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國內著名高校而言，游客爆滿早已成假期常景。今年也不例外。近日，“清華北大凌晨排隊、校園內垃圾遍地”的新聞再次見諸媒體。

一個值得玩味的輿論細節是，每當有類似的現象進入了公眾視野，與之相伴的一定是關于素質的唏噓，人們習慣于將這種失范歸結為“游客素質低下”。

表面上說，亂扔垃圾背后的確是個人素質和社會公德的雙重缺失。但往深里想，如此歸咎也不盡合理。如果我們將目光稍稍放遠一些，不難發現，“清華北大”不過是公眾素質秀場當中的兩小站，“愛亂扔垃圾”是一直與國人出游相伴的群體肖像，景區高校概莫能外。

其實，一切在公共空間不妥的舉止，看似是素質不過關，但本質上還是制度層面的弊病所致——沒有哪個群體天生自帶高素質的基因，天生就懂得遵守公共秩序，天生就知道維護環境整潔。所謂素質、所謂集體人格，都是在與公共規則的接觸中慢慢磨合出來的。更準確地說，是在接受懲罰、為行為付出代價的痛感中磨合出來的。

隨地丟垃圾看似是個簡單隨意的肢體動作，其實也經過了理性的利弊權衡——人們必須要考慮做出這種舉動的后果、受懲罰的可能性、嚴重程度，并拿為此支付的成本和隨手一扔所帶來的快感進行比較。如果一番權衡后，答案是沒什么事，不必承擔什么負面后果，就會給人們心里植入一種長久的安全感，演化成日常的習慣。

從這個意義上說，一曝出“亂扔垃圾”、“隨地大小便”、“在古跡上刻畫”等不雅行為，就掄起網絡大棒，進行聲勢浩大的道德討伐，只能宣泄一通不滿情緒，并不會對狀況的改良有所助益。因為道德、素質的抽象性，決定了人們無法直接向它動手，容易讓垃圾困境止于抱怨。

解決“總愛亂扔垃圾”的難題，寄望于道德自覺、自省自律，指望著大學靜穆嚴肅的特殊屬性讓前來瞻仰知識的游客有所收斂，都不如寄望于規則靠譜。沒有相應的懲罰機制守護底線，在校園里豎多少個“注意文明、注意素質”的口號牌子都是徒勞。就像當年胡適所說：“如果人人講規則，道德自然會逐漸回歸；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素質，則會墮落成為一個偽君子遍布的骯臟社會。”

說教百次，不如懲罰一次。在這方面，發達國家的做法很有借鑒意義，在新加坡、德國等地，隨手一丟的結果是合人民幣高達萬元的罰款。而且隨著犯錯次數的增多，罰金成倍增長。我想，令人咋舌的數字可能比多少苦口婆心的道德勸解都有震懾力。相比于徒勞地嘆息“行人的素質怎么這么差”，開出罰單的鐵腕治法更能彰顯管理者對不文明現象宣戰的決心。

對于一所大學而言，選擇“開門迎客”，不單單意味著登記入校一個孤立的環節，還意味著游客管理、秩序維護、違規處置等一整套完備的制度設計，必要時，應該尋求市容執法部門的配合。

面對“游客素質”這一難題，擔負著社會智庫角色的高校，就不妨拿自身困境當做試驗田，把注意力從怨聲載道中轉移到實際的規則制定與執行中，在展示校舍、花草、歷史的同時，展示出頂尖學府該有的管理水平。這不僅是象牙塔智慧的外化與實踐，更是在垃圾裹挾下的自我保護、自我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