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典》（下文簡稱“《大典》”）自隆慶元年（1567）重抄完成后，正本的流傳線索，便杳無蹤跡。關于《大典》正本的下落，研究者曾有這樣幾種猜測：（1）隨明世宗殉葬永陵；（2）藏于皇史宬夾墻；（3）毀于明末；（4）毀于乾清宮大火。如果說，對正本流傳線索的考察，目前尚面臨文獻無徵的困境，那么，副本的流傳，在文獻的記載上，尚可以理出一串相對清晰的線索。正本消失與副本庋藏在時間上的重合點，也就是從隆慶元年到清初這段時間。在這段時間中，有關正本、副本的文獻記載不算多，卻十分關鍵。集中考察這段時間的文獻記載，對重新認識與《大典》相關的問題，無疑會有很大幫助。

近些年，大量明清別集影印出版，為深入思考《大典》正、副本庋藏及相關問題，提供了更豐富的材料。《清代詩文集匯編》第六十三冊，影印了張能鱗的《西山集》。其中，有兩篇比較重要的文章，是此前研究者沒有關注到的。

皇史宬檢書記

順治十二年（1655），張能鱗奉命入皇史宬，查檢明代玉牒，曾作《皇史宬檢書記》記其事。這篇文章對研究《大典》纂修、裝幀及庋藏等問題頗重要，迻錄如次：

皇史宬者，大內藏書室也。藏之所以垂奕世也，曷為乎以皇史名？煌煌巨典，非宬莫能貯也。宬之為制，石棟、石楹、石門、石牖，間列五楹，高數仞，凡椽梁斗拱宜用木者，皆以石為之，古稱石渠石室者此也。夫經史子集書，悉藏于壁雍，惟一代創興，祖謨宗訓，朝廷之嘉言善行，裒為實錄，以及天潢玉牒譜系，皆貯焉。所謂國史秘典，非恒覯也。余以順治乙未承乏儀曹，委檢前代玉牒，因啟金匱而遍覽焉。其間譜牒、訓誥俱屬烏有，以勝國之集不存也。獨古今一大部類書，世所不恒見者，分貯金匱，匱以數十計，匱中以黃袱什襲者數百計，目錄卷帙以千萬計。自天文時令、地理山川、風俗人物、皇帝王覇、德化政教、兵農禮樂，至草木鳥獸蟲魚，無微不備。每一事一物，必詳考其原委，而引述經史子集，并前人之序贊、傳記、詞賦、詩歌諸體，具錄之，名曰《永樂大典》。因思永樂以靖難為名，其時兵革之事甫熄，輒能網羅一世英俊之士，致之闕下，俾集館閣，各抒所長。草創纂集若而人，討論典實若而人，編輯修飾若而人，總裁潤色若而人。極天下之名賢宿儒，亦得自効于文章，以贊成一代瑋制甚矣。帝王之有天下，未有不崇儒右文，首重典籍者。余竊幸備官，獲窺茲典，雖未敢如子云、相如侈美大之詞，壯炳蔚之色，乃謹以所見，退而自書，志劉覽之異云。

張能鱗去皇史宬的目的，是奉命查檢明代玉牒，才有機會打開金匱，遍覽所藏。此次檢書，張能鱗在皇史宬中沒有找到譜牒、訓誥，卻無意中發現了《大典》。據其描述，“獨古今一大部類書，世所不恒見者，分貯金匱”。入宬檢書前，張能鱗似不知《大典》藏于皇史宬的金匱中，事后記瀏覽之異，語多驚奇。

張能鱗入宬檢書前，在順治十年（1653）三月稍后，陳爌給順治皇帝上過一道奏疏，曾提到《大典》的情況：“惟《永樂大典》一書，藏于皇史宬者，有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然以韻為母，事從其類，文無綱領，第可備考核而已。”（陳爌《請購遺書疏》）或因陳疏對《大典》評價不高，當時并未引起順治皇帝注意。

《西山集》另收有一篇《自勉圖序》，內容為張能鱗自述讀書、仕宦經歷。其中，談及赴京應考、遷儀制郎后，入皇史宬檢書事云：

遂赴京應考，選故事，命“子路問政”章題。同考者八十四人，余列十四。凡十三人補省中，而余以例裁臺中，遂授儀部尚書郎，蓋余時年四十也。志奏最，余在南宮授典禮之官，分典屬國，既遷儀制郎，凡五服三族、五官六宮，莫不詳其秩序。及奉命入皇史宬檢閱玉牒，因而金匱石室之藏，得沉酣其中者數月焉，亦職掌之大幸也。

