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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歷史系徐國琦教授最近剛剛出版了他具有半自傳性質的“浮生六記”，書名《邊緣人偶記》，這本書記載他在安徽赤貧農村的童年、上大學，走出國門、取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爾后在美國執教多年、在邁向學術尖塔的頂端之際，以半百之齡落腳香港大學的奮斗經歷。所謂“英雄不怕出身低”，作者在書中以直率親切的筆法面對自己的漂泊半生，在滾滾紅塵中堅持做單純的自己，用“我行我法我求索、不野不文不逐流”來形容，應是極為貼切。

初識徐國琦教授是在2004年夏于復旦大學召開的一個會議上，他當時的發言和舉措，令人印象深刻。在議程的開放討論中，他一只腳蹬在椅子上，怒指著一位發言人，嚴詞斥其不懂學術規范。個頭不高的他看來卻是氣勢萬丈，滔滔雄辯中帶著一絲得理不饒人的洋氣，但又略有幾分農民的率真粗獷。這真是一位具有特殊氣質的學者，我這樣揣度著！可是當時未有機會交談。2008年于長沙召開的中外關系史會議上再度遇到徐國琦，始知他來自極為貧困的安徽農村，聯想起數年前他足蹬椅子的情景，終于理解他何以有股“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豪氣。從2005年到2017年春，徐國琦已連著在哈佛大學、劍橋大學、牛津大學三個世界頂尖大學的出版社陸續出版了五本英文學術專書，每本書都獲得好評，達到人文學者所謂著作等身的成熟豐饒期。

2009年初，我休學術假赴哈佛大學擔任富布賴特訪問學者，當時徐國琦教授也在哈佛大學擔任瑞德克麗芙高等研究院（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研究員，他正忙于《西方前線的陌生人：一次大戰的華工》（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中文譯本出版于2014年，書名為《一戰中的華工》）英文專書的最后階段，這已是當時他的第三本英文專書了。因為他的普通話發音不準，就請我來協助漢語的拼音。漸漸與他熟識后，覺得他總是悠哉閑哉地一勁兒用功。低著頭就是想著宇宙間的大學問，讀書既廣且多。抬起頭來就是品評天下風云時事和中美關系動向，論理清晰而精準有味，令人眼界大開。他天真豁達而積極開朗，既不憤世也不偏激，看透人情世故，精明無比，卻不屑使用機巧謀略。這樣單純追尋自我的快意讀書人在當今的人文學者中已屬難得。

一次聊天中他提到很多童年的軼事，我乍聽之下，最初感到驚愕，繼之佩服。他因家境寒微，且父母兄弟不識字，從小被人欺侮：未上學時穿著破褲和一群鄉野童伴拿著畚箕，爭搶牲畜糞便；幼童時頂著蒙蒙的天光上學，在鄉野小徑被狼犬追趕；讀小學時挨在母親身邊共享一盞小煤油燈，母親織布，他寫作業；讀中學時睡在茅草床鋪上，整身被蚊蟲叮咬……這些點點滴滴成為他生命中的奇特鍛煉。我深覺人到中年后的性格往往根源于他的鄉愁經驗，徐國琦怎經得起這么多的苦難，得以讓他靠著自己的“苦”和“力”，打落牙齒和血吞，一路求生，以忍辱負重的精神勇闖世界呢？我打定主意幫他做口述錄音。當我提出這樣的請求時，徐國琦的第一個反應是錯愕！“絕對不可以”，他覺得自己還稱不上是學術大師足以立傳聞世。而我的初心很單純，我說我不是押寶你可能成為國際頂尖學者，你的故事絕對值得寫！他開出了一個條件：這份口述史未經他的同意不得發表，而且不得告訴任何人。我當下欣然同意。

