這回事。因此，在湖貝問題上體現的歷史觀和價值觀的沖突，是歷史的正義該怎樣被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