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周國林 中華讀書報

朱雷先生是一位令人敬重的前輩學者，他的逝世讓眾多欽慕他的人為之悲慟。朱先生的高足劉進寶教授約我寫一篇懷念文章，我內心深處是極愿接受的。但因年歲上的差距，日常生活中同朱先生交往不太多，擔心寫不出帶有生活氣息的像樣的文字。在進寶教授的鼓勵下，我終于打消疑慮，不再顧忌深淺，俯首回憶過往瑣事，概述朱先生的學術成就，表達對朱先生的恭敬追思之意。

朱雷先生

往事瑣憶

“他是一個有大愛的人”

我最初知道朱雷先生，是在1980年。當年，《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上，刊登了一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論文，毫無疑問是編輯部精心策劃后約請有關專家撰寫的。側重于經濟史的論文多達六篇，其中有一篇就是朱先生的《吐魯番出土北涼貲簿考釋》。那時我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土地、賦稅制度開始產生興趣，各種刊物上的相關論文基本上都要瀏覽一遍，見到這組主題集中的論文自然興致濃厚，如饑似渴地閱讀。朱先生的論文我一連研讀了幾遍，但覺其思路縝密，行文樸實，精審的考證工夫著實讓人打心底里佩服。可以說我在見到朱先生之前，已經先拜讀其文章，贊嘆其學問了。幾年之后，我又在學術會議上見到他，當面聆聽他的專題報告，感受到他的博聞強識。

至于近距離的接觸，則要到1986年5月召開的“三至九世紀長江中游社會經濟討論會”。這次討論會由中國唐史學會、湖北省社科院、湖北省社科聯、武漢大學等單位發起，地點安排在風光秀麗的湖北省蒲圻縣（現改名為赤壁市）陸水湖景區，會期共4天。年高德劭的唐長孺先生、王仲犖先生聯袂出席，自始至終參會，使八十多名與會者精神振奮，會場氣氛活躍，探討問題很深入。在這場多年難得一遇的學術盛會上，朱雷先生提交的論文是《東晉十六國時期姑臧、長安、襄陽的“互市”》，學術含量十足。他其時還不到50歲，精力旺盛，思維敏捷，同我們這些年輕人時有交流，會場下也總是碰面，給人一種既生氣蓬勃、又平易近人的印象。回想起來，這次會議不僅使我們進一步認識了朱先生，或許他也會記住我們一些年輕人的名字，給此后的交往帶來了便利。

再過一些年，我對朱先生的敬重又從學術層面延展到人品方面。1992年11月27日，我的導師張舜徽先生逝世。當天上午10時許，朱先生就來到張先生家中吊唁。我從現場觀察到，他是校外最先前來吊唁的學者。那時朱先生擔任武漢大學歷史系主任，應該是接到了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系的電話后馬上就趕過來的。當有人說他可派代表前來時，朱先生說：“張舜徽先生是海內外著名的前輩學者，我讀過不少張先生的書，受益匪淺，一定得親自來送他一程。”而數日后由學校主持的張先生告別儀式，朱先生又照樣前往，神情格外虔誠。對一位沒有學緣關系的前輩學者的后事，朱先生如此莊重嚴肅，是他人生旅途中長期修煉的結果，體現了他的待人之道，這讓我對他人生境界的敬意油然而生。這件事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極為深刻，多年后也不會忘記。

2000年以后，我在不少年份都受邀到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參加博士生的論文答辯活動，其中也評閱朱先生所培養博士生的論文，見到朱先生的機會就開始多起來。朱先生為人謙和，對外校參與答辯的教師彬彬有禮，總是客氣地稱呼我“周先生”，使我感到有些受之有愧。我因中年以后專業重心轉到古籍整理與研究方面，對魏晉南北朝隋唐史、敦煌吐魯番學沒有再下工夫。在接到武大這方面的論文后，我都作為學習和補課的大好機會，花時間閱讀，力爭能發現論文中的不足之處，提出來供同學們修改時參考。每當我指出論文中的個別缺漏后，朱先生總是會在導師發言環節提醒有關同學：“周先生這個意見很重要，你修改時要用上去。”當然，朱先生指導的學生，總體質量是較高的。我曾向朱先生的一位學生詢問朱先生的指導方式，這位同學從朱先生的授課、解惑以及論文選題、資料收集與寫作等方面，一一向我做了介紹。朱先生養成了嚴謹、求實的習慣，從來不抱僥幸、茍且的心理，認真地為學生的論文把關，花費了大量心力。這位同學還提到朱先生對自己指導的學生發表論著要求嚴格，為避免標榜之嫌，平生不為自己學生的著作寫序。這使我想到吾師張舜徽先生不為并世學人寫序的做法。張先生、朱先生應該都不是刻意高自標置，而是劃出一道警示線，對自己有所約束，是一種自律的行為。

