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0-2011年，中國國家博物館將館藏司母戊鼎更名為后母戊鼎，引起社會對這件商代最大青銅鼎的關注和討論，這尊國寶究竟該如何命名，至今仍有爭議。國博研究館員李維明歷時四年多時間對這件館藏大鼎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澎湃新聞請他談談對大鼎出土故事和大鼎更名性質的認識。

李維明與司母戊鼎

澎湃新聞：司母戊鼎的出土有怎樣的故事？

李維明：這段故事發生在河南安陽殷墟。殷墟是商代“盤庚遷殷”的首都，《史記》中就有殷虛的記載。1928年至1937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這里進行了十五次考古發掘，發現商代宮殿基址、王陵大墓、甲骨窖藏坑、祭祀坑等重要遺跡，獲得甲骨文、青銅器、玉器、白陶等遺物，使殷墟揚名海內外。1937年下半年，侵華日軍占領安陽，對殷墟實施盜掘，劫掠文物。

有關大鼎出土情況最早主要見于1946年《中央日報》、《申報》報道。傳說出土時間為1939年，由武官村農民挖出，因挖掘不慎，雙耳俱損，一耳遺失于土中。偽縣長楊隆準的日本顧問井東三郎獲悉消息后，責成憲兵隊立案偵獲，拘捕部分當事人刑訊追索。安陽飛機場警備隊長黑田榮次采用懷柔手段，欲用千萬元偽幣購買及安排任偽職予以利誘，但終未得逞。據傳當時部分當事人用一個小的文物（何物不詳）瞞過了日偽，而大鼎被重新埋藏地下。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國共兩軍在這一帶對峙，安陽成為戰區。1946年7月，安陽縣府姚縣長獲知大鼎埋藏地點，在當地駐軍的協助下挖出大鼎，用大馬車運至縣古物保存文員會，陳放在大殿中展示，最初稱它為“爐”，后稱“鼎”，時代推斷為周或殷。同年10月31日，為了時任國民黨主席蔣介石60壽辰，安陽縣參議會擬修建“中正亭”，將此鼎永留縣。未料10月26日下午三時，駐安陽軍事當局總司令王仲廉派員接收該鼎，作為祝壽禮品運往南京，交由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收藏。

安陽殷墟出土的商代大鼎

50年代以來，一些書刊陸續刊出文章，不同程度地介紹大鼎的出土情況，補充了一些細節，如先后有20至40余人參與挖掘，區公所曾用兩個排的兵力保護挖掘現場，古董商以20萬銀元唆使村民分解大鼎，日偽聞訊數次搜查等。但由于大鼎出土時遭遇戰亂與盜掘的歷史背景，致其出土事跡失于時錄，今天所見相關報道均為追記，詳實程度不一，使這段故事撲朔迷離，留存諸多待解之謎。

澎湃新聞：司母戊鼎當初是由誰命名的？能否知道古人如何稱呼該鼎？

李維明：對于這件大鼎的銘文釋讀始于1946年。7月大鼎收歸國有后，10月上旬《申報》特派員邵慎之（是年28歲）到安陽作實地采訪，在10月27日的報道中將大鼎銘文釋為 “后妻戊”、“后戊妻”或“妻戊”。受器人為戊太太，鑄器人為丈夫（商王大戊）。邵氏將銘文最上一字首次釋“后”，以及銘文釋讀提出的三字方案和兩字方案，對以后學界有關大鼎銘文釋讀探討具有重要影響。

早年赴法留學的文學博士，專門研究甲骨文、金文、漢晉簡牘的學者張鳳（是年59歲），在閱讀《中央日報》、《申報》、《大公報》有關大鼎報道和邵氏文章后，于11月17日《中央日報》發表《安陽武官村出土方鼎銘文考釋》一文，認為應從形式上將它命名為“方鼎”，由于“方鼎”的名稱仍嫌廣泛，最好再能冠上銘文加以限制。

1946年11月17日，《中央日報》刊出張鳳考釋大鼎銘文的文章

張鳳認為上一字釋“司”，象耜形（鋤頭），也象織機上放紗的叉形，象征治理意義，代表職司；右下字，釋“每”，因字通借作“母”；左下字，像一把長柄大斧，贊同邵氏說法，釋為“戊”。因此他主張這件大鼎該叫做“司母戊方鼎”，意為當時某人替他母親戊造的一件祭器。該文發表日期晚于邵氏文章21天，學術意義在于對大鼎銘文提出了“司母戊”這一新的釋讀方案。大鼎收藏單位中央博物院采用了“司母戊”這個釋讀方案，之后收藏大鼎的南京博物院、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2010年之前）相繼沿用這一稱名。

