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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薯如何救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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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50歲的老秀才陳振龍決定,要干一件大事。
與西方人從中國偷盜蠶種和茶樹不同,陳振龍準備要干的這件大事,是從菲律賓將西班牙人從南美洲帶來的一種神奇植物,偷運到中國。
這種植物,后來被叫做番薯。

陳振龍出生于福建福州長樂縣,年輕時曾經考取過秀才。但隨著明末人口的劇增和科舉的艱難,在考取舉人不第后,他跟隨著東南各省濃厚的經商風氣下了南洋(東南亞)經商,“往來于閩省、呂宋(菲律賓)之間”。
當時,征服菲律賓的西班牙人“常患糧米不足”,于是便在菲律賓引入了一種從南美洲移植而來的植物。這種植物畝產高峰可達4000多斤,低的也有2000多斤,相比于明朝時國內畝產僅有兩三百斤的小麥和水稻來說,這無疑是一種超級農作物。

▲中國番薯之父陳振龍(約1543-1619)。
盡管只是個改行經商的秀才,可陳振龍心中,依舊涌動著強烈的傳統知識分子情懷,遙想到故鄉生齒日繁,依舊在溫飽線上苦苦掙扎的父老鄉親,陳振龍決定無論千辛萬苦,也要將這種超級植物帶回中國。
然而,西班牙人很精,“珍其種,不與中國人”,并且在海關層層盤查,在歷經多次偷運失敗后,1593年,在通過賄賂當地土著、得到番薯藤后,陳振龍將薯藤絞入汲水繩,混過關卡后,最終歷經七晝夜的顛簸航行,從菲律賓回到福州。
在歷史的龐大敘事中,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這一年豐臣秀吉侵略朝鮮的大軍,與援朝作戰的明朝大將李如松所率領的明軍在平壤展開激戰,最終明軍將士拼死擊敗日軍,但正史沒有記載的是,這一年,卑微的福建秀才陳振龍,拼死從菲律賓為中國帶來了番薯這件神奇寶貝,并將在此后幾百年間,為中華民族的繁衍和拯救億萬國人性命,同樣貢獻不朽的力量。
開辟者的功勞,常常被歷史輕描淡寫,但這并不影響,他對后世的豐功偉績。

陳振龍生活的明朝末年,中國當時的實際人口已經超過1億人,以陳振龍生活的福建為例,在明朝中后期實行海禁后,早已無力承載人口的過多繁衍,當時,福建“隘山阨海,土瘠民貧,賜雨少愆,饑饉存至,偶遭歉歲,待食嗷嗷”。
以福建惠安縣為例,由于人口劇增、地產不足,僅僅隆慶五年(1561年),這個區區一萬多戶人口的蕞爾小縣,每年就“須輸入米糧約七萬石(約合當代1300萬斤)”,才能養活全縣人口。
為了拯救父老鄉親,陳振龍認定,番薯這種耐旱易活,生熟可食,“六益八利,功同五谷”的超級農作物,一定可以拯救蒼生百姓于水火之中。在將薯種偷運回到福州后,陳振龍和兒子陳經綸馬上草擬了一份稟貼,送呈當時的福建巡撫金學曾,陳述引種番薯的利害所在。
在回國四個月后,陳振龍第一批引種的番薯成功繁殖,“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棗”,福建巡撫金學曾獲知后振奮不已,馬上旌表陳氏父子此行“事屬義舉”,“雖曰人事,實獲天恩”,隨后開始在福建全省推廣引種番薯。

▲小小的番薯,將劇烈地改寫中國史。
當時,北方小麥畝產僅為300斤左右,且每年只能種一季;在南方雖然可以種兩季水稻,但全年畝產也不過就五六百斤。
而番薯不僅可以種植兩季,其中春薯畝產可達4000多斤,夏薯畝產可達2000多斤,全年產量可達6000多斤,盡管口感不如水稻和小麥精美,但對于長期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中國農民來說,這種從南美洲輾轉引進的超級農作物,無疑是上天恩賜給中國人的超級禮物。
這場由陳振龍偷運番薯后,即將在中國引發的食物革命和人口革命,可以說,無論如何贊譽都不為過。
而歷史并非孤立的敘述線,就在陳振龍拼死從菲律賓引種番薯進入福建前后,明朝萬歷年間(1572年-1620年),廣東東莞人陳益、廣東吳川人林懷蘭,也分別從安南(今越南)引種番薯,進入到了廣東東莞和吳川等地。
盡管各自獨立,互相不知道自己的引種行為,但這場從全球地理大發現時代發端,從南美洲輾轉傳播進入廣東和福建的農業革命,即將劇烈地改寫往后的中國史。