作為對朱先生關心學生的評價，朱先生指導過的一位外國學生的說法可能最有概括性：“朱雷教授是一位非常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他是一位從不顯示自己知道多少的謙虛紳士，但卻隨時準備著為他的學生們傳授知識。他從不考慮自己的地位，只致力于為社會和祖國做出貢獻。”（瑪格烈黃：《武漢大學——我生命中的里程碑》，載《敦煌吐魯番文書與中古史研究：朱雷先生八秩榮誕祝壽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63頁）這位外國學人的話很貼合我的觀感，朱先生的確是這樣以對社會和國家的責任感來培養學生的，故而受到學生們的尊重。我最后一次見到朱先生，是在2021年7月18日。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為紀念唐長孺先生誕辰110周年，召開了隆重的學術座談會。朱先生雖然身體狀況欠佳，但仍然坐著輪椅由家人陪護到會場上，參加了一整天的會議，以表達對唐先生的景仰。朱先生的手腳已不大靈便，卻由于習慣使然，仍然同我們與會者招手問候，很有禮數。沒承想這竟是他留在我腦海中的最后一個畫面，僅僅半個多月后他就離開了我們。可以想見他當日參加唐先生的紀念活動，已經在忍受著病痛的折磨，該是需要多大的毅力才能堅持下來！他一生追隨唐先生，學術生命同唐先生連接在一起，感念師恩，可謂善始善終矣。

從與朱先生的這些點滴交往，我感到朱先生是一位胸懷寬廣、心地純潔的學者。他真情地愛戴自己的師長，真心地關心自己的學生，真誠地對待同事和學術界朋友。而這一切，都源于他有一顆仁慈的心，雖然歷經各種風浪，本真不失，愛心不渝。在追念朱先生的過程中， 我得知了他在1965年肩挑不幸溺亡的6791班王國華同學的遺物，孤身一人送到英山瓦寺，2007年又與6791班同學一道護送王國華遺骸回英山與其母親合墓的事跡。（洪宓：《善良可敬的朱雷學長》，載《敦煌吐魯番文書與中古史研究：朱雷先生八秩榮誕祝壽集》，第442-423頁）這種綿延40多年的真摯深情，更讓我感受到朱先生豐富的情感世界，他是一個有大愛的人，因而發自肺腑地敬佩他。在立身處世上，他為我們后來者做出了榜樣。

1981年10月武漢大學78級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生畢業與老師們合影

第一排左起：徐秀靈、張澤咸、唐長孺、陳仲安、譚兩宜

第二排左起：盧開萬、程喜霖、朱雷、王素、黃正建、魯才全、陳國燦、黃惠賢

第三排左起：李步嘉、鐘國發、李文瀾、張弓、王世平、楊德炳、王延武

學術貢獻

在知識的海洋里尋找“真金白銀”

在學術研究領域，朱雷先生成就突出，對歷史學科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概略地說，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全力整理吐魯番文書。1973年10月至12月，朱先生與時任武漢大學歷史系黨支部書記彭神保先生等人一起，經洛陽、西安到天水麥積山，再由蘭州赴新疆，折回敦煌轉到大同，沿途參觀，意在為歷史系編寫中國古代史教材搜集考古材料。這次離開工作單位近3個月的外出考察，可能是21世紀忙忙碌碌的學者們不可思議的事情：上代人哪有這么多自由支配的時間？即使工作單位準假，他們哪來這么高的出行興致？然而正是這次漫長的考察，確立了朱先生此后大半生的治學方向。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展覽廳，他見到了吐魯番出土文書，又看到當年第11期《文物》雜志上新疆同仁的論文，感到異常興奮和激動。他在數十年后回憶此事時，仍然抑制不住當時見到吐魯番文書時的喜悅心情：“更令人大有如玄奘到了西天，看到佛金口所言的真經那樣激動！”12月下旬到了敦煌千佛洞，由于他在小學時就聽過麻城王道士發現藏經洞的故事，心中一直向往這片神奇的土地，又稱敦煌是“讓我20余年為之魂牽夢繞的地方”（朱雷：《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4頁）。如此動情的表達，讓人感受到一向樸厚無華的朱先生實際上意趣盎然，三四十歲還保持著一顆靈動的童心。或許朱先生此生注定與西北文書有緣，當他們一行向在北京做“北朝四史”校點的唐長孺先生寫信匯報考察收獲后，國家文物局決定由唐先生主持，由新疆和武漢大學合作整理吐魯番文書。朱先生理所當然地成為整理隊伍中的重要成員，從1974年開始著手前期工作。

