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chuàng) 碼字的甘草子 民國女子

民國文人肖像中，有幾樣?xùn)|西讓人過目不忘：魯迅的胡子、齊白石的拐杖、林語堂的煙斗、辜鴻銘的辮子……

尤以辜鴻銘的辮子讓人覺得突兀。

關(guān)于這條辮子，辜鴻銘在電視劇《覺醒年代》里，上演過一場辯護(hù)：

“諸位同學(xué)，我知道你們笑什么——笑我頭上這根辮子，你們看！

辮子有什么好笑的呀？這是我們中華文化一條斬不斷的根。

在座的同學(xué)，不管你們愿不愿意聽，只要你們承認(rèn)自己是中國人，就要依附于這條辮子。

只不過我們不同的是，我的辮子是有形的，頂在頭上，你們的辮子是無形的，藏在心里。

千萬不要以為我們割掉了毛發(fā)，穿上了西裝，滿嘴的English，洋人就會高看我們。

恰恰相反，當(dāng)一個中國人西化成一個洋人的時候，恰恰會引起他們的蔑視。

只有讓他們看到，我們中國人，有著他們與眾不同的文明與精神，他們才會在心里對我們有真正的尊重。”

《覺醒時代》開播，只要辜鴻銘出現(xiàn)在鏡頭里，畫面就有些滑稽：身著長袍馬褂，留著辮子，身邊跟隨一老一少兩個仆人，伺候他喝茶、漱口、吸煙，怎么看都是封建遺老。

但他此番自辯，讓這滑稽多了一層悲壯的色彩。

他所處的時代，保守分子與激進(jìn)者并存，狂士與酸儒共處，迷惘者與殉道者同行。作為文人，他們既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代士大夫，又得扮演了沖在時代前列的思想先驅(qū)。到處是岔路口，且沒有紅綠燈。時代的混亂貌似給了他們許多自由選擇的機會，但因為原有的規(guī)則失靈了，他們不得不面對新與舊、中與西的沖突和撕裂。

泥古還是西化？保守還是激進(jìn)？淡泊還是熱烈？在那個時代，也許不再是個人喜好，而是生死攸關(guān)、成王敗寇的大命題。時代的灰塵落在每一個身上，就是一座大山。當(dāng)后世評判他們的雄志與苛論、躊躇與愁苦，誰又會顧及他們各自性情和人生際遇？

時代狼煙中，眾聲喧嘩里，辜鴻銘這條不合時宜的辮子多了一層意味。

一直以為辜鴻銘這個老頑固是地地道道、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卻不是。他是混血兒，出生于馬來西亞檳榔嶼，父親是中國人，母親則是葡萄牙人。

他自幼接受西方教育，聰穎過人，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等9種語言，頭頂13個博士學(xué)位，知識淵博，學(xué)貫東西，著有《中國的牛津運動》《中國人的精神》等英文專著，有“清末怪杰”之稱，被稱為“中國第一語言天才”。

若說西化透徹，當(dāng)時的知識界精英，大概沒有一個堪比他。

但他愿意回來尋根、做事，而且一回來就扎根不走了，不能不說他對中國文化有特別的感情和認(rèn)識。愛國愛到骨子里去，他愛中國的一切，從典章制度、哲學(xué)藝術(shù)，直到官員的朝服、女人的裹腳布。由西化到中化，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zhuǎn)彎。

大概因濡染之深吧，與一般的留洋學(xué)生不同，他偏愛同洋人“較勁兒”。

據(jù)說，有一回在英國乘巴士，遇見一幫趾高氣揚的洋人，洋人露出瞧他不起的架勢。辜鴻銘不動聲色掏出一份報紙來看。洋人們一看，個個笑得五官挪位：“看看這個大老土，連英文都不懂，還要看報！你瞧他把報紙都拿倒了！”辜鴻銘等他們笑罷，也不慌不忙，用流利的英語說道：“英文這玩意兒太簡單，不倒過來看，還真是沒什么意思！”

他回國后，先為湖廣總督張之洞幕僚，后為清廷外務(wù)部官員，再后為北大教授。用他自己的話說，出生南洋，求學(xué)西洋，出仕北洋。

一九一六年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長，攬?zhí)煜掠⒉牛腹鉴欍懼v英國文學(xué)。在北大這塊新文化園地，拖著辮子講英國詩，是殊難想象的奇觀，由此可見蔡元培過人之處：學(xué)術(shù)自由、兼容并包。

曾有人阻攔，先生擲地有聲：“我聘用教員以其個人的學(xué)問、造詣為原則，在校授課以無悖于思想自由為界限 ……本校教員中如有腦曳長辮而持復(fù)辟論者，如果他所講授的在英國文學(xué)的領(lǐng)域之內(nèi)而無涉及政治，本校亦沒有排斥干涉的理由。”

先生的道理可能還在于：如果容量太小的話，排斥異己，今天有排斥這個的理由，明天便有排斥那個的理由，學(xué)術(shù)與思想的封閉也便假“理由”而行。

今天思之，不由再三感嘆之：天佑中華，讓先生降世。

辜鴻銘因這番知遇之恩，所以當(dāng)五四運動起來時，他便和蔡元培同進(jìn)退。其實，蔡是革命黨，他是保皇黨，他倒也敢說：“蔡元培和我，是現(xiàn)在中國僅存的兩個好人，我不跟他同進(jìn)退，中國的好人不就要各自陷入孤掌難鳴的絕境了嗎？”

別人問他“好人”之說如何解釋，他答：“好人就是有原則！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現(xiàn)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現(xiàn)在還是保皇，這種人什么地方有第三個？你告訴我！”

天道輪回，有原則有操守的人，定有厚報。辜鴻銘學(xué)術(shù)成就非凡，中國傳統(tǒng)的“四書”中，他翻譯了其中的三部——《論語》《中庸》和《大學(xué)》，堪稱將中國文化介紹到西方的第一人。他還熱衷于向西方人介紹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著有《中國的牛津運動》和《中國人的精神》，這些書在西方有多受歡迎呢？當(dāng)時西方流傳著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鴻銘。

更重要的是，他一生都致力于捍衛(wèi)中國的傳統(tǒng)。這個做法，在新文化運動的時代，人人都追求西化，他堅持那樣的觀點，有些過時。可是，時光流逝，兜兜轉(zhuǎn)轉(zhuǎn)，走到二十一世紀(jì)的今天，提倡文化自信已經(jīng)擺在桌面上，我們有必要重新打量這個一肚子不合時宜的老頑固。

一九二八年，辜鴻銘在風(fēng)雨飄搖中死去，一代怪杰從此落幕，他的信念和希望只能殉葬了事，對此，史學(xué)家早已蓋棺定論。今天回望，讓人突然想起學(xué)者許紀(jì)霖說的一句話:

“一個知識分子的立場，說到底也是個性與愛好的立場，就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以知識良知為基點的獨立立場。”

個性對于文人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一個性格平庸、性情虛偽的人很難有什么思想和創(chuàng)見。我們無法要求文人中規(guī)中矩，真要那樣的話，他們的見解就會流于平庸和世俗。

愿這世間，多幾個蔡公；也愿這世間，有幾個像辜氏這樣不合時俗的怪才。

原標(biāo)題：《“弦歌斷，風(fēng)流絕”系列 || 辜鴻銘的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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