將《自勉圖序》與《皇史宬檢書記》合看，當時張能鱗入宬檢書的情形，大略可考。張能鱗遷儀制郎后，利用查檢玉牒的機會，進入皇史宬，發現了沉寂八十余年的《大典》。因是奉命入宬，時間充裕，張能鱗檢閱從容，得以在其中“沉酣數月”。張能鱗當日所見，《大典》藏于皇史宬的金匱中。據他描述，“匱以數十計，匱中以黃袱什襲者數百計，目錄卷帙以千萬計”。這條記載，與徐階奏疏中引嘉靖帝諭旨“今不必若式，只以經書冊大，便于匱置”，頗能互相印證、發明。《大典》錄副伊始，即已有“便于匱置”、入藏皇史宬的預想。雍正年間，移到翰林院的《大典》也來自皇史宬。由這種關聯，張能鱗當日所見，藏于金匱中的《大典》，為副本的可能性極大。當然，由于正本下落不明，張氏所記語多模糊，對這條材料的判斷，也就不能十分肯定。

順治十二年，張能鱗在皇史宬所見金匱中的《大典》，是否為明末入藏時舊貌？《大典》入藏皇史宬后，其間是否發生過變動？文獻不足，只能暫付之遐想。不過，這條新材料也引起之前不曾有過的一些思考：當時盛放《大典》的金匱是什么樣子？現在是否還存世？能否復原《大典》在明末清初的庋藏方式？

讀到這篇《皇史宬檢書記》，極容易讓人聯想到張廷玉、全祖望對《大典》副本的記載。據張廷玉描述，“書原貯皇史宬，雍正年間移置翰林院，予掌院事，因得寓目焉”（《澄懷園語》卷三）。全祖望那篇有名的《鈔〈永樂大典〉記》，也曾大略提及《大典》從皇史宬移出時的情景，“詞臣屏當皇史宬書架，則副本在焉，因移貯翰林院”。全祖望說的“書架”是什么樣子，與張能鱗說的“金匱”是同樣的東西嗎？

此外，《檢書記》還特別提到《大典》纂修時的情況：草創纂集、討論典實、編輯修飾、總裁潤色若干人。張能鱗這樣描述，是當日所見《大典》中即有纂修諸名，還是根據文獻記載才有的這些知識，也無從知曉。

原有藏韻書之柜

皇史宬建成后，即置金匱其中。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有一幅《皇史宬全圖》，據圖中注，其東廡“內貯石刻法帖七十六塊、前明實錄金匱十九座”，西廡“內貯通政使送內閣副本”。由此可知，乾隆十五年以前，繪制這幅《皇史宬全圖》時，明代的《實錄》金匱已挪至東廡（即常說的東配殿）。

圖中所繪《實錄》金匱，自天命起至雍正，凡五朝三十一匱（石臺西北角，獨有一小匱）。據單士魁考證，此圖所繪實錄金匱，不列乾隆，圖中兩座石碑，注云“碑上無字”，而今所見碑文皆為乾隆十五年所作，故此圖應繪于乾隆十五年以前（圖中文字，皆據單士魁《金匱石室的皇史宬》，《清代檔案叢談》，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129-132頁）。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另藏有一幅光緒年間所繪《皇史宬金匱圖》，于石臺上金匱的形制、位置（六排，每排二十三只，最北邊三只，凡一百四十一只），繪制頗詳。

2017年5月25日下午，在中國人民大學梁繼紅教授的幫助下，筆者進入皇史宬，對皇史宬的結構、石臺上金匱的形制、尺寸作了考察。皇史宬東、西二廡，規模相對較小。因未對外開放，很遺憾，沒能有機會進殿內考察。進入皇史宬主殿，迎面是石臺。石臺南側，與墻壁之間，有一條過道。石臺東西兩側，各有一碑，石臺上擺滿了金匱。各朝金匱的形制、尺寸，略有差異。測量金匱尺寸，長約一百三十四厘米，寬約七十一厘米，高約一百三十厘米。石臺占據了整個主殿，石臺上，中間有一條東西向的過道，過道兩旁分別擺放著三排金匱，總數為一百五十二只。

