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越南史一直在國際學界的地區研究領域占據著一個特殊的位置。歐美對前殖民地國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宗主國，但由于冷戰時期的印度支那沖突特別是對美國內政外交都產生了深遠影響的越南戰爭，法國和美國學界都擁有數量可觀的越南史研究者。與此同時，散布于美、歐、澳等地的越南裔移民（主要是印支難民及其后代）中也有一部分進入學界，為研究越南提供了一種本土視角。來自不同背景的學者為我們審視越南歷史提供了豐富卻又各自存在明顯缺陷的敘事方法。法國學者依托翔實的殖民時期法文史料提供了以“現代化”為核心的越南史敘事；其主要缺點是將殖民統治視為印度支那歷史的轉折點，強行往法國臉上貼金，認為法國為其東南亞殖民地帶來了現代化與現代性。美國的越南史學界則以越戰為核心，追溯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的興起與演進，其研究角度難以跳脫冷戰意識形態對抗的宏大敘事。而無論是本土越南學者還是海外越僑都將“抵抗外敵”作為越南歷史的主線，將越南描寫為一個從悠久的抗擊外族傳統中誕生的國家。這種民族主義歷史觀的明顯缺陷是突出越南與外部世界的沖突而輕視融合，強調越南的特性而忽略其與世界文明的共性。如何突破越南史既有敘事中同時存在的西方中心主義與越南民族中心主義？如何為越南社會從古代到當代的演進提供一種更平衡的解釋方法？

加拿大魁北克大學歷史系教授Christopher Goscha的新書《新越南史》（Vietnam: A New History）提供了一種可能性。Goscha獨特的學術背景為其闡釋越南歷史的復雜性提供了良好的基礎。與其他越南史學者相比， Goscha的學術訓練可謂“不走尋常路”。他出生于美國堪薩斯州并從位于美國首都的喬治城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取得本科學位。隨后，他分別于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和巴黎狄德羅大學獲得碩士學位，最終于巴黎索邦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并赴位于加拿大法語區的魁北克大學任教。多元的教育背景使作者對美國、法國、澳大利亞等國的越南史研究范式有著較為全面的理解，加拿大的法語區則在近年來成為越南研究的中心之一，為作者提供了理想的研究氛圍。

這部五百余頁的通史著作涵蓋了越南從百越時期到當代的兩千余年歷史，針對現有越南歷史研究中的若干問題提出了三個主要觀點。第一，人們熟悉的國土呈S形的越南的形成是相當晚近的，這意味著越南歷史絕不是一部簡單的“抵抗外敵史”而是一部向南、向西的擴張史。10世紀脫離“北屬”（即中國統治）的越南本質上是“紅河越南”，現在的越南中、南部在當時分別由受印度教、佛教影響的占婆國和高棉帝國統治。1802年阮氏滅西山朝結束內戰狀態正式建立統治范圍接近當代越南的統一王朝，對仍由占婆貴族土司管轄的地區進行改土歸流進而實現了直接統治。但是，這種統一與形式上的中央集權僅持續了50年，法國殖民統治下阮朝朝廷權力名存實亡，國土則被劃分為北部的東京、中部的安南和南部的交趾支那。其中交趾支那因其更加重要的經濟地位而成為法國直接統治的殖民地，東京和安南則是法國的保護國。Goscha認為，從世界史的視角來看，越南歷史上的長期分裂并不顯得特殊，而是與人們熟悉的近現代德國和意大利有許多相似之處。

第二，法國殖民統治并不是越南進入現代的歷史拐點，法屬印度支那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本質是“嫁接”而不是“法國化”。具體來看，法國于1858年登陸越南并于1862年通過割讓獲得交趾支那，1884年阮朝與法國簽訂《順化條約》確認了法國對印度支那的宗主權。此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法國在印度支那推動了一系列促進中央集權和殖民經濟的政策，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建立在既有制度上的，被Goscha稱為“嚙合現代性”（meshing modernity）。例如，越南早在李朝時期的1075年就引入了科舉制度，直至阮朝末期的1919年才予以廢除。長期的科舉制度為中央集權的官僚國家提供了基礎，使得法國殖民者可以將“現代”的政治制度嫁接其上。另一個例子是越南的對外貿易：殖民時期越南最重要的對外出口商品是大米，但越南與東南亞和中國南方的大米貿易古已有之，并非殖民經濟的產物。

第三，以法國殖民統治或印度支戰爭為核心的斷裂式歷史書寫無法使人們認識越南的復雜性，必須從“長時段”（longue durée）視角考察越南國家的演進，特別是要對歷史上越南與中華帝國以及越南與周邊政權的關系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作者認為，為了滿足民族主義需要，越南本土的歷史敘述夸張了其在歷史上對中華帝國的反抗。一方面，中國的中原王朝干預印度支那主要是為了更有效地參與環印度洋貿易，而不是出于擴張野心。另一方面，無論是在北屬時期還是獨立時期，越南精英階層都在根據自身需要引入中國的制度與文化以促成他們期望的社會變革。而二十世紀下半葉越南對老撾和柬埔寨的干涉與其說是冷戰意識形態對抗的產物不如說是阮朝對外擴張的延續。研究阮朝的擴張史也有助于我們認識當今越南與老撾、柬埔寨（特別是與其掌權者）的特殊關系。作者的這一觀點挑戰了殖民研究領域長期存在的“殖民-被殖民”的簡單化敘事，指出越南在受到西方殖民浪潮影響的同時本身也具有殖民擴張的傾向。

由于二十世紀的動蕩歷史，越南史的書寫是高度政治化的。法國在越南的統治以一場失敗的戰爭落幕，稱得上是一次“不體面”的撤退，因此法國學者或有意或下意識地強調法國殖民統治為印度支那帶來的“進步”，以粉飾一段并不光彩的歷史。而美國學界對越南特別是越戰的研究則體現出明顯的左右之分，左派自由主義學者批判美國決策者對胡志明及其政權所高舉的革命民族主義缺乏準確認識進而草率干預印度支那沖突，認為越戰是一場本可以避免的戰爭；而右派保守主義史學家則批判華盛頓軍事策略的低效，認為越戰是一場本可以贏得的戰爭。現在的越南政府則需要通過將歷史上的戰爭神圣化、維護“抵抗外敵”的歷史敘事并將自身標榜為民族獨立的捍衛者來維持合法性。因此，采取了全球史和“長時段”視角的《新越南史》稱得上是一次將越南史書寫“去政治化”的有益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