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依太湖，距離杭州、蘇州、上海、南京等城市在200公里路程以內；

上萬家童裝加工廠，一年生產的童裝連接起來可以繞地球轉10圈；

136平方公里的土地，住著30余萬人，20多萬是外地人，外地農民與本地農民各自創業；

10年前全球金融海嘯來襲，廣東福建等外向型服裝企業風聲鶴唳之時，這里的童裝工廠幾乎沒有感覺。而且童裝年產量從2007年的3.2億件套，增長至2016年的13億件套。

這里就是浙江省湖州市織里鎮，和廣東佛山市環市鎮、福建石獅市鳳里鎮并稱為中國三大童裝產業基地。

據說，“織里”之名就源于當地歷史上興盛的織造業，史料上就曾有“遍聞機杼聲”的記載。

在上世紀的70年代，織里的農民以手工刺繡為副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改革開放后，得益于緊靠蘇州的便利，織里的農民“在家一臺洋機繡枕套，在外一人挑擔跑買賣”，于務農之余開始做起了床罩、枕套、繡花來補貼家用。

到了上世紀90年代，織里小鎮上的這些手工業者發現了童裝這個市場空白。在當時國營商場的改制潮下，下屬的網點、柜臺承包給了個人，大批國營企業職工買斷工齡“下海”，這一下為鎮上童裝行業開了條路出來。

上世紀90年代，織里小鎮上的手工業者們發現了童裝市場的空白。

與大城市里的童裝企業相比，還停留在鄉土氣息濃厚的小作坊階段的織里，顯得上不了檔次。但由于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不乏有童裝企業從廣州、佛山等地遷移到織里。服裝設計公司林芊國際就是受織里集聚效應吸引，在2012年從佛山搬遷到了織里。

說到這個變化時，一位當地的童裝廠老板不無自豪地說，“他們已經被淘汰掉了，做得好的現在都到我們這來了。”

除了企業，也有人才從廣州那邊過來。馮營浦是一位服裝品牌設計師，曾經在廣州工作，現在在織里當地一家由安徽人開的工廠里負責品牌發展。

不過，馮營浦有時對織里又很不屑一顧，他帶著濃濃的廣東話腔調向澎湃新聞記者強調說，“這地方根本不行嘛，又沒有品牌意識，沒有營業執照的黑作坊一大堆。”

而實際上，他現在的老板最早時就是安徽安慶的普通農民，如今把工廠從“黑作坊”發展成了上百人的企業。

打工者可以做老板

2014年正在云南昭通拍攝的紀錄片導演王兵，聽說一群年輕人打算前往江南地區打工，就跟隨這群打工者登上了火車。經過一番旅途折騰，王兵來到了織里鎮。

這一來，王兵就在當地駐扎了兩年，而織里的工人也成為了其紀錄片的拍攝對象。

織里的工人主要來自安徽和長江中上游的農村，也有云南、江西等地過來。大家春天來到這里，6月回家鄉休息一個月，7月底再回來，一直工作到春節。

有意思的是，工人7月底回來不一定會回到其上半年干活的工廠。王兵對澎湃新聞說道，“他們已經習慣在這個地方工作，不來這家就去那家，就在鎮上的區域流動。”

織里鎮上，不管年少的、年老的，干起活來都特別拼命。早晨8點鐘上班干到11點，經過1小時的中飯后，從12點開始到下午5點繼續干活，接著1個小時吃晚飯，晚上再從6點干活到11點，日復一日。

王兵拍出了《15小時》，這個片名就是織里一家普通小廠家中工人的一天。除了2個小時的吃飯時間，其余的13個小時都用來干活。

有實力的廠家用LED屏來控制工人的工作時間和每天的產量。 澎湃新聞記者 蔣夢瑩 圖

“他們平均每人每年能掙到五六萬元。一個動作敏捷的年輕人做簡單的打底褲，一天可以做五六百件，動作快的年輕人一年收入可以到八九萬元。”王兵告訴澎湃新聞記者。

大部分四五十歲的工人從十七八歲就開始在這里工作，他們的孩子到十五六歲的時候，如果不能上高中或者初中沒有上完就帶過來，一般學習半年就可以獨立干活了。

一個在縫紉機前干活的年輕人。《15小時》劇照，王兵，2016年

然而，織里的吸引力不僅僅是每年四五萬元或八九萬元的打工收入，其中一些熟練工在積累了些資金后，就會開起自己的小作坊。比如，文章開頭提到的馮營浦的老板就是這么走過來的。