于是，這次的口述歷史計劃如同諜影工作一般展開了。徐國琦在哈佛大學瑞德克麗芙高等研究院有間氣派高檔的研究室，而我掛單的費正清研究中心因訪問學者多如過江之鯽，不提供個別研究室。三月的麻省劍橋，天氣怡人，樹影婆娑，怒放的白色梨樹讓他的紅磚瓦研究室愈顯得高雅，可是他的研究室內總是擺滿了雜七雜八的各種書籍，一團紊亂。每次為了錄音訪問，我們都先清出位置來，擺設好錄音設備，并且騰出空間讓我找到好位置來記錄。一次訪問進行中，他突然感到饑腸轆轆，臉色一沉，要我和他馬上離開研究室直奔附近的一間川菜飯館，央請老板用最快的速度端上極辣的水煮魚和水煮牛肉。他迫不及待地要進食，待菜飯一入口，臉上立即露出快樂似神仙的逗趣模樣。他說從小就餓怕了，絕對不要再忍受肚子咕咕叫的空腹感，又點了二鍋頭，說這是農民喝的酒。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喝不完的酒作勢要系在腰間（當然這在麻省是違法的，他最后沒這么做），笑稱自己是《水滸傳》中性烈如火的魯智深。在完成六次訪問后，我自己因為忙碌，整理錄音帶的工作也遲遲艾艾，未有進展，直到2012年我忙完個人學術專書后的空檔，始將六萬字的文稿交給他，終于履踐君子之諾。當時我覺得可能空忙一場，因為他這人既不好名，也不好利，除非水到渠成，實至名歸，否則這份文稿也可能石沉大海。事隔多年，我都快忘記這件事情了，今年過年前徐國琦說他考慮將錄音稿以及他近年寫過的師友雜記編撰成書，問我意見如何。我說你就算不是一顆光芒四射的學術明星，這書仍是應該出版的。因為這樣精彩絕倫的動人故事，應該被書寫下來，成為下一代年輕人逆境求生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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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國琦和我同屬1962年生，屬虎，略長我數月。他出生于安徽農村，從小在饑餓中長大，而我出身于臺灣的小康之家，正是臺灣經濟起飛、走向經濟奇跡的一代。我和他的更大對照在于我們都成長于美蘇對抗時代的敵對陣營。他雖經歷十年文革，但并未耽擱考高考的時間，和我一樣都是18歲（1980年）上大學。20世紀80年代的臺灣正逢左右思想激越奔騰、年輕學子求知若渴且各種社會運動風起云涌之際，60和70年代人的“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的風潮到80年代依舊興盛。我雖讀了臺大，因結婚太早，來不及留美放洋，最后在臺灣取得博士學位。徐國琦上大學時，英文考了零分，靠著一本英文字典苦讀文法，再攻讀南開美國史碩士；最后放棄南開教職，取得獎學金，直上哈佛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我和他不僅同年生，同年上大學，而且同樣屬于從事中美關系史的學者，在學術的起跑點上他像一顆飛速的白球，幾年之內完成了這么多本擲地有聲的書，如同打棒球漂亮出擊，一下子就打了好幾個全壘打，而我或同輩的學者都還在跑壘狀態。在學術領域上的成就，他可說早已遙遙領先于我輩學者，真令人汗顏不已！

因為和徐國琦的研究領域相近，我先后在臺灣《新史學》和《臺大歷史學報》評述過他的英文專書對國際史和中美關系史研究的貢獻。我在評論《西方前線的陌生人：一次大戰的華工》一文中，主要介紹該書如何運用多國檔案和國際史視角探索一戰時期中國在國際史的坐標，以及對一戰華工研究的新論點，藉以說明以中國為主體的國際史研究方法的特色。過去對一戰華工的人數有32萬、20萬、17萬等說法，莫衷一是。根據徐國琦教授的考證，14萬人比較可信，后來國內外學者普遍引用了他的說法。從資料搜集而言，《一次大戰的華工》可說是踩著一群遠赴“歐洲的奧德賽”（European Odyssey）之足跡，遍訪與華工相關的歐美各國官方和私人圖書館，甚至還有華工后裔主動提供圖片和信件，使得他所挖掘的資料之豐，堪稱令人驚奇。特別是過去被加拿大政府刻意封鎖的加拿大華工信息的首次批露，讓這本書展現細膩生動的華工生活史面貌。這書在枝葉繁蔓的多元檔案中爬梳出富有意義的故事，并予以新生命的詮釋，顯示出徐國琦綜合史料的分析能力，而此正是國際史研究最難達到的境界之一。

