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茨維爾與偏見政治

據《紐約時報》報道，8月12日，在美國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市，白人種族主義者在集會期間和抗議者發生暴力沖突。弗吉尼亞州州長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國民警衛隊和警方一起清理現場。人們離開時，一輛汽車撞入人群，造成1人死亡，34人受傷，其中至少19人與撞車有關。兩名州警在協助應對暴力沖突時因直升機墜機而死亡。

此次以“右翼聯合（Unite the right）”為名的集會是近期最大規模的白人種族主義者集會之一，吸引了包括3K黨、新納粹等極右組織和戴維?杜克、理查德?斯賓塞等極右翼領導人參加。

《大西洋月刊》的一則報道試圖解答為何這一仇恨事件會在曾被評選為“美國最幸福城市”的夏洛茨維爾發生。夏洛茨維爾是弗吉尼亞大學所在地，和很多大學城一樣，是一塊進步主義的飛地。夏洛茨維爾不僅是一個紅州中的藍市，也是一個南方州中的南部城鎮，它不僅重視多元、平等等進步主義價值，也注重自身的歷史傳統，具有歷史意義的石板、雕像在校園內隨處可見，其中很多都是紀念南部邦聯的歷史人物的。

夏洛茨維爾和白人至上主義者之間的斗爭從4月份市議會投票決定移走市中心的美國內戰時期將領羅伯特?李的雕像時就已經開始。該市市長麥克?希格納在上月接受CNN采訪時總結稱：“夏洛茨維爾最近引起了公眾的關注。……我們希望在公共空間中通過講述真實的種族故事來改變敘事。這讓我們成為了那些仇恨這種變化、希望留在過去的群體的目標，但我們不會被脅迫。”

羅伯特?李雕像。

特朗普總統當天在出席一個活動期間談及夏洛茨維爾事件時說，“多方都表現出令人震驚的仇恨、偏見和暴力，我們以最強烈的言辭譴責這些行為。”這一表態隨即因沒有明確譴責白人種族主義者而遭到多方批評。

同日，《紐約時報》觀點版刊登了邁克爾·埃里克·戴森題為“夏洛茨維爾與偏見政治（Charlottesville and bigotocracy）”的評論文章，指出不應假裝“丑惡偏見在夏洛茨維爾街道的釋放與特朗普的當選無關。

戴森指出，當特朗普以白人種族主義者斯蒂夫·班農、斯蒂芬·米勒作為顧問，他對仇恨行為的軟弱譴責是空洞無物的。這些白人種族主義者幻想自己是所謂政治正確對美國民主的攻擊的受害者，正是這種虛假的敘事將特朗普推向了勝利。兩者都建立在關于種族和爭議的謊言之上，共同造就了惡毒的偏見政治的再現。

他進一步指出，偏見政治無視了美國歷史上奴隸制的基本事實。當人們向他們指出黑人被從他們的非洲家園偷運到美國無償勞作的事實，這些白人感到憤怒。尤其是當人們指出在美國重建時期，奴隸制換上了新衣被打扮成自由的樣子，實際上仍然是為了和種族隔離時期一樣恐嚇黑人，他們覺得自己被冒犯了。偏見政治為奴隸制被視為這個國家的原罪而感到憤怒，同時又令人沮喪地有意無視下列問題：什么是奴隸制，它是怎么發生的，它如何塑造了種族和白人與黑人之間的政治空氣和空間以及白人和黑人文化的歷程和軌跡。他們固守早已褪色的、宣揚白人優越性和道德、智力優勢的南方貴族政治滲透到普通白人中的利益，哪怕無法像白人精英那樣占據經濟優勢，還能從殘留的仇恨意識形態中獲得安慰——自己至少不是黑人。

戴森將林登·約翰遜總統的言論和特朗普的作為進行對照。約翰遜曾說道：“如果能讓最底層的白人相信他比有色人種中最優秀的人好，他就不會注意到自己的口袋在被掏空。給他一些可以輕視的人，他就會為你掏空自己的口袋。”這一論斷在特朗普身上再次應驗了，白人工人階級掏空了倫理和經濟的口袋，支持他登上總統之位，但特朗普什么也沒有為他們做，在得不到經濟保障的情況下，他們能夠依憑的就只剩下了白人種族主義情緒和排外的激情這樣的精神安慰了。

