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亂象頻發，當代資本主義危機呈現新特征：政治矛盾激化，民粹主義高漲，右翼極端主義思潮沉渣泛起，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滯緩，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分化嚴重，社會危機惡化。如何看待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新特征，危機背后存在哪些制度根源？本期觀察版刊發3位專家的文章，對此進行探討。

西方國家民主權利和公民自由連續退步

羅文東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紛紛使用“困境”“衰落”“倒退”等概念和話語來指稱當代西方政治危機的現狀和趨勢。例如，一些西方研究機構發布評估報告，指出全球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出現退步。今年2月，美國學者福山在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說：“25年前，我不知道民主制度會如何倒退，也沒有理論來談這個問題。現在我認為，民主制度顯然可能倒退。”一向以“民主和自由的世界”自我標榜的歐美國家陷入政治困境和民主倒退，并不是偶然的現象。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并反作用于經濟。西方國家金融危機與政治危機相繼發生，表明當代資本主義危機已經由經濟領域蔓延到政治領域，系統性、嚴重性和頑固性特征越來越明顯。

對民粹既排斥又利用的兩面性，使西方的普選民主走進死胡同

從選舉制度看，每隔幾年上演一次的總統、州長、議員等選舉，日益淪為富豪、權貴角逐的把戲和滋生民粹主義的溫床。馬克思曾深刻指出，“選舉是一種政治形式……選舉的性質并不取決于這個名稱，而是取決于經濟基礎，取決于選民之間的經濟聯系”。2014年，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刊登的《民主出了什么問題》一文中寫道：2000年以來，民主面臨的障礙越來越多，“民主只剩下選舉這一外在形式，缺少民主制度有效運轉所需的權利和體制保障。”美國《紐約時報》和全國廣播公司聯合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至少84%的選民認為，如今的美國選舉中流入了“太多金錢”；85%的選民認為，除非改革或徹底重建美國的選舉制度，否則無法改變“金錢政治”的狀況。就連美國前總統卡特也承認：“無限制的政治賄賂成為提名總統候選人或當選總統的主要影響因素”，美國的“政治體系已遭到顛覆，它只是用來為主要的獻金者提供回報”。從英國脫歐公投到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都表現出反全球化、反精英、反移民的民粹主義傾向。統治階級既要維護資產者的自由民主權利以及少數人的特權，又要利用大眾的非理性及其手中的選票來支持自己。這種對民粹既排斥又利用的兩面性，使西方所謂的“普選民主”走進了死胡同。

多黨輪流執政、政黨分肥、政黨攻訐造成持續的政局動蕩

從政黨制度看，多黨輪流執政、政黨分肥、政黨攻訐造成政局動蕩，暴露出西方政黨政治的嚴重弊病。在西方憲政模式中，執政主體實質上是占人口少數的資產階級及其政黨。而占人口多數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反抗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卻被視為“多數人的暴政”。在選舉中，各政黨為吸引選民而輕率許諾，相互指責謾罵；獲勝的政黨對支持者投桃報李、論功行賞，對政府公共資源隨意分配，就像戰爭中的獲勝者瓜分戰利品一樣。這種政黨分肥、黨爭不斷卻不解決民眾實際問題的政黨制度，招致西方民眾的極大不滿。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桑德斯、特朗普這些“叛逆型”政治人物的崛起，反映了人們對傳統兩黨政治的厭倦和失望。正如恩格斯所說：在美國，“輪流執政的兩大政黨中的每一個政黨”都是由這樣一些人操縱的，這些人把政治變成一種生意，拿聯邦國會和各州議會的議席來投機牟利，或是以替本黨鼓動為生，在本黨勝利后取得職位作為報酬。“他們輪流執掌政權，以最骯臟的手段來達到最骯臟的目的，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