自1957年起，新疆考古工作者以吐魯番之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兩地古墓葬地為重點，先后進行了十余次大規模的發掘和清理，在由晉到唐近400座古墓中獲得大量文書。1975年，朱先生親隨唐先生去新疆實地了解墓葬出土情況。當唐先生右眼失明返回北京治療時，朱先生仍然留在吐魯番，做清理、拼合、謄錄其所藏文書及墓志的工作。11月，新疆館藏文書運到北京，各路整理人員也陸續抵達北京，在唐先生的領導下正式開展整理工作。為了統一行動，朱先生根據自己的實踐，以及他人的經驗，草擬出“錄文須知”。經整理組討論后，這份材料成為大家共同遵守的一個工作原則。

面對近萬片一千多年前的文書碎片，要在辨識的基礎上準確錄文、拼合，隨后還要定名、斷代，是極其繁難的任務。全部工作歷時13年，直到1986年春才大功告成。在《吐魯番出土文書》10冊釋文本中，朱先生獨編第6、7、8冊，參編第1至5冊和第9冊。隨后出版圖文本全4冊，朱先生又承擔了主要的修訂工作。其間辛苦難以為外人道，朱先生卻不太在意，反倒為有幸參加這項歷史性的任務而歡欣。他在《從“走近”到“走進”》一文中說：“在漫長的十幾年文書整理中，我體會最深的一點是：要耐得住寂寞，甘愿清貧，不為名不為利，只為求得真知，要在知識的海洋里尋找‘真金白銀’，尋找人生的樂趣。”（朱雷：《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第5頁）在他看來，整理古代文書為學術界提供準確的原始資料，機會十分難得，是在為他人和后人作嫁衣裳，比自己寫作幾部著作的價值要高得多。這些挑戰性的工作在知識的海洋中尋找真金白銀，本身就是充滿樂趣的。有這種以苦為樂的精神，自然便不在乎什么艱辛和寂寞了。

因吐魯番在21世紀又發掘出一批文書，加之20世紀一些文書未能盡數運到北京，新疆博物館的吳震先生留下遺愿，希望朱先生繼續這項文書整理工作。朱先生不負摯友重托，在2010年之后又多次入疆，繼續為文書整理費精勞神。他每次去做這件事，往往一住就是幾個月。最初還有博士后崔世平等人協助，后來每次赴疆都是夫人田蘇華女士相伴而行。兩位老人在疆的日常生活很簡單，居住在普通的賓館，就餐則到附近的小飯店。長期如此，是相當清苦的。好在他倆別無他求，就是一門心思地整理剩余文書。幸運的是，所有工作在2021年初已圓滿結束，《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也已交到出版社，真是應了唐代詩人劉禹錫的名句：“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黃沙始到金。”朱先生為吐魯番文書整理出版前后奔忙40余年，最終“心愿總算了了”。（黃樓：《朱雷：精益求精與“學術拖延”》，《中國科學報》2021年8月31日）看來有心人天不負，上蒼也是有意玉成其事的。

《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朱雷著，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

二是精心結撰學術論著。朱先生自大學階段起，主攻的專業方向就是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后來整理吐魯番文書，正好是在這一時段內，更有利于他先前的研究向縱深發展。他的大量論著，都反映了這一特色。現代著名史學家嚴耕望先生總結近代史學風尚，分為“博通周贍與精深有新解兩途”（嚴耕望：《治史三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9頁）。朱先生的治學取向，顯然是精深有新解一途。不過，精深與博通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交互為用的。嚴先生又說：“為要專精，就必須有相當博通”，“因為歷史牽涉人類生活的各方面，非有相當博通，就不可能專而能精，甚至于出笑話”（嚴耕望：《治史三書》，第6頁）。我們細讀朱先生的著作，就能發現朱先生正是如此，他不追求數量而重視質量，所發表出來的研究心得都是博通基礎上的專精之作。在所涉及的諸多課題上他時有突破，非淺嘗輒止者所能望其項背，是以專精取勝的樣板。且舉幾篇論文為例。

先看上面提到的《北涼貲簿考釋》一文。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有三件計貲文書，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室藏有二件計貲文書，都是清末出土，曾有商人經營于其間。因出土情況不明，文書時代難以確定，也難以為之定名，它們特有的文獻價值便體現不出來。朱先生以抽絲剝繭的工夫，依照內容性質判定這些文書為貲簿，再從收藏于兩處的文書的認真比對中，判定它們皆為十六國時期高昌郡高昌縣所造貲簿，然后從書法風格、特定文字用法、押署字跡墨色、用紙奢簡變化，以及同后來科學發掘時出土文書的比對，確定這些文書為北涼承平年間（443-460 ？）的貲簿。這項研究成果，得到國內外不少學者的認同。按照朱先生的解釋，從漢魏到南北朝，依照資產多寡劃分等第、據以征發賦役，是一項有連續性的制度。因此，此文有重要的理論意義，是一般研究者所繞不過的名作。我在一篇涉及十六國時期田租的文章中，就征引過朱先生的觀點。