一位前織里鎮政府的官員向澎湃新聞介紹， “這個行當里都是外地的農民和本地的農民，是中國農民找出路，形成的一個獨特的路徑，國家沒有投入一分錢。”

王兵很喜歡織里這個地方，在他看來，這里給愿意努力的底層老百姓開了一扇通往更美好生活的大門。“在中國任何地方，拿三四十萬是不可能進入到一個產業進行經營的，普通農民沒有這個機會，但在這個地方就可以，沒有文化沒有任何基礎都可以。”王兵說道。

早在上世紀90年代，織里鎮的童裝現象就曾引起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費孝通的興趣。

費孝通出身于江蘇吳江，同樣位于太湖邊，緊挨著織里鎮。他曾深入太湖東南岸的開弦弓村做田野調查，寫下了《江村經濟》一書。費孝通認為，通過開辦小規模的工廠，能為鄉村工業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鄉村經濟從而可以復興。

在考察完織里的童裝產業后，費孝通提筆寫下了“童裝世界”四個大字。

費孝通于上世紀90年代在織里提筆寫下“童裝世界”四個大字。圖片由織里鎮政府提供

外地人不是“外人”，賒賬就可搞經營

創業成本低的另一面是，織里的童裝工廠以“小作坊”（微型廠）為多。

但這是一群具有競爭力的小作坊，它們幾乎把小企業所具有的優勢（靈活性）發揮到了極致。

不管你從哪里來，只要有二三十萬的資金，就可以馬上開工，熟練的工人和配套的加工材料一應俱全。工人的作坊、宿舍和門店都在一棟村民自建的小樓里，樓上做好的衣服馬上就能放在樓下的門店賣，采購的人看中之后馬上就打包發貨。第二天早上，這些衣服就能抵達某個省的市場。同時，如果某個款式在市場上銷售不太好，它馬上就能換另一個款。

工人的作坊、宿舍和門店都在一棟村民自建的小樓里。王兵，《15小時》劇照，2016年 

織里的小作坊還有另一大特色，就是無論什么人，都可以憑借彼此之間的信任采取賒賬租賃的方式，正所謂實現了“自由地投資，靈活的經營”。從生產、加工到銷售，只要這一整個鏈條不停地在運轉，織里的童裝作坊不太需要額外的貸款，所有的流程都在信用體系里賒賬。

楊建平是織里當地的一位童裝工廠老板，他告訴澎湃新聞記者，“我們很好客，織里怎么做的你知道嗎，你先拿我的貨，賣掉了再給我錢。在廣東福建不是這樣，他們是見錢認人，你給錢我就認人。”

這種賒賬的靈活性，對于不了解的人來說，有點超乎想象。來自北方的王兵就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賒賬就能做生意，這對我來說是不可思議的。”

通常的情況是，訂貨商報出索要的衣服款式和數量，給工廠老板劃一部分錢，剩下的錢賣完了再給。工廠老板只要問個電話號碼和地址，馬上就打包，然后負責運輸的人開車來把貨拉到物流站，如果這一單要發往外地，可找到跑那個地方的長途司機。

“我們很好客，織里怎么做的你知道嗎，你先拿我的貨，賣掉了再給我錢。”

楊建平1989年就開始做童裝，是鎮上最早干這行的那批人，他介紹說，賒賬文化從上世紀90年代行業伊始就這樣。由于剛開始生產的時候款式比較單一，大家互相賒賬，就形成了一種習慣和文化。再后來外地人來訂貨，同樣也是賒賬，按照工期，半年結清一次賬目，到年底的時候再結算。“在外地，同行是冤家，但在織里，我們同行就像朋友，賒賬基本上沒事。”楊建平說道。

“租兩間廠房、門面、宿舍馬上就可以生產，掛個牌子說我們招工人，賒賬就可以搞經營了。”田果果是來自東北農村的一個工廠老板，她到織里已經很多年，卻從未覺得在這里自己是個外人。

田果果告訴澎湃新聞記者，“10年前我跟我老公負債起家，之前我們各自因為離婚背負了此前家庭幾百萬的債務，我們就從2間門面開始，起早貪黑地做起來的。”