但歷史的發展總是充滿曲折,就在番薯引入廣東和福建后不久,中華帝國開始陷入了長期戰亂之中,歷經明末清初歷時近百年的動蕩,番薯這種本來可以利澤萬民的超級農作物,竟然在廣東和福建困阻不前,無法進行大規模的廣泛傳播。
盡管明末清初長期動蕩,但自從陳振龍引入番薯后,粗生賤養,即使“地屬沙土”也能成活、且產量極高的番薯,使得以往常年“產米不敷”的福建人民,得以“足果其腹、災不為荒”,當時,番薯在福建“遍地皆種,物多價廉,三餐當飯而食,小民賴之”,以致于當明末清初鄭成功的船隊為臺風所困,下令在澎湖籌糧時,糧食官回答他,當地“唯有番薯”而已。
得益于番薯的廣泛引種,福建人口也從明朝萬歷年間(1572年-1620年)的173萬人,增加到了1834年(清朝道光十四年)的1500多萬人。

▲中國人口在康雍乾時期出現了大爆炸。
在中國農業史上,曾經有過兩次農業革命:一次是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宋朝開始大規模引種耐旱、早熟、相對高產的占城稻,而第二次則是以番薯、玉米傳入中國為代表掀起的食物革命。
與番薯一樣,玉米也大概于明朝后期的16世紀,分別從中亞,印度、緬甸,以及南海海路等路線,傳入中國的黃河流域、西南地區和東南沿海等地,然而在明末清初的戰亂中,玉米與番薯一樣,也是被僅僅局限于個別省份的小范圍種植,尚未進入全國性大種植時代。
與此同時,在番薯、玉米之外,通過地理大發現,來自美洲的原產農作物馬鈴薯、木薯、花生、向日葵、辣椒、番瓜、西紅柿、菜豆、菠蘿、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參、番木瓜、煙草等近30個物種也先后傳入中國,并即將在中國大地上掀起一場超級農業革命。
而促成這場農業革命的重中之重,正是先驅者們歷經千辛萬苦,從國外引種進來的番薯和玉米。
進入清朝后,隨著康熙皇帝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和雍正皇帝“攤丁入畝”正式取消人頭稅,中國人口開始出現了狂飆突進的人口大爆炸,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當時中國人口約為1.5億人,而不到百年后的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清朝人口飆漲到了3.13億人。

▲雍正皇帝(1678-1735)。
僅僅憑借小麥和水稻等傳統農作物的產出,已經無法養活中國日益龐大的人口,而隨著人口的繁衍和土地的日窘,無數饑民開始挺進帝國的各處荒山野嶺到處開墾,他們驚奇地發現,在小麥和水稻難以存活的山地,新引進的番薯和玉米卻可以倔強地生存下來,并且產量頗高。
歷史進入康熙年間后,為了充實歷經多年戰亂后、幾乎毀滅殆盡的四川人口,清廷發起了浩浩蕩蕩的“湖廣填四川”運動,隨著福建、兩廣和兩湖等地移民的蜂擁進入四川,他們在遷徙路上也帶去了容易種植的番薯,于是,此前困阻在福建和廣東等地達百年之久的番薯,終于開始在南方各省廣泛傳播開來。
于是,淡紫色的番薯花,開始在大清帝國南方的各個角落處處開放。

而陳振龍及其子孫,則將番薯的傳播,銘刻成了家族代代相傳的使命。
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陳振龍的五世孫陳世元來到山東膠州(今青島)古鎮口經商時,發現昔日富庶的膠州竟然天災橫行、饑饉四野,他后來回憶說:“時東省旱、澇、蝗、蝻,三年為災?!?/p>
看到百姓蒙難,這個家族血液中始終流淌著番薯情結的商人,決定延續自己先祖陳振龍的使命,廣泛發動,在黃河流域推廣種植番薯,于是,陳世元聯合自己的兩個朋友余瑞元和劉曦一起,自己墊資雇人前往膠州(青島)古鎮口試種番薯,歷經兩年試驗,番薯最終種植成功,于是,膠州(青島)等地農民“乃各駭異”,隨后也開始了大規模的引種和傳播。
在膠州(青島)古鎮口推廣番薯成功后,陳世元又帶上了自己的三個兒子陳云、陳燮和陳樹在膠州、山東全省乃至整個黃河流域進行廣泛傳播,并且親自寫了一本書《金薯種植法》向北方人民免費發放。
在陳氏家族幾代接力的義務傳播下,從山東到河南再到北京通州地區,番薯種植開始如火如荼傳播開來:在山東膠州,知州周于智隨即以官方名義宣示番薯的“六利八大益”;在山東濰坊,舉人王某召集親鄰,“競來傳習,處處埋掘”;山東布政使李渭,更讓人以快板的方式,在全省范圍內推行番薯種植。
在這場從陳氏家族發起,到民間普及,再到地方.政.府推廣的番薯種植運動中,番薯開始從南方北伐,順著黃河流域廣泛傳播,到了乾隆五十年(1785年),認識到番薯巨利的乾隆皇帝終于發出圣旨,下令在全國大力推廣番薯種植,“使皆知種薯之利,多為栽種”。
至此,番薯種植終于從民間的自發傳播,演變成了國家行為,
而在番薯和玉米、馬鈴薯等美洲農作物的傳播引種下,原本難以栽培農作物的帝國山區也得到了廣泛開發,當時,人口大爆炸的流民經常進入山區,在山谷低處就種喜歡氣候暖濕的番薯,在高處就種耐旱的玉米,更高處就種“耐地氣苦寒”的馬鈴薯。
在番薯、玉米和馬鈴薯浩浩蕩蕩的傳播引種下,即使是以往人跡罕至的陜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的深山密林地區,也到處種滿了玉米、番薯、馬鈴薯等農作物。