就文字音韻學研究而言，雖然音韻學家已經就以北京話為代表的今音查對以《詩經》為代表的上古音（周秦兩漢時期漢語語音系統）韻部、聲紐、聲調取得了擬音成果，但對于更早的商代語音系統是否適用，無從驗證。所以不能確切知道商朝人如何稱呼該鼎。

澎湃新聞：司母戊鼎是國博的鎮館之寶，它為何如此重要？

李維明：以歷史、科學和藝術三大價值為標準，可將文物區分為珍貴文物和一般文物兩類。中國古代青銅器多屬珍貴文物，其中作為一級文物的青銅器應當具有造型、紋飾精美，能代表一個時期工藝鑄造技術水平，有確切出土地點可以作為斷代標準，銘文反映重大歷史事件，具有歷史人物或書法藝術，在工藝發展史上具有特別重要價值等特點。這件商代大鼎屬青銅重器，被定為一級文物，有著極高的文物價值。

20世紀90年代，大鼎在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通史陳列”中展出

從歷史價值看，大鼎自1959年入藏中國歷史博物館至20世紀90年代，一直作為“中國通史陳列”展示商王朝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物。

考古發現，商代大型方鼎居當時青銅鼎之首，具有很高的等級，當屬王室使用重器，多見于商代都城。如商代早期都城亳（今河南省鄭州商城）出土8件方鼎，商代晚期都城殷（今河南省安陽殷墟）出土不少于21件長方形鼎。

這尊大鼎腹內壁鑄有銘文“司母戊”，顯示其用作祭祀一位周祭排序在戊日的先妣（多認為是作器者的母親），參照商代周祭制度研究成果可知，受器人應為商王所奭妣戊，作器者為一代商王，從而決定大鼎體征規格屬王室重器。因此，大鼎對于解讀商代晚期特定文化遺存的時代、等級制度、周祭制度、宗教意識、歷史人物（商王及配偶）等問題可以提供重要的參照和線索。

從科學價值看，大鼎體量居商代青銅鼎之首。制作這樣宏大體量的鑄件，其工序流程涵蓋當時鑄工的各個方面，即設計、模型、備料、鑄型、制范、合金配料、熔銅澆鑄、修治等，是了解當時鑄造工藝的范例。其中有四點工藝具有典型意義。

合金比例：將大鼎耳部取樣分析，與商代早期銅方鼎合金比例進行比較，可以看出大鼎合金中銅的比例略有降低，錫的比例有所升高，鉛的比例有較為明顯的升高。加錫還可以降低純銅熔點，提高銅合金硬度和色澤；增加鉛的比例可使銅液在澆注時具有更好的流暢性。

熔銅澆鑄：殷墟鑄銅遺址發現有直徑30—108.5厘米的草泥熔銅爐，學者推斷鑄造875公斤重的大鼎需準備1200—2000公斤左右銅料，用大型熔爐熔銅澆鑄。

分鑄合鑄：鼎體與耳分鑄完成，最后合鑄一體，這一鑄造工藝可以看作周代以后逐漸流行分鑄法的先河。

間隔空足：大鼎四足主體為空心，足壁與鼎腹厚度接近，其中留有間隔，有內范填充其中。這是當時最為先進的工藝，既兼顧青銅收縮應力一致，避免足與腹連接處開裂，又增加足部的承重力度。

大鼎間隔式空腔足

從藝術價值看，主要表現在造型特征、紋飾和銘文三個方面。

造型：長方形造型青銅鼎出現于商代晚期。有學者據大鼎腹高與長之比約等于0.6，近“黃金分割”的常數0.618，認為這比古希臘數學家畢達哥拉斯的認識要早500年。

紋飾：大鼎自耳至足，裝飾由云雷紋為底紋、托浮獸面紋樣的多層花紋。縱覽商代晚期銅長方鼎紋飾，像大鼎這樣以單元帶狀紋樣為主題作回形布局，間以局部素地，使鼎體紋飾在疏密中透現空靈，在耳、體、足部按照不同寓意穿插諸多具有神格化的動物形象（龍、虎、牛、羊、人等），這樣的紋樣布局和紋樣特征為其他方鼎少見。

大鼎造型結構與紋飾特征示意

銘文：大鼎腹內銘文是目前所見商代金文字體最大者，辭例為商代文辭首見，筆畫波折代表了商代文字一個發展階段的特征。

澎湃新聞：對于司母戊鼎，您曾說過“越是熟悉的東西越陌生”，為何會有這種感覺？

李維明：人們常說的“熟視無睹”就是這個意思。司母戊鼎連中小學生都知道，我原以為有關這件大鼎的基本信息沒有什么太大的問題了，直到國博對大鼎更名引發社會關注與討論。我是研究夏商周歷史與考古的，所以學界朋友就此詢問我的意見，這才促使我開始關注這件大鼎。然而每當我走近這件大鼎，都會感到對這件大鼎內涵知之甚少。雖然有關大鼎的介紹材料數以百計，但有些信息之間存有明顯的差異，疑惑由此而生。從2012年起，我開始系統地收集相關材料，經常帶著單位介紹信和干糧到國家圖書館查閱1949年以前的報刊和臺灣出版的學術刊物。往返途中經歷的烈日與寒風、春節期間圖書館少有寂靜，這些場景至今仍歷歷在目。

