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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報評《建軍大業》:鐵血見證千秋功績
作為一部歷史戰爭片,《建軍大業》做到了忠實歷史。這首先體現在其對中國工農紅軍誕生的歷史境遇的真實再現上。
影片前半部分的敘事焦點,集中在對中國工農紅軍誕生的歷史背景的展示上。那是一個軍閥肆虐,正義的呼聲被反動派的機槍吞噬的黑夜;那是豺狼當道,進步人士與工人群眾的生命被黑色幫會屠殺的歲月;那是列強橫行,中國國土被外敵的堅船利炮肆意摧毀的年代……與影片《建國大業》《建黨偉業》一樣,《建軍大業》著意塑造的是中國工農紅軍建立之初,我黨、我軍的一批英雄群像。

作品中的毛澤東、賀龍三十出頭,周恩來、羅榮桓、盧德銘、林彪二十多歲。這些青年革命者并沒有什么操縱時局的政治經驗,更沒有什么把控權力的手腕和伎倆,他們是從自己親身的生死經歷中悟出了“槍桿子里出政權”的偉大真理,懂得了“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時代使命。片中毛澤東與家人的告別,就像千千萬萬革命將士與家人的告別一樣。他們之所以投身革命,不是為一己之私,不是為一家之仇,盡管他們當中許多人的父母、兄弟、姐妹、親人都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了。
他們心系的是民族的仇恨,他們遙望的是中國的未來,他們的槍口對準的永遠是人民的公敵。支撐這些人赴湯蹈火的是為千千萬萬的中國人獲得自由平等而奮斗犧牲的偉大理想,是為歷盡屈辱的中華民族洗清屈辱的宏大雄心——這正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歷史證詞。這與國民黨反動軍閥有天壤之別。那批工于心計的政客成天斤斤計較的是自己的“鍋碗瓢盆”,終日盤算的是在政治變局中的一己之私,根本沒有把國家社稷、黎民百姓放在心上。這也決定了他們在一場需要千千萬萬的人來參與的戰爭中注定失敗的歷史命運。

他對影像世界的再現能力曾經在都市青年的群體世界、在生死交錯的無間世界、在瘋狂飆車的速度世界得到揮灑展現。現在,他的影像在南昌城下的戰爭世界里,帶給我們的除了震撼的視聽效果之外,還有他對歷史的洞悉、對革命的思考、對領袖的判斷。而集中體現他對以上諸種問題總體認知的,是影片的高潮部分,一個在特定的時間軸線上由四個相互平行的空間建構的敘事段落。
在四個不同的空間里,站著四個歷史人物:朱德、周恩來、蔣介石、毛澤東。朱德,在廣東三河壩與敵人決一死戰的陣地前沿,面對著以三千將士抵擋國民黨幾萬強敵的阻擊戰,個人的生死已經完全置之度外,空中的俯拍鏡頭為觀眾提供了一個高遠的觀看視角,不僅能感受到戰場上的硝煙烈火,也可體會到那個在沒有任何外援的情況下瀕臨的危局;周恩來,在廣州的辦公室里獨自踱步,沉默不語,心系著前方浴血奮戰的官兵,思考著起義軍的未來命運,當時的變節者、逃跑者、反目者不斷增加,革命形勢危在旦夕;蔣介石,坐在一列火車里,神情冷漠地看著窗外,此時他心知肚明,自己已經成為中國工農紅軍的革命對象,他自己將自己綁在國民黨的反動戰車上,等待著未卜的前程;毛澤東,則站在濃云密布的井岡山上,遙望著天邊飛掠的流云,胸懷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豪邁情懷,抒發著他對中國革命的堅定信念。


他將毛澤東視為一個鄉下的農民,將朱德視為流寇兵痞,將周恩來視為一介書生,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斗爭理解為和他個人的“斗法”。一個內心世界被私情、私利、私欲所充斥的人,怎么能夠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賀龍這些胸懷民族大義、心系國家未來的有識之士相提并論呢?所以,觀看影片之后,我們很容易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國民黨的失敗是注定的。創作者這種對于中國革命成敗歷史邏輯的闡釋,是《建軍大業》尤其值得肯定之處。
(本文刊于《光明日報》(2017年08月02日12版,原標題為:鐵血見證千秋功績——評電影《建軍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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