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我有幸參加了一場國際學術會議，以印度研究為主題的。抵達指定賓館，辦完報到手續，進房一扔行李，我翻開厚厚的會議論文集，迫不及待地看了起來。照例先看目錄。入眼是大半的英文標題，署名也都是外國人。唔！確是國際會議，不是外國人珍稀如大熊貓的那種。一個標題、一個標題地看下去，內容都很有意思，涉及范圍廣泛，也有現實價值。能看出來，組織者花了許多心思。

翻到第二頁，一個標題吸引了我的目光，里面的關鍵詞是“法顯《佛國記》”，作者是位釋門法師。作為一名印度研究學者，且還是位信佛、研究佛教的法師，他怎么能公然普及這樣的概念？！有意，無意，還是不在意？

下一刻，無數場景在我眼前閃過。那是與一個一個不同的人的交流片段，有親人，有摯友，有剛認識的人，有不認識的人……唯一相同的是，人們知道我是研究印度的，于是乎開始與我談論對印度的“佛國”印象，然后是我為他們糾正錯誤。

談到國人對印度的“佛國”印象，總是繞不開法顯，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他的《佛國記》。法顯（335—422），東晉高僧，偉大的旅行家、佛經翻譯家。他于六十四歲高齡前往天竺（現印度）求取佛經，前后共歷十三載。順利歸國后，他又致力于佛經翻譯，共譯出近百萬字的經律。除了譯經，法顯也留有記錄其西游取經之事的作品。法顯的游記在流傳過程中出現了眾多名稱，亦有諸多版本，比較常見的是《法顯傳》與《佛國記》二名。其中，更廣為人知的是《佛國記》。

有意思的是，《佛國記》之名并非專指法顯之游記，歷史上還有一部鮮為人知的作品也叫《佛國記》。唐代杜佑所編《通典》中有關于這部《佛國記》的明確記載。《通典》第191卷中寫道：

諸家纂西域事，皆多引諸僧游歷傳記，如法明（法明即法顯，系避唐中宗李顯名諱所改）《游天竺記》、支僧《載外國事》、《法盛歷諸國傳》、道安《西域志》。惟《佛國記》、曇勇《外國傳》、智猛《外國傳》、支曇諦《烏山銘》、翻經法師《外國傳》之類，皆盛論釋氏詭異奇跡，參以他書，則皆比謬，故多略焉。

第193卷中也有類似評述：

諸家紀天竺國事，多錄諸僧法明、道安之流傳記，疑皆恢誕不經，不復悉纂也。

此外，《通典》中多次引用《佛國記》內容，如第193卷中寫道：

竺法維《佛國記》云：“波羅奈國在伽維羅越國南千四百八十里。”

又有：

竺法維《佛國記》云：“在摩竭提國南，京天竺屬國也。”

《通典》中的這些內容明確指出，有一部名為《佛國記》的作品，其作者系竺法維，所載內容則由法顯等諸僧的游歷傳記引錄而來。

既然《佛國記》之作并非個案，那么顯然對印度的“佛國”印象在上述兩部作品問世之時期已經比較流行。不過，想要弄清楚《佛國記》之名和“佛國”之說哪一個先問世，根據目前的史料來看是無法實現的。甚至在我看來，即便有更加充足的證據，它們二者的派生關系也是如同蛋和雞的關系一樣，剪不斷理還亂。

擱置二者的關系不談，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即《佛國記》中的“佛國”二字是基于對印度片面認知的錯誤總結。歷史上，佛教確曾在印度有過輝煌發展的時期，但是它最終于13世紀初走向消亡。在印度，無論就信仰人數、普及廣度還是影響深度來說，印度教始終都在佛教之上，并且時至今日依然是印度信仰人數最眾的宗教。因此，將印度稱為“佛（教之）國”是片面的，有失妥當的，會使得不明真相的人們產生誤解。當下，很多國人依然認為印度除了是佛教的誕生地之外，還是一個大多數民眾信仰佛教的國度，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受到“佛國”印象的誤導。

《佛國記》之名無疑是引發國人“佛國”印象的元兇之一。不過，將國人產生“佛國”印象的原因全部推給《佛國記》顯然也是不妥的。這種情況的產生與佛教在中國的流傳過程息息相關。

