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8月5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長期發展”課題組、《比較》編輯室和北京基金小鎮聯合舉辦了《中國經濟增長十年展望（2017-2026）：老經濟與新動能》研究報告的發布會。報告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發表主旨演講。他指出，2017年將是中國經濟觸底的驗證期，未來增長將表現為新平臺上的短周期波動，呈現出大的L型底邊加上小W型的態勢。

劉世錦認為，未來中速增長的動能仍將來源于廣義上的“老經濟”，即提升既有經濟部門效率，發展那些對中國而言“新”，但在其他發達國家屬于“老”的產業。然而，要使“老經濟”釋放出新動能，關鍵在于為其加上新的體制、新的機制、新的技術、新的商業模式，這也是現行供給側改革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此外，大都市圈將成為中國下一步發展和改革的新制高點。劉世錦認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存在著深層的體制、改革和理念上的問題，當大都市圈浪潮涌來后，這些問題便通過房價異乎尋常地上漲顯露出來了。”在劉世錦看來，就目前情況來看，政府必須加快推行長期公共租賃住房，不能再拖延實施房地產稅制度，解決房地產問題還是應當供給側改革優先，才是正確的治理之策。

以下是劉世錦演講內容摘錄：

最近幾年，中國經濟正經歷一個增速回落的過程。對這個回落過程，經濟學界有不同的解釋，我們的基本解釋是，它是一個增長階段的轉換，是高速增長轉向了未來的中速增長。去年，我提了一個判斷說，中國經濟已經接近底部，但還不是很確定，當時講了一些理由。經過一年，現在我們可以基本判斷經濟應該已經觸底，轉入了新的增長。

我們認為，中國經濟有可能進入了一個穩定增長期。這個穩定增長期有兩層含義：一方面，它脫離了長達七年的下行軌道，穩住了，會逐步地進入L型的底部；另一方面，經濟波動速度比以前明顯變窄。過去兩年的波動幅度還是比較大的，今后整個波動幅度可能變窄，進入穩定增長期。最近一兩年，大家都講民間投資、制造業投資不振，下降幅度比較大。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周期性現象。前一段時間形勢特別悲觀，下降幅度特別大，最近基本上穩住了，開始有所回升。剛才我講那個穩定的含義是，經濟增速基本上不再繼續下降，基本上拐到L型的底邊來了，今后的波動幅度會比較小。經濟增長可能呈現出大的L型底邊加上小W型的增長態勢。

2017年是經濟觸底驗證期，現在2017年已經過了一半，目前來看，觸底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如果要問，現在中國經濟會不會由L型變成U型，又回到高速增長呢？我可以明確地說，這不會發生，無論是U型還是V型的大反轉，都不可能發生。有人感覺到中國經濟現在L型增長難以自拔，意思說這個狀態不是好狀態。其實，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狀態。我們一定不要用一般周期性波動的觀點來看，說這幾年往下走，之后會往上走。L型增長是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長平臺，轉向未來一個新的中速增長平臺。

中速增長也算是我個人現在的判斷，如果增速走穩了，之后它可能持續的時間會在十年左右。我覺得潛在增長速度的均衡點可能在5%到6%之間。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前，這個增長速度不會低于6.5%。我也相信，最近幾年保持6.5%以上增長速度的可能性是有的。

有人說，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速6.9%，超出預期。現在，有些人看到0.1%或者0.2%的上升就精神振奮得不得了，降下去0.1%或是0.2%就立馬悲觀得不得了。不是那么回事。現在的中國經濟最值得關注的是這個新平臺，高或者低0.1、0.2個百分點，問題不太重要，關鍵還是大結構如何，老經濟如何轉化為新動能。中國現在人均收入8000美元，發達國家一般是4萬美元以上，美國是5萬美元。中速增長從人均收入角度來講，就是要從8000美元提升到4、5萬美元之間。這個增長動能大部分還是來自一般意義上所講的“老經濟”。

一方面是，我們現有的部門怎么提升效率；另一方面是，發達國家已經有而中國還沒有的產業和產品，我們下一步該如何發展，特別是服務業領域；還有一方面是，經濟增長前沿的開拓性創新所帶來的增長空間，這也是未來經濟的增長動能，目前來講，占比還很小。所以我們現在還處在一個追趕期，大部分要做的事情是發達國家曾經做過的。我們仍需要放低身段，認真學習。該引進的就引進，該模仿的就模仿，當然要努力增加創新的部分。

我認為，接下來經濟增長的動能大部分是廣義上老經濟煥發出新的增長動能。這要怎么煥發出來呢？就是必須要做好一個加法，老經濟加上新的體制、新的機制、新的技術、新的商業模式，這也是現在供給側改革要解決的一個核心問題。對此的看法，我在這里談五點：

一是行政性壟斷基礎產業領域的改革、開放、競爭，這是現在最需要做的。最近有一份研究報告提到，現在中國的制造業競爭力在下降，在朝美國轉移，多數人認為是稅收的原因。經過研究，構成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稅收，而是我們的能源、電信、融資、物流、土地這一類的成本。這一類成本大部分是由于我們的基礎產業效率不高，或者說是低效率。而這個基礎產業領域，現在是我們所謂的行政性壟斷問題最突出的行業。因此，我認為通過這些領域的改革來降低成本是全社會現在進行供給側改革、降成本的最重要的工作。