歷經四年多的時間，我對大鼎內涵做了較為全面的學習和研究，涉及出土、流傳、紋飾、鑄造、銘文釋讀、學術史、文物價值等多個方面，最為深刻的感受是，探究其中仿佛置身于小宇宙大乾坤中，雖傾力而為，但仍有許多問題不得其解，有待后學繼續探討。以大鼎出土具體地點為例，20世紀50年代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相傳大鼎的出土墓進行了鉆探。198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發掘了這座墓，編號84AWBM260，有學者甚至稱其為“司母戊”墓。這是不是定論呢？我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對殷王陵14座大墓材料進行學習，結果卻是“不一定”。因為傳出大鼎的這座墓，面積在殷王陵區諸大墓中排序約在第11位，其一條墓道等級也低于四條墓道大墓和兩條墓道大墓，作為商代第一大鼎與這座墓所居等級不甚相稱。在沒有確證該墓出土大鼎的情況下，大鼎有無可能出自其他大墓？我覺得該墓北部一座四條墓道的大墓（編號1400）值得注意。

李維明關于司母戊鼎的卡片

澎湃新聞：國博改“司母戊鼎”為“后母戊鼎”的依據是什么？在您的研究中，您認為國博“只是更名、不是正名”，這句話該如何理解？

李維明：更名前，館內部分主“后”者認為，稱“司母戊”是不對的，稱“后母戊”是對的，由此看來更名動機是為大鼎正名。理由主要有三條：第一，“后”是指母戊的身份，稱“后”代表她為商王之后；第二，以20世紀70年代安陽五號墓（婦好墓）出土部分銅器銘文、石文，有釋“后母辛”“后辛”例證，支持“后”說；第三，商代文字的寫法有時向左向右可以相通。

國博將館藏大鼎更名為“后母戊鼎”，我注意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常玉芝研究員、考古研究所曹定云研究員、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葛英會教授相繼發表學術論文、表達不同意見。這幾位學者是商史、商代考古學、甲骨文研究領域的專家，文章涉及大鼎稱名問題。綜合諸文主要論點：

1、商代無“后”字。商代卜辭中有“毓”字，本意指生育，引申義指先公先王或後。“后”（王后意）字的出現，時在周代。

2、如釋“后”（王后意）則有些辭例講不通，如“后父”“后犬”“后羌”等。

3、商代卜辭、金文中出現的“

”“

”是一個字。從字形結構、造字本義、辭例分析，當釋“司”。在相關辭例中主要用作祠、祀（祭祀）或嗣意。

館內部分主“后”者給出的理由也需要再推敲：雖然20世紀70年代有學者將安陽五號墓出土部分銅器銘文、石文釋“后母辛”，“后辛”，但也有學者釋“司母辛”“司辛”；還有學者對該墓相類金文辭例中出現的“

”“

”，左向者釋“司”，右向者釋“后”。顯然，學者對該墓出土金文中的“后”“司”之辨，至今仍屬學術討論范疇。另外，雖然商代部分文字寫法有時向左向右可以相通，但并不限于“后”字，也適用于“司”字。

還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就是在國博將“司母戊”更名為“后母戊”之前，未見館內學者就該鼎稱名有研究專論發表，有跡象顯示部分主“后”者主要是信從部分名人之說，受他人影響，如20世紀60年代，有臺灣學者對“后”說作進一步論證。主要論點是，卜辭有“后”，卜辭、殷周金文或有寫作“

”形，是正反書之證，實為一字。據傳世文獻（如《尚書》《左傳》《禮記》）記載，認為借“后”為皇王帝后之稱，遂借為皇妃之后。70年代，有學者將安陽殷墟五號墓（婦好墓）出土部分銅器銘文、石文釋“后母辛”“后辛”，并引春秋時叔夷镈講成湯伐夏后，“后”字也寫成“司”，古文字沒有左右向的區別為據。認為“后”字專屬于王后，或為武丁之后。