佛教在印度誕生之后，經西域傳入我國，約于西漢末年或東漢初期進入中原地區，這已為大多數學者公認。傳入伊始，古代國人對這一外來宗教就并不排斥，反而積極研究、汲取、融會。在從漢代到唐代的近10個世紀的時間里，兩國間的僧人互訪絡繹不絕，我國對佛教經書、典籍的翻譯工作也不斷開展，使得佛教在我國生根、開花、結果。到唐代，國內已經發展出自己的佛教宗派。10世紀之前，盡管在佛教相關信息之外也有不少關于印度的信息通過民間商貿交流、官方使節互訪以及第三國來客訪華等渠道傳回國內，但這些信息要么只在商貿地小范圍流傳，要么被記載下來束之高閣，僅供少數權貴、學士覽閱，再加上佛教文化的傳輸一直是這一階段中印之間交流的主旋律，因此普通民眾獲取構建印度形象的信息來源比較單一，他們對印度的了解基本上是隨著對佛教的了解而產生的。隨著佛教的發展和傳播，國人由佛經和佛教故事中所涉及到的一些信息而對印度產生的印象有著相當大的局限性，基本上僅限于佛教領域。

赴印歸國僧侶們對印度的描述主要偏重對佛教本身及其在印度發展情況的介紹，這也極大地影響了國人對印度的認知。歷史上，很多赴印度求佛法的僧人歸來后都留有游記，尤其是那些在佛教翻譯或傳播領域獲得突出成就的高僧們，他們大多留下了在后世影響巨大的游歷記載。不可否認，這些文獻中對印度各類信息的介紹是極為豐富的，它們不僅在當時是國人構建印度印象的素材，時至今日依然是研究印度歷史的重要史料，有些作品的影響甚至已經擴大到海外。比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無論是印度還是西方的學者對其都給以了極高的評價，認為它對于重建印度乃至中亞的歷史都極為重要。然而，這些作品的一大共同點是內容偏重佛教，這使得人們通常會下意識地忽略其中對印度其他方面的介紹，而只關注佛教知識，從而產生“佛國”的認知偏移。比如法顯游記就屬于此類作品，除了一些風土人情介紹之外，作品中大部分內容都與佛教相關。以下引文摘自冠名《佛國記》的法顯游記，是對進入印度境內之后首先抵達的兩個國家的介紹：

始入其境，有一小國名陀歷，亦有眾僧，皆小乘學。其國昔有羅漢，以神足力，將一巧匠上兜術天，觀彌勒菩薩長短、色貌，還下，刻木作像。前后三上觀，然后乃成。像長八丈，足趺八尺，齋曰常有光明，諸國王競興供養。今故現在。

渡河便到烏萇國。烏萇國是正北天竺也。盡作中天竺語，中天竺所謂中國。俗人衣服、飲食亦與中國同。佛法盛甚，名眾僧住止處為僧伽藍，凡有五百僧伽藍，皆小乘學。若有客比丘到，悉供養三曰，三曰過已，乃令自求所安常。傳言佛至北天竺，即到此國已，佛遺足跡于此。跡或長或短，在人心念，至今猶爾。及曬衣石、度惡龍處亦悉現在。石高丈四，闊二丈許，一邊平。

以管窺豹，通過這兩段內容可以看到法顯游記，乃至其他僧人的游記對記敘佛教相關內容的側重。此外，可以想見的是，這些僧人們在生前與人介紹或言談時定然也以討論佛教為主。由此，至晚在唐代，國人的“佛國”印象已相當堅固。

唐代晚期，印傳佛教在國內的影響有減弱的趨勢。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客觀原因，當時印度國內佛教已經日趨衰亡，這導致兩國間的僧人往來逐漸停止，尤其是國內歷史上歷時6個世紀的西行求法運動宣告終結；二是主觀原因，當時中國的佛教已經發育成熟，從此可以也必須獨立發展，而不再需要從所謂的“佛國”汲取養分了。不過，盡管此時國內的佛教已經逐漸脫離印傳佛教的影響開始自行發展，但畢竟佛教傳自印度這一事實無法抹滅，因此，隨著佛教在國內的持續興盛，對印度的“佛國”印象始終在國人心中占據著牢固的地位，并且誤導了人們千年，一直延續至今。

既然“佛國”非佛國，那么除了杜絕“佛國”說之外，無論是冠名為《佛國記》的法顯游記，還是竺法維所著之《佛國記》，人們在介紹或討論它們時都應當首先著重闡明其中“佛國”表意的片面性，同時應當盡量避免直接使用“法顯《佛國記》”之說，因為此《佛國記》并非法顯自著，只是法顯游記的后世傳本之一罷了。尤其是研究印度的人和釋門中人更應該注意這一點，因為他們是常人眼中的印度專家和佛教權威，其言論無疑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望此文能使今后有更多的人幫助傳遞“印度非佛國”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