“三權分立”蛻變為權力掣肘，使政府不能就經濟社會重大問題及時作出決策

從政府體制看，黨派競爭常常異化為政治惡斗，“三權分立”蛻變為權力掣肘，“否決政治”一再上演，使政府不能就經濟社會重大問題及時作出決策，甚至出現政府運轉失靈。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黨爭屢屢導致政府預算案難獲通過，聯邦政府近20次被迫關門，最近的一次就發生在2013年。每次聯邦政府關門都帶來巨大經濟損失，影響民眾正常生活。國會在美國政府中算是最為“民主”的機構，因為議員是普選產生的，但近幾年美國民眾對國會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到9%。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查爾斯·庫普乾在美國《外交事務》上發表《民主的隱憂》一文，指出：“自共和黨2010年獲得眾議院控制權以來，黨派對抗阻擋了幾乎所有問題的前進步伐。促進經濟增長的法案要么未獲通過，要么被明顯打折沒有效果。移民改革和遏制全球變暖的立法甚至根本無法擺上桌面。無效的治理，加上日復一日的黨派斗爭，已經將公眾對國會的支持率降至歷史低點。”在西方發達國家內部，議會、政府和法院常常相互拆臺、打架，政府債臺高筑、運轉失靈，根本沒有實現民主的現實基礎；西方民主輸出到中東、蘇東等地區，造成經濟蕭條和社會沖突。可以說，西方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進入了一個“回潮期”或“衰退期”。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為空中樓閣，大資產階級的人治和專制主導資本主義法治運行

從法律體系看，西方雖然標榜“憲法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受金融財團和權勢集團的影響，主導資本主義法治運行的實質上是大資產階級的人治和專制。在美國，憲法解釋權被聯邦最高法院的9個大法官所掌握。他們由總統提名而非選舉產生，既不對民眾負責，也不受議會控制。他們大都是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的法學家、律師和政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華爾街的資本家不僅沒有從中吸取教訓，反而竭力游說國會，試圖扼殺所有金融監管法案，導致監管華爾街、改革金融秩序的《多德—弗蘭克法案》頒布多年后仍是一紙空文。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以政治捐款屬言論自由為借口，裁定政府限制企業、工會等的政治捐款違憲；2014年又進一步取消個人對候選人和政黨的捐款上限。這就使資金可以無限制流入美國的政治和司法領域，為有錢人影響政治的“言論自由”提供更充分的保障。在日本，安倍政府公然繞過憲法的規定，通過新安保法、架空和平憲法，這不能不說是對西方憲政民主的極大諷刺。

當代西方政治危機不是偶然的、短暫的現象，而是金融壟斷資本加強剝削統治的必然產物，是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這一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政治上的集中反映。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主權在民”的理念和“憲政民主”的價值，不斷被“多數人統治”的抽象形式與資產者專政的實質內容之間的矛盾、少數發達國家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與世界各國人民追求和平發展的時代潮流之間的矛盾所證偽和否定。英國《金融時報》總編輯萊昂內爾·巴伯把跨國公司、國際銀行和卡特爾組織稱作“利維坦”，認為這些龐大的壟斷組織已成為民主的敵人。埃及著名學者阿明也警示人們：再也不能接受“所謂民主與資本主義一致的觀念”了，一定要清醒認識當前資本主義推行的全球化和市場經濟“潛藏著專制主義”。

馬克思在分析資本的歷史命運時深刻指出：“當資本開始感到并且意識到自身成為發展的限制時，它就在這樣一些形式中尋找避難所，這些形式雖然看來使資本的統治完成，同時由于束縛自由競爭卻預告了資本的解體和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解體。”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資本強烈地意識到自身成為發展的限制，它被迫在加強政府管制、反全球化、助長民粹主義等形式中尋找避難所，但終究不能扭轉資本主義走向沒落的歷史大趨勢。美國奧巴馬政府為振興經濟和恢復兩黨合作所作努力的失敗，暴露出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功能的系統性失調。美國著名學者萊斯比特觀察到：“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西方民主體制的弊端頻頻暴露，低效率、猶豫不決；與此同時，中國民主體制的優勢卻在逐步彰顯快速、高效率。”西方之亂與中國之治形成鮮明對比，社會主義制度在與資本主義制度的競爭中顯示出巨大優越性。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副總編）

（原題為《西方國家民主權利和公民自由連續退步》）

資本主義社會危機仍在加劇

田鵬穎

早在170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危機作出預言，指出其是普遍存在、不可調和的。自那時以來，在生產力飛速發展、科學技術快速進步的強力推動下，資本主義社會發生許多新變化。這些變化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資本主義的社會矛盾，但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本質。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剝下了資本主義的華麗外衣，使被掩蓋的社會危機暴露出來。人們發現，資本主義社會危機不僅沒有消除，反而仍在加劇。