他最后說道，這樣的歷史重演對于黑人來說是令人沮喪的，但更讓人氣餒的是政府幾乎沒有對于白人偏見的受害者表示同情，這反而幫助了仇恨的病毒的傳播。他呼吁所有正派的美國人站出來反對偏見政治，如果白人對如此可憎的行為保持沉默，那就沒什么能更清楚地表明這個國家的道德破產了。

墨西哥經濟悖論

近日，泛美開發銀行經濟學家圣地亞哥·利維（Santiago Levy）和哈佛大學國際政治經濟教授丹尼·洛迪克（Dani Rodrik）在Project Syndicate聯合撰文，分析了墨西哥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的經濟發展悖論，也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文章指出，在199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宏觀經濟危機之后，墨西哥進行了一系列大膽的改革：擁抱審慎宏觀經濟，放寬經濟政策，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投資教育，實施創新性政策以對抗貧困。時至今日，墨西哥理應已經走上經濟快速發展的軌道，但事實并非如此。

這些改革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成效。宏觀經濟實現了穩定，國內投資上升了GDP的2%，人均受教育年限增長了 近3年。出口從GDP的5%上升到30%，外商直接投資增至三倍。但是，墨西哥的總體生產力水平和經濟增長卻令人失望。1996年以來，人均經濟增長不足1.5%，全要素生產率停滯甚至下降。

兩位研究者認為，出現這種情況主要與墨西哥經濟的極度二元性（dualism）有關，這個問題被稱作“兩個墨西哥”。大量墨西哥工人仍然受雇于“非正式”公司，大多數不簽訂工資合約，這些公司的生產力相比起與世界經濟接軌的現代大公司不過是零頭。

令人吃驚的是，這種二元性在經濟自由化改革的過程中加劇了。利維的研究顯示，非正式公司吸收的經濟資源所占的份額持續增加。從1998年到2013年，非正式部門的累計就業增長高達115%，而正式經濟部門只有6%，累計資本增長的相應數字分別是134％和9%。

文章進一步指出，墨西哥并不缺乏經濟活力，相當數量的新公司是就業增長的主要來源，然而這種攪動卻沒有帶來總體生產力的增長。有證據顯示，很多低生產力的公司存活下來，高生產率的公司反而被淘汰。生產異質性和分配不當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商業、服務業和制造業中，造成了經濟總體生產力的停滯或下降。

結構變化反而導致增長減少的原因尚未完全探明，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由于墨西哥的平行社會保險體系，正式經濟部門的公司和員工必須繳納醫療保險和養老金和其他員工福利，但非正式部門的公司和員工卻可以免費獲得相似的醫療和養老金福利。結果是正式雇傭無形中受到懲罰，而非正式雇傭得到了補貼。另一種解釋是，由于墨西哥快速開放進口，其經濟被分成了兩部分：相對少數的高科技、具有全球競爭力的贏家，和尤其是在服務業和零售業中不斷增長的作為剩余就業來源的公司。而全球化的受益者往往是那些以促進新經濟活動、采用偏向實體經濟而非金融業的政策、進行系列改革突出高生產率為戰略的國家。

兩位作者強調稱，由于特朗普的煽動性言論，目前關于墨西哥的討論主要圍繞著重新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展開。但在這個過程結束后，政策制定者應該把注意力放到抑制墨西哥經濟增長的結構性因素上來。

墨西哥悖論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啟示是：首先，在很長時間以來，這些經濟體都執著于開放國際貿易，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和實現宏觀經濟穩定，但這些改革要起作用，必須和促進生產力增長的結構轉型的政策相配合。其次，發展中國家應該重視社會保險政策對公司和員工行為的影響。墨西哥的案例說明了成功的經濟增長策略不能建立在現成的藍圖之上，而是需要進行有目標的、考慮到國家自身特殊性的改革，從而破除現代部門擴張過程中的實際阻礙，并采取適用于結構轉型的社會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