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爆發前，納粹黨在德國上臺執政，以包豪斯學派為代表的大批現代主義建筑師們移民紛紛海外，如密斯·凡德洛、格羅比烏斯、馬修·布魯爾（Marcel Breuer）、馬丁·瓦格納（Martin Wagner）移民美國，布魯諾·陶特(Bruno Taut)到日本，厄恩斯特·邁（Ernst May）去了蘇聯，包括為數眾多的他們的學生和追隨者們。這股因政治而引發的移民潮從某種程度上說推動了現代主義運動和包豪斯學派在世界的傳播。鮑立克也是這一潮流中的一份子，他來到了上海，并且，與他的老師和同僚們更多集中于設計和藝術領域所不同，鮑立克得以深入參與了大上海都市在戰后的重建規劃，給這座曾經四分五裂的城市留下了包豪斯的現代印記。

1933年夏，理查德·鮑立克(Richard Paulick)從慕尼黑經由威尼斯，乘坐紅色伯爵號（Conte Rosso）輾轉抵達上海虹口港。他的大學同窗好友魯道夫·漢堡嘉（Rudolf Hamburger）早在三年前因為德國經濟蕭條，接受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海外招聘，在此謀得一份建筑師職位。漢堡嘉的新婚太太烏蘇拉（Ursula Kuczynski，又名Ruth Werner），曾在自傳里記錄了抵港所看到的場景對她心靈的震撼：

“纖夫們一個緊挨一個從底層船艙里走出來，吃力地行走在斜搭在碼頭的踏板上，擔著沉重貨物的竹扁擔幾乎要碰撞在一起……（他們）赤裸的上身流淌著汗水，脖子上、額頭上、腿上都鼓滿青筋。大蒜味和汗臭味從這條傳送帶的人們那里飄到旅行者一邊…..乞丐坐在搖搖欲墜的小船里，圍著我們的船只轉悠；哭訴著的殘疾人，有的斷臂，有的折腿，孩子們帶著化膿的傷口，有些是盲人，有些人的癩痢頭上沒有頭發。”

與此同時，在上海生活的歐洲人享受著外國人的特權，刻意地保持著比歐洲更歐洲的生活方式，一切家務活都由仆人、廚師和苦力們代勞，在烏蘇拉和她的左翼朋友們看來，那些太太們“都是些不折不扣的享樂動物，既無職業，又不干家務，對科學和藝術不感興趣，甚至連自己的孩子都不照顧…只熱衷于談論賽馬和電影”。到上海后寫給家人的第一封信中，烏蘇拉調侃到：“苦力們的生活狀況，既貧窮又骯臟，像（這里）歐洲人的傲慢一樣可怕……只要我們學會了打麻將、玩橋牌和斥罵下人，我們就成了百分百的上海人”。正是在上海這幾年的生活，讓烏蘇拉決心獻身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成為共產國際遠東局佐爾格情報組的一員。

上海自開埠以來的建設發展，展現和濃縮了中國開始走向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曲折歷程。自清廷依據南京條約在原洋涇浜北岸劃定東自外灘、西至今河南路的英租界領地以來，城市——尤其是對外通商口岸——開始在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現代交通通訊、工業技術、資本與資訊越來越集中于這些被迫對外開放的城市中。進入二十世紀上半葉，這種趨勢更為明顯，城與鄉之間的差別與差距愈發顯著。促使帝制崩潰的辛亥革命，看似烽煙四起，從城鄉分野的歷史空間分布上看，則完全體現了這種新興的現代化所引發的社會經濟結構轉型。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城市為發端的革命，在更前沿地接觸現代化及西方影響的各對外通商口岸和省會城市中最先爆發，揭示了城鄉之間、開放與未開放的地區對中國未來發展路徑認識的巨大差異。在這之后，現代政體的難產，軍閥混戰、國共內戰，拋開意識形態的爭斗，也可從這片廣袤大陸歷史空間的現代化進程的巨大差異中找到解釋。