而在番薯、玉米和馬鈴薯支持下的人口大爆炸,也使得雍正皇帝決定,對西南地區實行廣泛的改土歸流運動。
從唐宋時期開始發端后,形同壟斷割據的土司制度,一直是妨礙中華帝國統治西南地區的重大障礙,從明朝中后期開始,中華帝國一直在西南地區不斷推進改土歸流制度,以尋求將原來土司管轄地區,變成與內地相似的流官派管制度。
面對從康熙時期開始的人口大爆炸局面,為了將西南各地土司控制的廣闊土地納入帝國中央的管轄,以養活更多的帝國子民,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皇帝派出以云貴總督鄂爾泰為首的各地重臣,開始在西南地區的云南、貴州、四川、廣西、湖南、湖北等地大規模開展“改土歸流”運動。

▲力推改土歸流的鄂爾泰(1677-1745)。
歷經多年強力廢改,最終在雍正時期(1722-1735年),番薯、玉米、馬鈴薯等農作物也開始大規模挺進改土歸流地區,而回溯根源,正是得益于番薯、玉米和馬鈴薯促成的人口大爆炸,才反過來在雍正時期,促成了大規模的改土歸流運動。
因為以往這些土司統治地區多處山地,很難種植水稻小麥,但現在有了適宜山地種植的番薯、玉米和馬鈴薯,山區的土地,自然倍顯珍貴了。

在康雍乾時期番薯、玉米的廣泛種植下,中國的糧食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
在清代以前,中國的主要糧食作物一直是水稻、黍、稷、麥、菽、粟等五谷雜糧,一直到明代,中國的糧食構成還一直是延續宋元時期的以水稻和小麥為主的格局。明末的宋應星(1587-1666)就在《天工開物》中寫道,明末社會的主要農作物70%仍然是水稻,然后小麥、黍、粟等占30%左右。
到了清代,隨著番薯、玉米、馬鈴薯等三十多種美洲農作物在全國的推廣種植,番薯、玉米也得以加入到了主要糧食作物行列,并與其他雜糧一起,共同構成了全國糧食產量的三分之一。
至此,歷經從明朝后期開始的延續傳播,在以水稻、小麥為主的糧食作物結構下,番薯、玉米、馬鈴薯等美洲農作物也開始進入到了中國人的餐桌之上,而在明清和民國時期,在贛南、湖北襄陽等山區,百姓甚至常年以番薯和玉米作為主食,一年到頭很少吃稻米,“或終歲不米炊,習以為常”。

▲來自美洲的番薯、玉米等農作物,改寫了中國的糧食結構。
最終在番薯、玉米的廣泛種植和有力支援下,中國的人口,也從明朝萬歷年間(1572年-1620年)的約1億人口,繁衍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3.13億,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又增長至4.3億。
而追溯中華民族繁衍強大的根源,番薯和玉米的進入與傳播,實在居功至偉。
到了乾隆晚年,在北方致力于推廣番薯種植的陳振龍的五世孫陳世元,在自己福州的家中,寫下了記錄自己家族幾代人傳播番薯種植的《金薯傳習錄》一書。
在民間,福州老百姓為供奉陳振龍,特地修建了一座先薯祠,以示紀念。
因為在老百姓看來,別小看了那一根漂洋過海而來的番薯藤,那可是先驅們,為我們民族帶來的偉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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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高學源:《番薯傳入中國四百一十周年記》
鄭南:《從玉米番薯馬鈴薯的傳入看外來農作物傳入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王思明:《美洲原產作物的引種栽培及其對中國農業生產結構的影響》
曹玲:《美洲糧食作物的傳入對我國農業生產和社會經濟的影響》
原標題:《番薯如何救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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