事實上，學界對這件商代大鼎的銘文釋讀，在字數、字序、字意等方面均存不同認識，可見多種釋讀方案（如后妻戊、后戊妻、后母戊、母后戊、司母戊、妻戊、姤戊、后戊等），涉及大鼎銘文的“后”“司”“母”“女”三字或兩字釋讀方案等問題，至今仍屬學術討論范疇。據此判斷，國博以“后母戊”替代“司母戊”稱名大鼎應屬更（擇換）名，尚無確證為正名。對于這個問題，我專門寫了《“司母戊鼎”更名現象觀察》一文，2016年發表在《古代文明》第10卷，歡迎專家學者討論。

2013-2016年，李維明研究司母戊鼎部分學術成果

澎湃新聞：博物館如果想對一件文物改名，尤其是像司母戊鼎名頭這么大的文物，它的正規流程應該是什么？要怎樣改才是對社會和公眾負責？

李維明：文物稱名，一般依據自身文字自銘，或參照文獻記載，或采用約定俗成等方法。這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卻不容易。以國博藏文物為例，文字自銘可能有不同的釋讀方案，比如司母戊與后母戊；對文獻記載也會有不同的理解，比如玉衣與玉匣；約定俗成有時難免有隨意性，比如一件稱名“偶方彝”的商代青銅器，據說就是兩位專家，一人認為像兩件方彝連為一體，另外一人隨口說那可不可以叫偶方彝呢？就這樣得名了。這些問題都需要學者踏下心來，板凳坐得十年冷，通過認真細致的分析研究，尋出確證，以判斷原稱名的正誤。根據新材料或新的研究成果矯正以往文物稱名，是學術意義所在。

我認為對一件文物改名，應先后把握三個程序：更名前，應充分掌握相關文物信息，深入分析，取得前期學術研究成果，以此為基礎提出更名理由。組織有關專家進行專門的學術論證，在形成共識或主流意見后，決定是否實施學術意義上對文物的更名。對一級文物更名，應報請文物管理部門核準備案。更名時，應公布相關學術論證報告或論文說明理由。更名后，應對來自社會（學界）的不同見解有所回應。

此外，對具有較高社會認知度的文物更名，除學術意義外還應兼顧社會影響。比如國博將大鼎更名為后母戊鼎，但社會對司母戊鼎稱名并未因此終結，司母戊鼎稱名仍多見于學術刊物、大學教材和相關展覽。近年來，我曾多次駐足觀察這件大鼎，親聞有觀眾議論“這是后母戊鼎，還不是司母戊鼎。”“還有后母戊鼎！以為只有司母戊鼎。”“后母戊鼎，最近才挖出來的。”“司母戊鼎應該比這個大。”“后母戊鼎在這兒，司母戊鼎在哪兒？”“后母戊鼎，那不是鎮館之寶”……從而印證了一位主“后”的甲骨學者（王宇信先生）曾經的告誡：“稱‘司母戊鼎’已多年，約定俗成，一仍其舊，不改也可以，以免造成新發現一件‘后母戊鼎’之誤。”

我認為，如果確證文物原稱名有誤，又能夠確證其正確的稱名，就應當按照程序實施更名，更名時應向主管部門備案，向社會說明原因。如果暫時拿不出確證，就應當把認識分歧留在學術范疇內繼續研討，將原稱名看作是一個約定俗成具有統一意義的指代符號，以免引起社會觀眾將同一件文物誤解為兩件不同器物。這樣做才是對學術負責、對社會負責。

其實，以銘文作為指代性元素稱名這件商代大鼎的初衷是區別于其他商代大鼎。迄今已沿用數十年的“司母戊鼎”稱名，作為一種限制性指示符號，廣見于歷史教科書、工具書、學術刊物、科普讀物、旅游說明、文學藝術作品、甚至用作商標和公司（廠家）名稱，已經具有較高的社會認知度。為避免同一件商代大鼎因不同稱名而導致社會誤以為指代不同器物的現象發生，除正常的學術探討外，在學界對其銘文釋讀決出正誤并形成共識之前，對這件商代大鼎還是統一沿用社會（學界）認知度相對較高的稱名為妥。

李維明創作的司母戊鼎水墨畫 70厘米×135厘米

澎湃新聞：您就司母戊鼎更名現象提出的認識與國博主張不同，您在國博工作，會不會有所顧慮？

李維明：我一直認為如何稱名這件大鼎屬于學術問題，學術研討中出現不同的認識實屬正常現象。學者求真，這是真學者必備的基本素質。我的老師鄒衡先生是夏商周考古學研究的名家，他在學術研究中堅持不唯上、不唯書、不唯名人、不畏人多勢眾、不計個人得失、重視基礎工作、善于汲取前人成果、勇于校正自己的學術觀點、勇于開拓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的治學精神，一直激勵著我在坎坷的學術道路上前行。我倒覺得如果有不同認識不敢表達，患得患失，甚至沒有研究就隨聲附和才是對學術的不負責任，對社會的不負責任。

李維明著《司母戊鼎還有多少待解之謎》，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