上海發展的特殊性在于，其由外部力量強加于近代中國最為繁榮的農業文明腹地之上，以城市為觸媒，引領了地區的現代化轉型。在現代前夜的中國大陸，船舶是最重要、可靠和低成本的運輸工具。上海位于擁有幾乎半個中國最勤勉聰慧的人口的長江三角洲，扼守物產豐富的長江流域出海口，水上航路以她為起點和終點，“面對太平洋，扼長江入海之咽喉，居中國東海岸線之中心，有黃浦江縱貫其中，蘇州河接連運河，與江南腹地一氣呼應”。富饒的長三角，能夠為迅速增長的數百萬都市人口提供充足的食物補給；橫貫大都市地區的黃浦江江面開闊，因為陸地阻隔，地理位置得天獨厚，一年中絕少受到臺風侵害，風平浪靜，沿線都可作為天然停泊及轉運良港。黃浦江在最低潮時有8米左右水深，數百米闊度，能夠滿足普通貨運船只往來通行。它主要的缺陷是深水道有限，并且因為水質渾濁、流速緩慢，泥沙容易淤積，此外黃浦江與長江交界處有寬度超過三公里的長段淺灘，需要經常疏浚，方能允許深水船只進入；大多吃水比較深的遠洋船只，只能在黃浦江口停泊，由淺水船只接駁進入市區。相對于北方同樣是沙洲遍布的渤海灣沖擊平原，和水深卻缺乏與內陸便利連接、有冬季冰凍之虞的東北沿海，以及臺風頻乃的華南沿海，上海港口狀況雖然不是最為理想，在中國海岸線上卻有著不遑多讓的比較優勢。

自開埠以來，上海的對外航運業務逐步擴大，至1930年代，自吳淞口至張家塘港（靠近今徐匯與閔行交界處）的三十九公里沿線已經布滿客貨運碼頭，在市中心段外灘的金融商業區尤其集中，異常繁忙。根據上海市國民政府浚浦局的統計報告，1935年進出上海港口船只達16000多艘，內河航行船只超過10萬艘,平均每日有340艘船只進出，其中65%都是海運及沿海船。上海港整體船舶噸位在這七十年間從200萬噸增加到了3900萬噸，差不多擴大了二十倍，以海洋貿易運輸為主，超過了同時期許多歐洲大港的裝卸量。然而，近代上海大都市那些耀眼的貿易和經濟數字，大多是通過非常傳統的作業方式、低廉到難以想象的勞動力、在今天看來極不人道的超常勞動時間與強度來實現的。每年幾千萬噸的貨物，主要是依靠廉價的人拉肩扛而實現，不能不說是一個充滿中國特色的奇跡。

通過被迫打開的海上航路，上海建立了通達世界各地的對外貿易。在清廷及英美法等多國力量影響之下，鐵路、港口、電報電話等現代交通通訊設施的建設，進一步強化了上海作為中國最重要的現代交通和貿易樞紐的地位，近代中國最為“摩登”（modern）的大都市，中國的“現代之都”（capital of modernity）。1876年，淞滬鐵路局部通車；數年之后，滬寧、滬嘉鐵路通車；1916年滬寧滬杭兩路接軌，同年上海北站落成，成為連接富饒的江蘇浙江兩地鐵路樞紐站。鐵路帶來了長江三角洲客貨運輸的現代化轉變，而電報電話技術的引入則是現代訊息傳播的另一場革命，推動上海與世界更便捷、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為清廷對鋪設國內電訊線路的遲疑不決，上海是先與國際、再與國內建立了這種聯系的。丹麥人1871年在上海設立了大北電報公司，借助已然鋪設的國際電纜，先行開通上海與日本及西伯利亞業務，至1880年始開通京滬電報，1881年開裝電話業務，1882年上海與南北各線、海外聯系全線聯通，大北公司當年被收歸國營，改為官督商辦。

戰前的上海已經成為全國和遠東地區的金融中心，銀行總行位于上海的占全國的4/10。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上海進口貨物總值占到全國的60%，出口約占50%，成為海外向中國大陸傾銷貨物和中國商品出口的遠東最重要口岸。

