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建軍大業》以眾多的英俊小生的加盟、逼真的戰場效果將南昌起義的必要性、緊迫性，以及共產黨人百折不撓、一心為民、不畏犧牲的理想信念展現得非常充分。但這部電影上映伊始就受到一些質疑：葉挺將軍的孫子葉大鷹提出，無法認同電影中葉挺的扮演者由青年演員歐豪擔任。

“小鮮肉”演革命者是否合適？

監制黃建新談到《建軍大業》劇組的創作過程時介紹道：“這部電影僅劇本就反復打磨了兩年，每位演員在進組前都做足了資料文本功課，也接受了專業級的軍事訓練，所有主創都不遺余力地為《建軍大業》奉獻出自己的才華和心血。”這部電影從策劃到劇本再到拍攝，最后能夠順利上映，主創個中艱辛是可以想見的。中國影協分黨組成員、秘書長饒曙光認為：“當前圍繞著影片《建軍大業》的眾多激烈的爭論，在一個溝通特別是對話順暢的語境中其實是可以避免的。不過，復雜多變的輿論環境和生態包括眾多非藝術角度引發的各種問題，貌似也已成為電影產業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并且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饒曙光反復強調：“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的一大隱患就是缺乏傾聽與對話的包容性態度以及溝通對話的機制和平臺，極有可能造成撕裂的風險，看來還真不是杞人憂天。”

影片突出寫了周恩來與毛澤東的交往、惺惺相惜乃至心有靈犀，對歷史展現的深度和廣度有所拓展。饒曙光認為，影片著力塑造的毛澤東形象，無疑也成為影片的亮點。林彪、羅榮桓、譚政、盧德銘特別是粟裕的藝術形象，以及蔣介石、汪精衛的藝術形象，雖然筆墨不多，但也能夠給人留下比較深刻的印象，實屬不易。至于一干年輕的演員，如果通過出演革命歷史題材電影能夠在德藝雙馨的道路上邁出新的一步，成為中國電影新力量乃至中國電影中堅力量，無疑更是中國電影的福音。

影片的開頭，周恩來去爭取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師長斯烈的支持，出來迎接他的是由陳赫扮演的斯烈的弟弟斯勵。記者在影院里就聽到身邊的年輕女觀眾輕笑出來。出現這樣笑場的原因只是因為陳赫總在《奔跑吧！兄弟》里撕名牌嗎？恐怕不完全如此，葛優演的《卡拉是條狗》《羅曼蒂克消亡史》就沒有人笑場，趙本山出演《一代宗師》也可稱得上表演的經典。對于有觀眾質疑《建軍大業》中“小鮮肉”的表演破壞了影片的莊重感和嚴肅性，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所副所長、研究員趙衛防說：“我不完全贊同。對于一部主旋律影片而言，更為重要的目的是讓觀眾順暢地接受影片所傳達的正能量，如果啟用‘小鮮肉’演員能夠有效地提高影片的接受度，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應該是好事。年輕演員們在影片中營造出的‘青年中國’的氛圍，預示著朝氣蓬勃的中國軍隊未來一片光明。況且，‘小鮮肉’們也并沒有破壞影片的嚴肅性，即便有些演員的表演不夠成功，也并非‘小鮮肉’的原罪，而是完全能夠在劇作、導演層面加以解決。”饒曙光也認為，中國電影從傳統主旋律電影走向新主流電影的路還很長，年輕演員們的藝術道路和生命以及社會評價，則取決于他們自身的努力和表現。所有人的路都在自己腳下。