又如《論麹氏高昌時期的“作人”》一文。對麹氏高昌時期大量的作人資料，朱先生通過文書整理已了然于心，在反復琢磨后認為“作人”實際上包含三種性質迥異的身份。作為高昌政權征發的各種服役者，寺院中的雇傭勞動者，均可稱之為“作人”。朱先生重點探討的是第三種作人，這種作人是被當成財產，可以繼承、買賣的勞動者，但有著某種程度不同的私有經濟活動。除了主人，高昌政權也直接進行賦稅剝削。朱先生的結論是，“他們與部曲以及宋、齊之‘十夫客’有類似之處，但又有其自身特點，構成麹氏高昌境內階級關系中頗具特色的一種封建隸屬者”（朱雷：《朱雷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7頁）。朱先生融匯出土文書與傳世文獻，在魏晉南北朝的廣闊背景下闡述麹氏高昌的封建隸屬關系，其中有歷史的連續性，也有區域獨特性。這項具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見人所未見，對相關課題的討論起到了推動作用。

這類例證難以盡舉，他如《唐代“手實”制度雜識》《唐代“鄉帳”與“計帳”制度初探》《敦煌兩種寫本〈燕子賦〉中所見唐代浮逃戶處置的變化及其他》諸篇，也深受學界稱揚。這些論文都是從深入研究入手，廣泛求證得出正確結論，提出超越前人或是發人深省的問題，從而成為同類問題研究中的力作，具有長久流傳的價值。朱先生之所以撰作大量這類論著，取得大家公認的成就，他曾談過自己的體會，就是認真系統地學習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的基礎知識，系統地閱讀基本文獻，較純正地掌握研究方法，“研究課題是繼承了唐長孺師的實證方法、溯源思變的論證，因而自能得出超越一般的結論”（朱雷：《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第6頁）。回顧朱先生的治學成就，應當反復體味這一段金針度人之語，不可等閑視之，讓它從眼前跳脫過去了。他的史學思想和研究方法，是值得認真總結和繼承的。尤其是他“著述貴在精不在多”的做法，提示我們要坐得住冷板凳，真有所感而后落筆為文，可避免大量平庸之作的出現。

三是努力完成科研組織工作。由于學術上的貢獻突出，朱先生自然會被推到學術領導崗位上。1988-1992年，他擔任武漢大學歷史系主任；1995-2007年，又擔任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所長。這都是極耗時間、事務性很強的職位，有時還可能有點吃力不討好，但他都以負責的態度勝任其職責。此外，他還曾擔任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三、四屆學科評議組成員（歷史學），國家社科基金評審專家，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湖北省政協常委，湖北省文史館副館長等職。在學術團體中，擔任過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唐史學會會長、湖北省中國史學會會長等職。朱先生是個凡事講認真的人，這類職位的工作需要他投入不少的精力。從大局看，他從事這些工作，是學術發展和學科建設的需要。對于他這樣“雙肩挑”的學者，我們應該有“了解之同情”，認識其工作的社會效能，對其奉獻精神，給予學術上的充分肯定。

科研組織工作千頭萬緒，很難使每人都滿意，但有一件事是所有人都會稱道的，就是他作為研究所所長，為唐長孺先生出版文集而奔走。據唐先生哲嗣剛卯教授回憶，唐先生去世不久，朱先生就策劃出版唐先生的文集，親自聯系啟功先生為唐先生文集題簽，并陪同剛卯教授到啟功先生家中取回題簽。聯系出版社，二人又費盡周折，才同上海古籍出版社簽訂合同。上海古籍出版社很熱心，中華書局最終也很主動，因此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唐長孺文存》、中華書局出《唐長孺文集》的美好結局。（唐剛卯：《祝賀朱雷老師八十壽辰》，載《敦煌吐魯番文書與中古史研究：朱雷先生八秩榮誕祝壽集》，第445-446頁）此事的全過程，朱先生都是帶著感情在做，即使中間有些曲折，任勞任怨的態度始終不變。細究起來，此事又回到前述朱先生尊師的品格上了。為人與做事，本來就是緊密關聯，不可分割的。

以上從人生與學術兩個方面追懷朱雷先生，自知文辭粗疏松散，浮光掠影，不能生動地記述先生為人之風采，抉發先生學問之精微。區區之心，僅在陳列舊事，突出一個“真”字，藉表仰止之意云。

原標題：《“有如玄奘到西天看到真經那樣激動！”——緬懷朱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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