金匱之間，排列緊密，空隙極小。金匱的上開蓋，正面有銅簽，銅簽上有“某皇帝圣訓、實錄”滿、漢文字樣。靠近宬門的一排金匱，由東向西，其銅簽上的文字分別為：1.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訓、實錄2.大清德宗景皇帝圣訓、實錄3.大清德宗景皇帝圣訓、實錄4.大清德宗景皇帝圣訓、實錄5.大清德宗景皇帝圣訓、實錄6.大清仁宗睿皇帝圣訓、實錄7.（銅簽遺失）8.大清德宗景皇帝圣訓、實錄9.大清德宗景皇帝圣訓、實錄10.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訓、實錄11.大清德宗景皇帝圣訓、實錄12.（銅簽遺失）13.大清德宗景皇帝圣訓、實錄14.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訓、實錄15.（銅簽遺失）16.（銅簽遺失）17.（銅簽遺失）18.（銅簽遺失）19.（銅簽遺失）20.（銅簽遺失）21.大清仁宗睿皇帝圣訓、實錄22.大清世宗憲皇帝圣訓、實錄23.大清慕宗毅皇帝圣訓、實錄24.（銅簽遺失）25.（銅簽遺失）26.（銅簽遺失）。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皇史宬金匱圖》（光緒）；臺灣“中研院”史語所藏“皇史宬應用織金龍黃緞地黃綢里夾包袱”式樣

光緒年間，八國聯軍侵華，皇史宬慘遭劫難，這些金匱也未能幸免，導致金匱內函、鎖鑰、龍袱、牙簽丟失。光緒二十七年（1901），李鴻章奏報皇史宬清查遺失物件時，曾有這樣的描述：“皇史宬石門已開，拐鎖、門閂概行失毀，石門內臺上恭存金櫃共一百四十一只，尚不短少，惟匱上罩單、鎖鑰暨前后什件，并卷數金牌，無一存者，恭檢前面匱內，樟木內函暨龍袱牙簽，全行失去，函內實錄、圣訓……只剩一、二本……”（《李鴻章等交還皇史宬清查遺失物件由》折）。經過這番動蕩，金匱原來的擺放位置，已經錯亂。因部分銅簽丟失，恐怕要參考舊圖，從金匱的形制、花紋入手，才能辨別金匱的時代，進而恢復其位置。

明代，皇史宬除存放實錄等檔案的金匱外，也有專門盛放典籍的柜子。毛奇齡《西河詩話》云：“前朝皇史宬，原有藏韻書之櫃，然往為諸王攜出，散失在外。至天啟末止，有《洪武正韻》《韻府群玉》《經史海篇直音》《玉篇》《廣韻》《詩韻釋義》諸部，他無有矣。今諸書無闕，然不盡藏皇史宬，此內閣學士陸義山為予言者。”由此可知，皇史宬曾有專門盛放韻書的柜子，后來不知什么原因，這些柜子被“諸王”攜出，業已散失。

與皇史宬相關的圖檔中，有一幅《皇史宬排架圖》，頗為珍貴。圖中繪有金匱三十二只，形制、大小不一，與上文所述《實錄》金匱有別，上有文字說明（因圖檔不清，文字未識）。可見除存放實錄的金匱外，也有其他形制的金匱，此圖可與毛奇齡的記載相印證。

皇史宬排架圖（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內府寫繪本，取自《藝術品鑒》2013年第十期）

四圍櫥簏眾星共

順治十二年，張能鱗在皇史宬所見《大典》，是否也像韻書一樣放在類似的柜子中，還很難下結論。但是，張能鱗去皇史宬，直接打開存放檔案的金匱，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他去皇史宬的目的，是奉命查檢明代玉牒，《大典》本不在他的關注范圍內。《皇史宬檢書記》引發的思考也是多方面的，《大典》存放于皇史宬正殿，還是東西二廡？是否有專門盛放《大典》的柜子？還是后來有什么變故，將《大典》轉移到了存放《實錄》的金匱中？這些都是因材料不足而被忽視、遺忘的問題。

康熙三十二年（1693），徐乾學在給高士奇補輯《編珠》作序時，曾說“以余所見，萬歷時張萱《內閣書目》，存者十不得一二，猶往往有宋雕舊本。并皇史宬所藏《永樂大典》，鼎革時亦有佚失”。實際上，徐乾學是否親自見過《大典》，尚存疑議。說《大典》在鼎革時即有佚失，更無從取信了。單從徐的這篇序，看不出徐乾學、高士奇二人曾在皇史宬見過《大典》。