真實與虛構如何把握？

10年前，八一電影制片廠推出過同為反映“南昌起義”的電影《八月一日》，主演為呂良偉、劉勁、侯勇等，導演宋業明，而更為著名的是1981年湯曉丹導演的《南昌起義》。這幾部電影是對一個主題不同的書寫。趙衛防認為，《建軍大業》與《南昌起義》《八月一日》等同類題材電影相比，在三個方面取得了進步。首先是盡可能地還原了歷史的原貌，影片從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寫起，營造了宏大的歷史背景，之后一直寫到“秋收起義”、三河壩戰役，最后結束在毛澤東和朱德井岡山會師，比較全面和完整地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建軍的歷史全過程。其次是具有一定的歷史揭秘性，影片中出現的杜月笙殺害汪壽華、毛澤東脫險、朱德請南昌大小官員吃飯、南昌駐軍反抗，以及較少出現在大銀幕上的三河壩戰役等，都是過去同類題材影片很少表現的內容。第三是敘事能力有所升級，《建軍大業》采用了戰爭類型片的敘事模式，邀請眾多年輕明星演繹歷史人物，令影片的商業價值得以升級。

饒曙光提出，對《建軍大業》更加全面地評價和闡釋，不能僅僅只是依據自己個人化的直接感受，還應該具有某種歷史的維度和參照。作為《建國大業》《建黨偉業》的系列，《建軍大業》的創作難度和拍攝難度都是極具挑戰性的。因為有《南昌起義》《八月一日》珠玉在前：前者主要是呈現周恩來的視點，后者主要是賀龍的視點。《建軍大業》突出了朱德的作用和戲份，濃墨重彩詳細寫了三河壩戰役（因此也被人戲稱為《決戰三河壩》），也可以理解為一種突破和創新的嘗試，不失為有效吸引年輕觀眾群體的有效手段。當然，比例多少有點失調，沒有實現最佳平衡點和最大公約數。

然而，執導過《無間道》系列的導演劉偉強之前并沒有執導過類似題材的電影，在把握這樣的主流電影時，有時候不免打上他過去電影的烙印。一位“80后”的黨史研究者看完這部電影后表示，影片中，南昌起義前夕，張國燾要求推遲起義，引起眾人反對。賀龍強闖會議室，掏出手槍對準張國燾的腦門，譚平山還威脅要讓張國燾“意外死亡”，而主持會議的周恩來一言不發。這種情節設置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是對革命領袖的丑化。中共四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明確規定，本黨一切會議均取決于多數，少數絕對服從多數。因此，黨內如有不同意見，會按照黨內正常程序解決，而不是訴諸武力。歷史上的這次會議，起義領導人同張國燾爭論數小時之久。由于大家的堅決反對，張國燾只好無奈地表示，他可以服從大多數人的意見，同意當天晚上（第二天凌晨）舉行起義，并不存在被槍指著脅迫的情況。影片中還有一次會議也非常失實，“八七會議”后，瞿秋白在雨中說中央派毛澤東到上海，而毛澤東不顧中央決議，堅持回湖南。實際上，“八七會議”后，毛澤東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前往長沙，領導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這些細節引發一些觀眾的不滿，軍事文藝評論家陳先義就認為太“江湖氣”。看來，這樣為了增加戲劇沖突的虛構是否全合適，還是值得我們今后進行重大歷史題材電影創作多加斟酌。

趙衛防也指出影片的不足之處：首先是片中出場人物過多，敘事不夠集中，導致一些不是特別熟悉那段歷史的觀眾看得云里霧里，甚至分不清誰是誰、不知道誰在干什么，從而產生了理解上的困難。其次是有些人物塑造得不夠成功，例如葉挺這個在南昌起義中極為重要的人物，影片就沒有立體化地展現出他的性格，他更像是一個僅僅有沖勁的小青年，這與歷史事實的差距較大。另外賀龍這個人物也塑造得不夠成功，在影片中他太過急躁，尤其是掏出手槍指著張國燾的段落，既不符合藝術邏輯，也不符合真實邏輯。第三是影片的情緒斷點比較嚴重，有時為了敘事而造成了情緒的斷裂，不像《南昌起義》那樣一氣呵成。

（原標題為《傳統主旋律電影如何走向新主流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