二是經濟轉型過程中通過企業分化而出現的優勢企業成長。過去可能一個行業中大部分企業是賺錢的，但現在即使經濟形勢好轉了，也只是一部分好的企業在賺錢。企業的分化很嚴重，一部分企業可能逐步要出局，有些是被收購，有些是被兼并。這個過程很正常，就是產業轉型升級，只有在目前這種競爭加劇分化的情況之下，才能夠真正出現。企業日子都好過的時候，根本不可能轉型升級。

三是通過對外對內開放，加快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這里說到的服務業，包括生產性服務業和社會性服務業。這個領域增長潛力很大，但還是要開放。特別是，通過對外開放來帶動對內開放，這是中國過去很多年改革開放進程中非常重要的經驗，現在仍然有效。

四是互聯網等新技術帶動的實體經濟優化配置和效率提升。這一點大家感受很深，特別是現在網購變得非常便捷。但是我認為，下一步最重要的是要從銷售領域向生產領域延伸，互聯網和實體經濟優化組合，特別是發展產業互聯網。

五是前沿性創新帶來的增長潛能。這是大家關注比較多的，像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等，現在這方面的消息很多。比如說光伏發電，有資料說可能在最近一段時間，它的發電成本已經可以和煤炭發電成本競爭了，現在主要面臨的是儲能問題。所以，創新這幾年仍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已經形成了深圳、杭州、中關村這樣一些創新中心。應該說，中國在創新方面，出現了一些鼓舞人心的變化，這會給經濟增長提供新的動力。

第三大都市圈是下一步發展和改革新的制高點。在中國今后中速增長期，人均GDP由8000美元提高到4、5萬美元，那些轉型升級、創新驅動的故事我想大部分都會發生在這些都市圈，所以我們對都市圈的變化要高度關注。

最近兩年多，一線城市房地產價格上升，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加快發展以后，各種資源，特別是年輕人正是向這些城市里流動和聚集。這樣的話，他們對住房的剛需實際上是在上升的。

房價現在漲到這樣一種程度，有一些深層的體制性因素。首先，住宅用地占建設用地的比重偏低。特別是一線城市，過去幾年這個比重一般低于25%。最近幾年有所調整，但也低于30%。城市建設用地由地方政府獨家壟斷，農村集體土地不能直接進入市場。雖然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提出，經營性農村集體土地要和國有土地同權同價、同等入市，農民的宅基地也要創造條件進一步流轉，但是至今仍然進入不了市場。房地產稅是城市化進程中，特別是大都市圈加快發展階段一項基本的制度建設，但至今仍沒有出臺。

更重要的一點，我們既有的城市化發展的理念、戰略和政策，與現階段城市化發展的規律是相背離的。比如說，對人口推行限制政策，政府一直在限制，但實際并沒有限制住。這里要問一個問題，當我們認識到城市化、大都市圈的發展規律后，限制人口到底做得對不對呢？這個問題需要反思。

有人指出，大城市里，例如北京的核心區人口非常復雜，大城市問題相當突出。這個問題怎么解決，我認為打破困局的出路在于房地產領域供給側的改革。增加住宅用地占城市建設用地的比重，就是在我們現有的制度下，其他方面都不變，是否可以先把這個比重提高到40%以上呢？

城市結構也需要發生變化，由過去各種資源都集中在核心區域的城市結構，轉變成在核心區外圍發展大量的小城鎮。把核心區里，比如像北京的高校、科研、媒體，還有央企都可以搬出去，在一個個小鎮里形成自己的產業支撐。人們可以在這個地方職住結合，就不用跑那么遠了，再通過軌道交通把這些小鎮連接起來。普及優質的公共服務，形成包容性強、綠色低碳的新型核心城市加大批小城鎮的城市網。

同時，仍要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真正落到實處，這個事我覺得不能再拖了。另外，小產權房的問題很敏感，但沒有辦法回避，還是要給它一個出路。講清楚該交什么費，該交什么稅，就是正本清源。該是什么問題是什么問題，把這些問題講出來。

此外，要積極發展長期公共租賃住房。最近租賃住房掀起了很大的波浪，這確實是住房制度改革當中很重要的政策措施，也是一個新的發展領域。房租的水平反映的是住的價格，而現在房子本身的交易價格是炒出來的價格。我們現在說房子是要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把租房這一塊發展起來。過去，租房很不穩定，因此我們現在能不能發展長期公共租賃住房呢？比如，這個房子租五年、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只要租戶不提出搬走，別人不能讓他搬。這樣，租戶就可以把這個租來的房子好好經營，跟買來的房子一樣經營。這樣一來，很多人不一定非要在那里買房子。

推行長期公共租賃住房要加快，實施房地產稅制度不能拖，這些都要積極穩妥地推進。大都市圈是中國經濟下一步新的增長點，大部分轉型升級、創新驅動都會在都市圈發生。但解決房地產問題還是應當供給側改革優先，這才是正確的治理之策。

（演講內容根據現場錄音和主辦方提供的速記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