借助金融資本，包括外資和華商，上海進一步吸引了制造業聚集。盡管并非靠近工業原材料產地，但仰仗便利低廉而發達的水路運輸，上海制造業突飛猛進，迅速成為中國的都市工業制造中心：戰前上海的工廠數約占全國的31%，資本占全國的40%，工人數占全國的32%，尤以輕工業特別發達，其中機紡業占全國的42%、棉織業占31%、繅絲業占30%、面粉業占40%、機器業占47%。

開埠近百年，在社會經濟快速增長的背景下，上海始終呈現出三界四方、華洋雜處之勢——直至抗日戰爭勝利之前，上海從未在同一個市政管理機構統領之下發展建設，南市、公共租界、法租界、閘北及江灣，體現了不同的政治、經濟與都市文化的勢力圈。換句話說，在1945年以前，并沒有一個統一的上海市，而是多個城市的拼合體。1854年，英美法租界聯合組織的工務局成立；1862年法國人退出了工務局，自行組織管理機構；翌年英美租界合并，工務局改稱工部局，統籌稅務、警務、市政管理。公共租界于1863年（同治三年）率先裝設自來水，法租界于三年內跟上；公共租界1864年鋪設了煤氣管網，法租界完成于1866年；而電力方面，1882年英法相應成立電力公司。上海的華界建設雖然落后于租界，但相對于國內其他城市已經是遙遙領先：1902年建成自來水廠，1907年成立華商電氣公司，1910年成立閘北水電公司，1919年成立浦東電氣公司。

二十世紀上半葉時局的動蕩從另一個方面促進了大上海都市人口和資本的聚集。由于租界治安良好、就業機會眾多，每次國際國內發生戰爭、鄉村內陸經濟蕭條，都會引起上海人口的激增。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也是難民們的偏安之所。這片七十五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居了三百多萬人口，既是中國最為西化和現代化的都市，也是一個貧富兩極分化最為極端的地區。租界內外，現代與傳統、激進與落后，白銀帝國數十年對外通商聚集起來的財富、依賴“帝國主義”貿易傾銷逐步成長的買辦階層，與底層民眾的赤貧，都鮮活地并存于在這遠東第一大都市之中。在三百多萬人中，居住在不同治權下的居民享受著截然不同的城市與設施，例如：能夠享受自來水供應的上海居民僅有六萬戶，煤氣用戶兩萬戶不到；在上海的幾個華洋電廠，系統各有標準、互不統一；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租界到了夜晚仍燈火通明、車馬喧囂（“夜上海”），而南市和閘北如中國大陸廣大鄉村地區一樣，隨著日落即陷入黑暗之中。在高達每平方公里二十萬人的人口密度之上，普通市民的公共衛生和健康狀況極為惡劣。根據戰后1946年8月市民政處的統計，全市出生人口3760人，死亡人數3310人，是前者的90%；而閘北棚戶集中地區，出生14人，死亡47人，比例為一比三。

在烏蘇拉拜訪的棉紡廠和絲織廠里，勞動力以女工和兒童為主，大多數女工的年齡不過是16歲至22歲之間，而多數兒童看上去不過10歲，他們每天在炎熱的工廠和震耳欲聾的噪音下工作12個小時，“嬰兒們躺在機器旁邊，母親們則用赤裸的雙手從幾乎沸騰的水中撈取蠶繭……”

在浦東的棚戶區，“有些棚子是用廢舊鐵皮搭起來的，既無窗子又無磚石；沒有地板，一個做飯用的小爐子就放在棚前的露天場地里。人們的模樣簡直無法描述。成年人幾乎光著身子披著幾塊破布片走來走去。這里有上千棟這樣的小棚子。”

（本文節選改編自侯麗、王宜兵著，《鮑立克在上海：近代中國大都市的戰后規劃與重建》，同濟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本文曾提交2017年7月由上海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舉辦的“跨學科背景下的城市人文遺產研究與保護”國際學術研討會討論，并在會后進行了修改。本文經作者審訂，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