社會分化嚴重。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私人手里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邏輯必然導致貧富兩極分化。馬克思在19世紀作出的偉大預言穿越歷史時空隧道，在21世紀被反復證實。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在二戰后經濟繁榮的掩蓋下，美國進入新一輪貧富差距擴大的快車道。1975—2015年，美國收入最低的20%底層家庭總收入占全部家庭總收入的比重從4.3%降為3.1%，收入最高的20%富裕家庭總收入占比則從43.6%上升至51.1%。瑞士信貸銀行研究所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英國最富有的10%人口擁有全國總財富的54%，而占人口總數20%的底層人口僅擁有全國總財富的0.8%。由此可見，社會財富分配極度不均，資本主義世界的社會分化日益嚴重。

社會不公加劇。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迫使一切民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然而，資本主義世界雖然物質發達，卻沒有道義、缺乏公平。今天，資本主義世界的這一現象仍在加劇。以美國為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受影響最大的不是引發危機的金融“精英”，而是普通民眾。2007—2010年，美國普通家庭的凈資產縮水近40%，退回到1992年的水平。更嚴重的是，美國勞動力市場持續惡化，支撐中產階級穩定就業的工作機會不斷減少，導致中產階級規模持續萎縮，2015年中產階級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40年來首次跌破50%。2016年底，特朗普組建了美國歷史上“最富的億萬富翁內閣”。這樣的內閣，很難讓人相信其能為普通民眾謀取福利。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施蒂格利茨2011年5月在《名利場》撰文指出，美國社會已變成“1%的人擁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受”的社會，與林肯總統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社會已截然不同。過去那種人人通過努力實現理想的價值觀，今天已不復存在。美國社會結構已從橄欖型逐漸轉向金字塔型。

社會危機惡化。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貧富分化嚴重、社會不公加劇，必然導致社會危機惡化。近年來，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治安狀況令人擔憂。比如，在德國，警方對2016年犯罪數據的統計顯示，當年治安狀況急劇惡化，主要表現在暴力犯罪數量快速增長，此外，毒品犯罪、違反武器法犯罪也分別增長7.1%、14.8%。在法國，各種社會問題凸顯，暴力犯罪、流血事件頻發。在美國，普通民眾的不安全感與日俱增，其中既有對恐怖主義的恐懼，又有對各種槍擊案件頻發和警察野蠻執法甚至槍擊無辜百姓的擔憂。更普遍的是，多數家庭生活水平下降，對退休后能否過上體面生活感到焦慮不安。歸根結底，普通民眾對西方社會將走向何方感到迷茫，對現有體制缺乏信心。

綜上所述，資本主義社會亂象叢生。雖然背后的具體原因多種多樣，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正如馬克思所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近幾十年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打著自由民主的旗號，在世界范圍極力推銷絕對自由化、徹底私有化、全面市場化，其本質是為了維護富人階層的利益，導致富者愈富、窮者愈窮。這種“現代化”模式違背公平原則，侵蝕民眾利益，撕裂了社會。特別是對于社會底層的貧困群體而言，夢想正在破滅。

（作者為東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

（原題為《資本主義社會危機仍在加劇》）

西方國家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滯緩

程恩富

當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政治極化加劇、右翼極端主義思潮沉渣泛起等亂象，是其內部矛盾日益激化所致。而引致其社會矛盾激化的直接原因是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根本原因則是資本主義的制度危機。

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十分嚴重，其危害性不亞于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危機。危機后，西方主要國家經濟增長緩慢，失業率居高不下，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而我國迅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和沖擊，進入穩中向好的經濟發展新常態，與西方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一系列鐵的事實，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從增長速度看，世界銀行2008—2016年的數據顯示（按不變價計算），美國GDP（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速為1.24%，日本GDP年均增速為0.33%，歐盟GDP年均增速為0.6%。而我國在持續30多年的高速增長后，2013—2016年的年均經濟增速為7.2%，今年上半年為6.9%，平穩實現了經濟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的提質換擋。

從就業情況看，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2008—2015年美國平均失業率為7.56%，歐盟平均失業率為9.46%。而同期，我國的城鎮調查失業率只有4%左右。今年上半年，我國城鎮新增就業735萬人，已完成年度目標的66.8%。

