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時分，太陽的強光直射在一片荒草叢生的墓地上，此時在天津靜海區大口子門村，除了偶爾經過的汽車發出陣陣鳴笛聲和在垃圾堆里覓食的野狗吠嗥，整座村莊一片寧靜。

二十多天前，23歲的山東青年李文星的尸體在這附近的一個荒僻水坑中被發現，警方調查發現，李文星生前通過網絡招聘誤入傳銷組織，被先后送到靜海鎮上三里村、楊李院村，期間兩次被轉移。

8月6日凌晨起，靜海全區范圍內開展地毯式、拉網式排查，以鄉鎮為單位，集中所在地派出所和相關力量，做到村不落戶、戶不落人，全面清查傳銷人員。

8月7日，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再度探訪了被傳銷染指的靜海村莊。過去十多年，盡管警方和工商部門持續清查，但傳銷屢禁不止，打時做“鳥獸散”，過后又卷土重來。而當地人在畏懼與逐利的復雜心態中，與傳銷者“和平共處，互不干擾”，形成了一條灰色的利益共生鏈。

村民的額外收入

大口子門村位于天津靜海區靜海鎮，村子在104國道主干線附近，離靜海中心城區四公里左右，整個村子都是一片低矮的平房，外圍是大片玉米地和小樹林，距離村子一公里外還有一個生活廢棄物處理公司。村民告訴澎湃新聞，多個疑似傳銷人員的窩點寄居在村中。

偏僻村落的平房曾經出了名難出租，可是傳銷的到來改變了這一切。

在靜海的北緯三路上，有7家私人房產中介，他們的房源主要來自大口子門村及周邊的幾個村莊。

通常情況下，中介們把房子租給普通租戶的價格是每月150元一間，租給傳銷人員時則漲到500元左右。租金500元的兩間平房，到傳銷人員手里時漲至1000元。秦素麗說，傳銷人員大多數都是租住最破舊的平房。

在秦素麗的記憶中，她剛入行的2006年，傳銷“沒有現在這么亂，控制人的自由，騙錢。”

據天津本地媒體《每日新報》2005年的報道，不完全統計，僅2005年上半年，天津工商部門先后取締了20多個非法傳銷組織。公安機關驅散了近2000名傳銷人員。

秦素麗在靜海區做了11年的房屋中介，曾經有兩次將手中的房屋租給傳銷人員。

在這片區域做房屋中介，難免和傳銷人員打交道。有一次，和秦素麗在同一條街上的中介彭美華把房租給了兩個女孩兒，看上去20歲出頭，大學剛畢業的模樣。交完3個月的錢，住了兩個月后，被鄰居舉報了，“工商局管傳銷的人來了把房間玻璃砸破了。”

知道房子租給了傳銷人員后，彭美華后悔了，“當時要是知道的話，咱也不收他們那么點兒中介費了，一般收他們中介費收得高。”

五六年前，警方對傳銷人員“查的沒那么嚴”的時候，彭美華事先和房主形成合意，做“直銷的”租金高，只要有人上門就租。

兩年前，秦素麗帶客戶到村里看房，經常見到傳銷人員在路面上活動。

租房的人問：“有直銷的房子嗎？”秦素麗一看是外地人，索性拒絕了。

現在，上門問房的人少了。秦素麗坦言，生意不好的時候，房子不好賣，本地的傳銷人員成為他們最主要的客戶。

秦素麗記得，她做中介的第一年，見到的傳銷人員數量最多，生意最好。曾經有一次，一個傳銷的頭目開著豪車，脖子上戴著金鏈子和大金戒指，找她租房，出的中介費比一般人高一半。在當地，傳銷人員只有通過中介，才能租到房子。后來，找她看房租房的傳銷人員越來越年輕。

一方面，秦素麗逐漸對傳銷人員開始產生反感，另一方面，她在等待著更多的生意上門，無論對方是不是傳銷人員。

十平米的門店里只有一張床和一張辦公桌，每個白天，她在這里等待生意上門。

已經有將近一年的時間，秦素麗都沒有遇到過傳銷人員進店問房。通常，有外地人進店，憑借敏銳的直覺，“他們的那張臉不一樣。”她直接問對方是不是干直銷的，對方如果回答是，她一口回絕，寧愿房子“爛在那里”，也不租給對方。

后來，傳銷人員晚上“鬧騰”，在屋子里講課，唱歌，鼓掌。逐漸，周圍鄰居抗議頻繁而劇烈的噪音，加之偶爾有村民丟失東西，多數房主不再愿意把房子租給傳銷人員。

政府管理人員曾搗毀窩點，把傳銷人員房間的玻璃砸了，水電表拆了，帶走了幾十個人，遣散了一批，“過不了幾天又都回來了。”那同時意味著生意回來了。

反傳銷的救助生意

出逃前，任路軍從沒想過自己可以救人于傳銷。

2014年逃離傳銷組織后，任路軍加入了民間反傳銷協會，專門接受求助者的咨詢和勸說解救陷入傳銷組織里的人。 通常，他人求助需要支付2500元至3000元的費用。“我們是民間組織，沒有其他收入，只能由求助人來承擔（費用）。”

之后幾年里，他在靜海區解救過10多名傳銷人員。在鎖定大概位置后，每天蹲點守著，等到目標對象出門上課，串寢時候，他帶著家屬直接把人抓住帶走，再對其“做思想工作。”

任路軍從數名被他解救的傳銷人員那里了解到，如果當地打擊比較嚴的情況下，傳銷人員凌晨四五點出門，晚上十點多回家，在外面待著所需要的水、食物都是從附近的商店購買。“以前的可消耗品變成必須消耗品。”在有傳銷人員活動的村子里，小賣部的生意相對較好。