徐國琦為何關注華工和下層農民，這可能和他生長于貧困和憂患的命運相連，他想要為廣大的農民發聲。在他走向城市念大學、走出國門來到哈佛這座學術精英的研究殿堂時，鄉下農民的善良樸實始終是他的一方掛念。一戰華工大多來自不識字的農民，仿如他的家鄉父老，他在故紙堆中找尋有血有淚的故事。學者在找尋研究論題時，當然是實事求是，有幾分材料說幾分話，但我們的研究也往往投射出作者的情感喜好，以及如何將故事自圓其說的看家本領。我個人以為徐國琦在《一次大戰的華工》這本書中多少反映了他個人心中的情感。如同陳寅恪寫《柳如是別傳》的移情作用，他們都將個人身世情感寄托于傳主身上。徐國琦以中國下層社會的農民或邊緣人（Marginal Man）來透視中國，以其作為東西文明的信使，將華工個人或群體的生命導入更加廣闊復雜的國家、族群和國際的空間，賦予歷史的深度和意義。或許有人不以為14萬華工能有這樣大的作用？但徐國琦就是有庖丁解牛、神乎其技的剖析能力。他可將材料用串針般的技法組織起來，將一些散落的故事編織成動人的彩衣，而如果僅是說故事，是無法獲得一流學術出版社的肯定的。學術研究需要高度的貫通能力，《一次大戰的華工》不僅是學術著作，且是可讀性高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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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國琦的逆反性格，在于不服輸。他要向西方學者證明他以中國為主體的國際史系列著作之精義。2014年，他在哈佛大學出版《中國人與美國人：一個共有的歷史》，其雄心昭然若揭，他要挑戰半個世紀以來英文學界對中美關系史的研究方法。我在《臺大歷史學報》寫了二萬字的長文評介這本書?，F今中美關系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關系，更是牽動世界局勢的最主要的兩股力量。自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的《美國與中國》一書出版以后，半個世紀以來美國史學家迭有對中美關系史的研究反省，致意于扭轉美國學界側重某一研究取徑的自我批判。中國崛起之后，中美兩國隱然有種相互對抗和競爭的心態，徐國琦強調正向意義的共享歷史，希望通過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的個案經歷，建構出中美兩國人民“共有的歷史”的心理認知和共同愿望。徐國琦的研究深受其在哈佛大學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的影響，入江昭教授曾著有《全球視域下的中國與日本》一書?！吨袊伺c美國人》一書顯然步趨入江昭以國際史視域詮釋中日關系的發想，但徐國琦提出以“共有的歷史”詮釋中美關系，則是另辟學術蹊徑。從近代中外關系而言，日本可能是觸動中國民族主義情感最深的帝國主義國家，而近代美國對華關系則被喻為“改良的帝國主義”（Ameliorative imperialism）或一種特殊友好的關系。近代中日和中美兩國的關系，有若中國對外關系的光譜兩端，如何從國際史視域提出一套詮釋中美關系的架構和方法？在21世紀中美兩國如何形成一個和諧共享的價值觀，構建互信渠道，求同存異，走出一味競爭的政治誤區？這是徐國琦一心想跨越中西文明的現實關懷。

欣聞徐國琦在2017年初又在牛津大學出版最新英文力作《亞洲與大戰》。他幾乎每三年就出版一本學術專書（這些出版社都有嚴格的學術審查機制），速度之快，令人目不睱給。我和他開玩笑說，好似我們才剛磨好硯臺，假以時日要來試筆開工時，他又悄悄出版了一本新書。熟悉他的學術工作和學術積累的人，始知這幾本系列著作并非倉促完成，其前期檔案搜集和構思，都早已跨越十余年之久。從在哈佛讀博士起，他就四處搜集材料，沉潛了近十年才出版了第一本書。2005年的《中國與大戰》一書只是鳴槍起跑而已，接連的幾本書才是沖鋒陷陣的學術實力戰，更為他贏得了不少學術榮冠。作為學術上的諍友，我不免勸他要踩煞車，休養生息，畢竟已年過半百。誰知他老兄又被哈佛主編三杯酒灌下肚后，簽了下本書《何謂中國》，看來這只學術飛虎將繼續長征世界！

這本《邊緣人偶記》記錄了一位從荒地里走出來的中國人，有著“舍我其誰”的雄心壯志，他將林語堂的話“一心評宇宙文章、兩腳踏東西文化”奉為座右銘。人文學者大致都會碰觸到身份認同的終極關懷，自我、群體、國家和文化的認同往往糾結著人文學者的心靈，徐國琦也不例外。這本書是他奮斗半生之后，在香港大學這樣一個東西交會的人文薈萃之地，以“邊緣人”自居的心路歷程。我以為正是“邊緣人”處境讓他得以自由遠觀不同國家和族群文化。有時我們覺得遠身觀看物影是虛無飄渺，看不清楚，但往往在千里之外，更能發微見隱，重新認識它的壯麗與缺漏。很高興終于看到這本傳記的出版，并且擊節祝賀。徐國琦以誠摯平和之心面對生活，感恩并珍惜得來不易的喜樂，這本書所述的學術人生不僅讓我感覺十分新奇和有感召力，相信也同樣會使其他學者產生強烈共鳴和啟發，有引人入勝之妙。

（本文原載《中華讀書報》，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