為了讓資金鏈轉起來，老板也要干活

有賒賬，自然也會有跑路。隨著來織里開工廠的人越來越多，跑路的數量也多了起來，每年可能會達到數百家。

“有一次我去云南的村子，突然碰到了一個織里工廠的老板，我知道他前幾天剛跑掉，也跟沒事一樣在村子里玩。可能過了幾年以后他又會回去，告訴工人可以把欠他們的錢還給他們。”王兵向澎湃記者打趣道。

還有一次，王兵在拍攝的時候，正好碰上了工廠老板跑路后，車間里發生的一幕。

“工人就跑進車間，把縫紉機這些器材你拿一個，我拿一個拿走，然后報案。”王兵說道。

整個鎮上有上萬家工廠，每年新進來的也有很多，這跑掉的幾百家并不影響整個產業的運轉。雖然年底結賬有時很艱難，也有糟糕的事情出現，但最終大家都可以把賬結了。

由于產業鏈條中近年出現的這些不穩定因素，小作坊做大之后，就退出了賒賬的隊伍：寧愿降價，也要拿現金。

楊建平的“楊氏布業”目前已經是織里當地比較大的企業，他告訴澎湃新聞，“我現在都不賒賬，要現金，然后把價格降到最低。外面價格賣到很高，但是可以賒賬。這里有個選擇客戶的問題，有些你賣便宜的，別人不要，因為他們沒有現金，要賒賬，價格就高一些，比如成本進來11塊，賒賬的就賣到12塊、13塊。”

為了讓資金鏈轉起來，每個人必須很勤奮，老板也要干活，如果想要讓工廠規模更大，就要天南地北去跑訂單。

遠到東北三省、河南、四川，近則江浙各地，都留下過馬偉忠的足跡。馬偉忠的“布衣草人”現在已經是一家300人的企業，他在20年前的起步階段就是夫妻二人和一臺縫紉機。

馬偉忠的“布衣草人”有專門的電商部門。 澎湃新聞記者 蔣夢瑩 圖

在苦心經營下，馬偉忠聯絡到穩定的合作商，定期到全國各地開訂貨會。對稍微大型的工廠來說，開訂貨會、提前1-2年簽到訂單、拿到訂金，是他們維持經營，避免虧損的重要出路。

“我們就怕有庫存，一旦有庫存，資金壓力就會越來越大。”田果果說起她怎么想盡辦法拿到現金、把貨賣出去時如數家珍。

對稍微大型的工廠來說，開訂貨會、提前1-2年簽到訂單、拿到訂金，是他們避免虧損的重要出路。澎湃新聞記者 蔣夢瑩 圖

有人投房產、放高利貸，但織里沒被金融化

織里也曾感受到2009年4萬億刺激的那股“春風”，像馬偉忠這樣起步比較早的有房產的當地人，很容易就能拿到貸款，可是憶及當年他感慨地說，跟他一批做生意的已經沒剩下幾個人。

“這個行當太累，有些人賺夠了錢就退出了，也有人做聯保貸款拿去投房地產的，放高利貸的，那時候錢是來得快呀，不過現在已經不知道人去哪了。”馬偉忠說道。

馬偉忠的員工在公司內的樣衣間向客戶做直播介紹最新的款式。澎湃新聞記者 蔣夢瑩 圖

2008年后，南潯銀行進入織里，最早推出了小額信用貸款和擔保貸款，但由于出現大量不良貸款，2010年便停止了這項業務。

而織里的模式卻沒有因此而改變，整個產業并沒有被金融化。

信貸增長的本意是用來支持生產性的資本投資，一旦事與愿違，那么信貸的增長并不能產生能夠用來償還債務的新的現金流，便會產生負的外部性，這時，債務就如同污染。

同樣在浙江的溫州，前些年出現了企業大規模破產倒閉的現象。2011年秋，過度借貸在溫州吹出一個巨大的信貸泡沫，并以一場慘烈的民間借貸危機作為終結。銀行、民間資本和實體經濟都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據官方披露的數據，僅銀行業的不良資產就高達千億元。

政府對溫州借貸危機原因的解讀是，壟斷金融體系導致的“兩多兩難”（民間資本多、投資難；中小企業多、融資難），并由此促成了國家層面的金融改革試驗區落地溫州。

2012年為溫州市委撰寫改革方案的學者之一、浙江大學經濟學教授史晉川向澎湃新聞表示，這10年來，溫州是首當其中受到金融危機沖擊最嚴重的地區，到現在還沒有完全緩過來。