康熙四十三年（1704），張玉書等人奉命纂修《佩文韻府》。查慎行曾參與其事，嘗與同事提議，奏請翻閱皇史宬所藏《大典》，以補修書闕漏。其《得樹樓雜鈔》云：

《永樂大典》，明成祖時，命解縉等萃秘閣書，分韻類載……明年，重錄一部，貯他所……今此書故無恙，所貯之地在皇城北，名皇史宬。余初預纂《佩文韻府》，后入武英殿，曾與同事商之，擬奏請此書繙閱增補。有沮之者，謂卷帙繁浩，恐致損污，遂不果。

查慎行指出，康熙末修《佩文韻府》時，《大典》仍藏于皇史宬，完好無損。康熙年間，內廷關心文獻者，對《大典》藏于皇史宬此事，多已知曉。當時文官對《大典》的了解也較全面，故查氏提議后，會有“沮之者”，以“卷帙浩繁，恐致污損”，終未發金匱之秘。

此后不久，待詔翰林高不騫奉康熙皇帝之命，又入宬檢書，撰《檢書行》記其事。高不騫（1615-1701），字槎客，號小湖，華亭人。嗜學好古，不務舉業。康熙帝四十四年南巡，高不騫以舊臣之子，跽迎道左，恭獻詩篇。康熙贊賞有加，命扈行北上，賜官翰林院待詔。著有《羅裙草》《商榷集》《傅天集》《從天集》《松圩書屋集》。

《羅裙草》為詞集，刊刻時間較早。書前的序，寫作時間為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月。《商榷集》刊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傅天集》刊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后。以上各集，皆不收《檢書行》。《從天集》流傳不廣，鮮有傳本，僅檢得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有一部。經南開大學文學院昊蘇兄幫助查閱，知《從天集》中有顧嗣立序，末署時間為“康熙乙未長至后二日”，即康熙五十四年（1715）夏至后二日。此集所收，為高氏母喪歸里途中所作一百二十余首詩，也不收《檢書行》。

高不騫曾將《檢書行》錄出，出示友人黃之雋（字石牧，1668-1748）。黃氏為之作《高小湖檢書行跋》，曾引《毛西河集》所載魏中翰語及《檢書行》內容，多描繪皇史宬的陳設及周邊環境。黃跋在盛贊高不騫詩文瑰麗的同時，感慨自己沒能有高不騫這樣的好運氣，雖也備員翰林，卻無機會進入皇史宬叩扃發秘。

此前，曾為尋找高不騫的《檢書行》費過一番周折。不成想，在近幾天重新查檢《高小湖檢書行跋》時，又去翻閱《雪橋詩話續集》卷三，在“高槎客待詔為謖苑太常子”條末，竟發現了《檢書行》全文，茲錄如下：

宮中圣人憑三冬，過目萬卷羅心胸。初唐政要明寶訓，相應豈惟笙與鏞。

緬求善本求言同，臣承鳳皇詔益恭。際曉徑去躡紫閣，簡編小大隨橫縱。

拓窗始意納清旭，北風振欞加琤。縹囊緗帙一覽間，百年前物抽無從。

東華廄馬逸氣鐘，玉鞍試上行雍容。小南城南折旋進，皇史宬扁張崇墉。

夢游先輩有不到，趨庭步陛乘歡悰。舍人手啟魚鑰奩，禁軍伏地語喁喁。

?如云帆轉曲岸，洞門雙扇開??。宬制穹頂竹半筒，旁牗冶鐵涂以彤。

峨峨石室相對立，長磴連亙巨璞攻。安置金匱二十六，簽牌夭矯拏虬龍。

造端大清實錄字，中有二祖左太宗。自余廿三事則豫，堯時奚啻超黃農。

四圍櫥簏眾星共，經經緯史光焰重。誰歟紛綸卷倍萬，永樂大典堪當沖。

傳之高拱錄其副，亦類漢世尊蔡邕。鴻都虎觀千載上，只今私幸逢難逢。

藝苑秘寶探無外，銀印一笥留塵封。文命敷于武功后，累累忍使洪壚熔。

諸珉日夕迷舊蹤，還鑣西嶺寒煙濃。道旁觀者謬儒雅，奮飛何必蓬萊峰。

嗚呼！奮飛何必蓬萊峰。

由高不騫的經歷，可推知他入宬檢書應在康熙四十四年以后。康熙年間，皇史宬仍有掌皇史宬之官，即所謂的“禁軍”。當時，高氏所見金匱，只有二十六只，應即石臺上的《實錄》金匱。