從政府債務看，美國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從2006年的61.8%上升到2016年的106.1%，歐元區的這一比重從67.4%上升到89.3%，日本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2016年超過250%。而截至2016年末，我國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為27.3萬億元，政府負債率為36.7%，大大低于美歐日等西方國家。

從收入和消費看，根據經合組織的數據，2008—2014年，美國家庭債務占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比率為130.18%；2008—2013年，日本家庭債務占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比率為122.5%。西方國家的收入分配狀況呈現“雙增加”：1%超級富豪的財富和收入急劇增加，普通家庭的債務普遍增加。比如，美國1%最富家庭占有全國家庭凈資產的1/3，較富的9%家庭又占了1/3；美國最富有的1%階層的收入占全國總收入的比重從1978年的9%上升到近年來的20%。前幾年波及約80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就強烈要求改變“1%與99%貧富對立”的不平等現象。這與近年來我國大力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中等收入家庭收入較快增長的情況形成了巨大反差。2013年至2016年4年間，我國累計減少農村貧困人口5564萬人，貧困發生率從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下降5.7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我國基尼系數不斷下降，收入差距持續縮小，中等收入群體穩步擴大，經濟發展與城鄉居民收入呈現同步增長的態勢。

從福利保障看，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國家不同程度地削減勞動者的教育、醫療、養老等福利保障。美國縮減公立大學教育經費，共和黨醫保議案的實質是大幅減稅、大幅削減聯邦政府的醫療保健支出，這勢必增加無醫保的國民數量。德國、葡萄牙、荷蘭等國也相繼減少醫保投入。去年3月，法國巴黎民眾抗議修改勞動法，反對降低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以及不利于勞動者的改革措施，活動后來演變為全國70多個城市的“黑夜站立”運動，甚至蔓延到鄰國和加拿大等非歐洲國家。這與近年來我國大規模增加教育經費、不斷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建立起參保人數超過13億人的全民醫保體系等社會保障體系，全體人民福利待遇水平穩步提高、社會保持穩定和諧的狀況形成了強烈反差。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與我國在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方面的反向運動，是由二者經濟制度的根本差異造成的。

西方國家主張完全私有化，將公共設施、教育和涉及國計民生的國有企業私營化，缺乏維護公共利益的經濟基礎；而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強調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推進混合所有制發展中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使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具有了重要物質基礎和依靠力量。

西方國家主張完全市場化，過度放松對經濟和金融的管制，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不時發生；而我國強調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正確處理提高了宏觀調控的科學性，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

西方國家主張福利個人化，在大幅度減少私人壟斷企業稅收和增加軍費的同時壓縮公民的社會福利，通過壟斷企業和政府共同削弱工會力量，使勞動者在收入分配中處于弱勢地位，社會財富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而我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斷提升全體人民的社會福利水平和生活質量，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

再進一步分析，當今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矛盾是經濟不斷社會化和全球化與生產資料的私有壟斷制之間的矛盾，表現為國民經濟的無政府狀態或無秩序狀態。這個基本經濟矛盾，通過以下幾種具體矛盾和中間環節引起西方國家出現經濟危機和持續不景氣，進而導致其種種制度痼疾反復發作。首先，私有壟斷資本主義及其企業管理模式容易造成高級管理層為追求個人收入極大化而追求短期利潤極大化，采用風險較大的金融工具和融資方式。這與企業正常經營管理形成矛盾，從而在企業層面形成經濟社會危機的微觀基礎。其次，在資源配置或經濟調節層面，私有壟斷集團和金融寡頭反對國家監管和調控，而資本主義國家在本質上是為私有壟斷制經濟基礎服務的，這導致市場調節和國家調控雙雙失靈。第三，在分配消費層面，私有壟斷制與市場經濟結合在一起，必然帶來社會財富和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導致生產經營無限擴大與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的矛盾，借貸消費導致很多家庭負債累累。第四，在國家財政層面，私有壟斷制及其政府大幅度減少私人企業稅收、大量增加軍費、用公民納稅的錢救助私人大企業等，必然導致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不斷提高的債務危機以及縮減人民福利、犧牲人民利益的不良行為。

（作者為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

（原題為《西方國家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滯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