只要有傳銷人員到郭勇的小賣部里買煙買水和日用品，他一眼就能認出來。“二十來歲上下，穿著年輕。有的來的時間長了，老是那一身衣服，滿身油污油污倍兒邋遢。”盡管這些人只在他店里購買三塊錢的便宜煙，數百人也能給他帶來可觀的收入。

任路軍2014年的時候曾經被騙至靜海干過一段時間的傳銷。據他回憶，一個饅頭，店家賣給當地人只需五毛，賣給傳銷人員需要一塊錢，每人每天開銷10元左右，一個窩點15人，吃住都需要花錢。當時的傳銷頭目告訴他，賺來的錢都用作人員開支了。

在大口子門村開了5年饅頭店的老板徐花這段時間明顯感覺店里生意清淡了。“他（傳銷人員）很長一段時間都沒來了。”每天出籠的400個饅頭直到下午還剩下不少。

過去，傳銷人員經常到她店里買饅頭，一次買走20幾個，拎著一大袋子鉆進平房里。

23歲的盧宇輝今年3月底被警察從靜海的村子里救出來。據他回憶，在傳銷組織一個月的時間里，每天凌晨三點到村莊外面的野地里待著，“管家”打電話給當地的饅頭店，店主再提著一大袋饅頭送到野地里。每過一段時間，管家直接讓超市的人帶著日用品送到門口。

郭勇和徐花面臨的現實一樣，這段時間，長期駐扎在村里的傳銷人員“都散了”，店里的客流量少了些，每天的營業額隨之減少。

逐漸，傳銷成為這片村里村民無法避開的敏感詞。某種程度上，傳銷改變了這座村莊，人們因為傳銷而改變，但絕口不提。

很多村民記得，兩個月前，這些年輕的“外來人”大搖大擺地穿行在鄉村的街道上，疏零的房屋間，某種程度上，他們給這片村子帶來了“額外收入。”

多年下來，靜海本地出租車司機楊鑫見到過“撈人者”的生意。“撈人者”屬于中間人，他會借助本地人的力量，收錢放人。喊好價，一萬五友情價，約在指定地點見面，一手交錢，一手交人，對方能跟人打包票“找不著一分錢不要”。

搭載與搭救

受訪的本地人也說不清有多少人在靜海的地界上干傳銷。

8月6日起至8月26日，天津公安機關在全市組織開展為期20天的以打擊整治靜海傳銷為重點的集中行動。據警方通報，截至8月7日，共排查村街社區621個，發現傳銷窩點420處，清理傳銷人員85人。

“靜海干出租的，別管他黑的白的都得拉著。”楊鑫開了23年的出租車，閱人無數。

“傳銷對于出租車司機來說的確帶來收入，”楊鑫所知道的傳銷人群大概有幾千人，在靜海盤踞已久，來回流動。“你比如說總數一千人的話，有可能一勾倆，倆勾仨就變三千人了，這群人每月吃住行開銷至少都要80萬。在那邊走，他來得坐車，回去得坐車，有人走了之后又有人來。”

他們一上車，楊鑫就能敏銳地捕捉和識別其特征：第一外地人居多，幾乎沒有本地的，第二比較年輕化，20多歲。他也有選擇地接單，遠離潛在危險、不去太偏遠的地、提前給錢才動。一般傳銷的人不會讓楊鑫送到平房門口，而是在附近就下車，因為“怕人知道了”。

傳銷人員也會在比價之后打出租車，一方面天津的黃牌黑出租可能會漫天要價，另一方面在同一打車平臺上，出租車起步價八塊，快車九塊。

出租載客不在乎對象，搭載傳銷人員，也搭救誤入傳銷的失足青年。

一般遇到搭救的情況，出租車司機也有溢價空間。“如果搭救一個人，第一耽誤我時間，第二我要冒風險。”

而傳銷人員行動最少一個人拖著兩個人甚至三四個，按規定的路線走。“他（逃跑的人）有心眼的就坐出租了，他一般人攔的我就打了，我得掙你的錢。完了之后我還可以給你要個高價，打個比方50要100，100要200，脫離組織你也高興，再加個0都高興。我也可以救個人。”楊鑫倒也現實。

有人出于感謝，直接轉了2000元給他，“這種一兩個月遇不上兩次。整個靜海大約有1100輛出租車，幾乎每個司機都遇到過這種情況。”

他說這些年來沒遇過危險。有人坐他的車逃生，好幾個人攔著車不讓走。“我為了我的生意，我不可能不讓你走，我得把錢掙了。”

楊鑫在開車時，右手隨時握著一個老爺對講機，它偶爾會發出沙沙聲，但不耽誤靜海40多位出租車司機互通消息。車上有衛星定位儀，他只要在對講機里喊一聲危險，馬上會有同伴來搭救他。

最不濟的情況可以報警。楊鑫牢牢把握住對方“見光死”的心理，“他不害怕嗎？他怕曝光啊！我就把你給救出來了。”

他也因此看到人生百態和各色選擇。“以前干嘛的，怎么來的，什么原因都有。被解救的有高興的，不樂意跟親人走的很多，就是被洗腦了，就是把你拉回家了你可能背著家人還回來，中魔了，家庭、工作什么也不要的。他腦子一想以后不受罪了，掙錢有捷徑，精神力量相當大。”

傳銷組織的慣用伎倆是，剛開始肯定不跟受害者要錢，等洗腦之后就變著法地找親戚朋友拉人了。

“等把你腦子洗過了，你自個就交錢了。等用手機把錢騙完了，人也差不多完了，要想辦法騙人了，”楊鑫嘗試分析靜海傳銷十幾年打擊不盡的原因：“刑罰太輕，這個頭拔了，剩下一個人他吃了甜頭了，他要取而代之當總頭了，就繼續發展了……”

（文中除任路軍外，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