《檢書行》以敘事為主，間述所見皇史宬規制、陳設。其中，談到《大典》有三句詩：“四圍櫥簏眾星共，經經緯史光焰重。誰歟紛綸卷倍萬？《永樂大典》堪當沖。傳之高拱錄其副，亦類漢世尊蔡邕。”縱覽全詩，對這三句詩解讀如下：

（皇史宬主殿）四周，眾星拱月般擺滿了櫥簏（即書箱），里面存放的典籍光焰重重。那卷帙紛綸超過萬卷的是什么書？（當然是）《永樂大典》，它堪稱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書了。（嘉靖皇帝）也像漢代尊崇蔡邕一樣，把《大典》傳給高拱，并委之錄副。

至此，可以確定，康熙末年，高不騫入宬檢書時，《大典》就存放在皇史宬主殿四周擺放的櫥簏中。這種“櫥簏”與順治時候張能鱗所說的“金匱”是否為同樣的東西，還不太容易確認。從順治十二年到康熙四十三年，這五十年間，皇史宬主殿的陳設及位置大概都發生過變化。循著材料的指向，我們再回去仔細看《皇史宬全圖》，在石臺以南，東西兩側，各有三個書櫥形的圖樣。在臨近宬門、靠南墻壁的一排，也繪有十個書櫥形的圖樣。圖中六個箭頭所指的地方，大概就是高不騫《檢書行》所描述的“四圍櫥簏眾星共”了。

康熙一朝，雖有修書、入宬檢書之舉，卻不曾大規模利用皇史宬所藏《大典》。清中葉及以后的記載，雖頗多浮詞，甚至互相抵牾，但仍可據以探源辨流，對研究《大典》正、副本的流傳史不無裨益。光緒年間，郭則沄似乎也讀過高不騫的《檢書行》，仿乾嘉諸老作《永樂大典余紙歌》，節錄如次：

檢書著詠高槎客（槎客待詔《檢書行》，皇史宬有《永樂大典》，與詞苑所存別為一部），史宬精嚴人未識。嘉隆別部出傳鈔(此書重錄于嘉靖四十一年至隆慶初年），四百年間重鸞掖……

詩中小注特別提到，“皇史宬有《永樂大典》，與詞苑所存別為一部”。由上引《檢書行》，知“皇史宬有《永樂大典》”是高不騫《檢書行》所描述的內容，“與詞苑所存別為一部”則不見于《檢書行》，應是郭氏所寫。這條小注，特別會讓人聯想到昭梿的《嘯亭續錄》。其中，在“皇史宬”條下有這樣一段記載：

嘗聞徐昆山先生述聞李慕堂侍郎言，其中藏全分《永樂大典》，較今翰苑所貯者多一千馀本，蓋即姚廣孝、解縉所修初本，繕寫精工，非隆慶間謄本之所能及。惜是日忽忽瞻禮，不得從容翻繹，未審是書尚存與否也。

這里也提到皇史宬尚存另一部《大典》。這兩條材料出現的時間，都在《大典》移至翰林院之后。兩條材料之間，是否有承續關系，還是另有可能？由于目前所見材料，在正本、副本的問題上，記載大都模糊，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問題仍不能確定。

民國年間，京師圖書館中文編目組組長譚新嘉，也說過幾句奇怪的話：“清宮皇史宬現藏原鈔本藍絲闌《永樂大典》，完整未損，鈐有永樂之璽。英法聯軍所毀者，為清鈔紅絲闌本。”（《劉紀澤呈陳斠玄先生書》轉引譚新嘉語）藍絲欄、永樂之璽，這種說法來自何處？為什么《大典》副本移至翰林院后，仍有這樣多史料指向皇史宬？在文獻記載的模糊時段，《大典》正本去了哪里？皇史宬里又發生了什么？

這些問題，現在我們還不能很好地給出答案。某一天，閃爍各處的史料慢慢聚在一起，興許能燃成一團火，借著微光，或能稍稍看清那些失落已久的故事。雖然這些新材料仍不能解決某些老問題，但它們帶來的思考卻是有價值且極具樂趣的。幸運的話，循著線索，若再能找到點什么，那更是意外之喜了。

附記：筆者在追尋《永樂大典》流傳史的過程中，曾向中華書局張忱石先生請益，與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項旋博士的幾次討論，也獲得不少有價值的線索，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