“服裝、箱包這些傳統外向型產業現在還沒有緩過來，2012年先是資金鏈出現問題，然后擔保鏈出現問題，也就是‘兩鏈風險’。溫州的改革也是不成功的，金融改革的作用就像水龍頭的管道，實體經濟就像家中用來盛水的盆，如果盛水的盆子都是漏的，管道修得再好也沒用。” 史晉川對澎湃新聞記者說道。

童裝產業鏈擴展：“作坊”+電商

從家庭副業到形成專業市場，再到形成產業集聚，這是織里改革開放近40年來走過的軌跡。發展到現在，童裝已不是織里童裝產業鏈的全部。

孩童模特培訓與攝影在鎮上已形成一個成熟的行業。 澎湃新聞記者 蔣夢瑩 圖

如今的織里，除了童裝的生產加工外，還有3000多家為童裝配套的印花、繡花、羅紋、面輔料工廠。而這也只是童裝產業擴展的第一圈，在童裝輔業的外圍，還有一萬人左右的人從事為孩童模特拍照的行業。

做物流的是東北人，開超市的是溫州人，還有各地過來開網店的。現在織里登記在冊的電商企業已經達5600多家，線上交易額超60億元。

羅玉花的電子商務孵化中心定期邀請阿里巴巴的專業人員來為當地人做培訓，座無虛席。 澎湃新聞記者 蔣夢瑩 圖

大河社區是織里17個社區之一，這個社區里有上萬的外地人，700多家網店。大和社區書記向澎湃新聞記者介紹，“我們還與浙江大學藝術學系合作，成立了淘寶社區，為浙大的師生和淘寶店家牽線搭橋。”

羅玉花是織里本地人，做生意多年的她很快就瞅準了電子商務這個商機，開設了織里鎮童裝電子商務孵化中心，與外地的技術學校合作，吸引學生到她這里培訓，再介紹到企業和工廠去，或者是受企業所托招生培訓，也定期邀請阿里巴巴的專業人員來為當地人做培訓。不僅如此，模特培訓也成為其業務中很大的一塊。

開放鄉村VS開放都市

織里是個開放之地，導演王兵在各個工廠拍攝都沒有受到阻攔，可是工人們卻忍不住好奇，媒體和影像關注的不是那些特別成功的人嗎，為什么要拍我們，我們如此平凡無奇。

繁華的都市，炫目的生活，大城市似乎總是在聚光燈之下，蘋果手機、掃碼支付、共享單車……紛繁的互聯網世界與各式新潮的娛樂共同營造的盛世景象形塑了一種幻覺，似乎這就是期許之地，城市能夠為我們所有的問題提供答案。

紐約是全世界最繁華開放的都市之一，在這里，企業走向世界、個人成為億萬富翁的壯麗景象點燃了許多企業和個人的激情，對金錢與成功的渴望使很多人的欲望無限升溫，金融業大量增加杠桿，大量資本也從產業部門轉移到金融行業。當泡沫最終破滅，一度積聚了大量財富的華爾街崩塌只在一夜之間。

10年前華爾街的這場崩塌，卻在10年之后還影響著無數人，那些因此而流離失所以及生活在“銹帶”的被遺忘的人們，他們在不經意間就成了當代看似公正民主的社會中“被欺凌與被侮辱的”那群人，可是，除了憤怒，他們別無他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菲爾普斯指出，西方的危機可以歸咎于忽視了經濟活力的重要性，尤其是草根階層的活力。

經濟學家周其仁10年前曾撰文指出，“中國這么大，底層生活這么豐富，下去調查，把現實的東西拿來，互相比較、互相鑒別，發現里頭的合理因素，先用短期政策承認，然后把這個政策長期化。發現效果好，上升為法律、國家制度。這就是我體會到的改革。”

織里鎮從一個魚米之鄉發展到常住人口達30萬人、下設17個社區的“大”鎮，說明市場經濟的活力不僅僅可以在城市，也可以是在鄉村。或許，人們可以不必硬給自己插上翅膀，飛向那充滿未知的都市，也可以腳踏那堅實的土地。

然而，織里現象是個例，還是有其普遍性？現在至少可以說，它展示出了另一種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