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荷蘭，多數大學不提供住宿，學生需要自己租房，或是通過和學校合作的中介租房。聽荷蘭人說，畢業生通常在工作了兩三年后就會計劃買房，因此,大學生以及剛剛工作的年輕人成了荷蘭租房隊伍中的主力軍。在阿姆斯特丹、烏特勒支和萊頓等城市，學生人口密集，用房緊張。政府為分散主要城市的住房壓力，鼓勵荷蘭學生住在家中，為他們免去往返學校的火車費用。

荷蘭總人口約1700萬，根據歐洲統計局（eurostat）的數據，截至2016年，三成的荷蘭人口選擇租房，七成的人口選擇買房。荷蘭總共有約300萬戶出租房，其中將近75%為社會住宅（social housing），由住宅協會（Housing Association）負責硬件和軟件的管理。目前，社會住宅的最高月租限定為710歐元。住宅協會每年需要將80%的社會住宅租給年收入低于35739歐元（注：約合人民幣28.2萬元）的住戶。

社會住宅低于市場價格的月租由政府補貼，而社會住宅的扶助對象擴大至廣義上的弱勢群體，比如老人、殘疾人，甚至青年學生。真正的無收入群體只占社會住宅住戶的5%。雖然荷蘭政府支持社會住宅的初衷之一就是減少貧民窟的存在，但一些社會住宅還是變成了治安不好的“移民社區”。因此，荷蘭政府開始改革社會住宅。比如進行社會住宅與私人住房的混合，并把一些社會住宅租給學生。

盡管如此，在我所居住的城市萊頓，租房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在每年的開學季，租房幾乎就是看運氣。很多朋友一個多月都找不到房，只能在旅館住兩天，再到朋友家蹭住兩天。不過，一旦在這里租到房，居住的條件就會得到一定的保證。

荷蘭城市萊頓（Leiden），拍攝于萊頓最高點Burcht van Leiden。圖片來源：Timothy Holm

以房客為中心的租房環境

我的學姐王璐是萊頓大學人文學院的博士生。去年十月中旬，她來到萊頓，跑遍了所有中介都沒有找到房子。來荷蘭前，她在微信上認識的一位校友，沒有房子的兩周就在這位校友家蹭住。后來，她在朋友的朋友的介紹下，非常幸運地找到了一間房子。

這間房子有一位非常友善的房東鮑比（Bobbi）。鮑比家一共有三層，是典型的荷蘭房屋。他自己住在一層，把二三層租給學生。每位房客都有自己的房間，但同一層樓的房客需要共用浴室和廚房。鮑比每周都會上樓檢查洗衣機等電器是否運轉良好，主動問房客有沒有什么困難可以幫助。有一次王璐告訴鮑比她房間的頂燈壞了，鮑比收到信息后十分鐘就上樓幫她換上了新的燈泡。

鮑比很注意營造良好的居住環境。他只把房間租給看起來比較好相處的女學生，并在簽合同的時候告訴她們，產生矛盾是在所難免的，如果需要，他愿意在租客之間進行調解。

有一陣一間房空閑了，一位叫卡羅琳（Caroline）的房客申請在這里住一年，但鮑比只同意租給她半年。鮑比跟其他房客解釋說，因為卡羅琳已經工作了，像個老師，而其他房客都是學生，容易影響其他人的居住感受。果真，卡羅琳在的時候，大家都不太敢發出聲音，覺得住在卡羅琳旁邊很有壓力。王璐說卡羅琳經常讓她感到尷尬：“有一次快12點，我在廚房里刷牙。卡羅琳跑過來跟我說以后必須在11點前刷牙，否則會影響她的睡眠?！?/p>

在和卡羅琳合租的經歷之后，王璐非常渴望有一間完全屬于自己的房子。萊頓大學有專門提供給博士的宿舍樓，不過需要排隊申請。在鮑比家住了半年后，王璐收到了DUWO（注：DUWO是與荷蘭高校合作的學生房屋中介）的郵件，告訴她可以搬進博士樓了。博士樓位于火車站附近，原本是解剖樓。通向王璐房間的走廊里掛著解剖的相片，向每位訪客講述著這里的過去。她的房間總共有33平米，月租650歐元，此外還需要支付50歐的水電費和30多歐的污水處理費。

荷蘭和其他幾個歐洲國家一樣，受到二戰后的左翼思潮影響，會給租客提供房屋補助，以促進社會財富再分配。王璐告訴我，她每個月可以拿到200多歐的房補。補貼下來的房租和之前的住處幾乎相同，但她現在住在市中心，還擁有了完全屬于自己的獨立空間。

學生房屋中介DUWO的英文網站。

“荷蘭的房租比較穩定，聽說我之前住的房子一年都沒有漲過價?，F在的房租每年會漲一點，但是房補也會漲，所以一起算下來，大概房租每年只會漲價5歐?！焙商m的博士一般需要讀四到五年。房租的穩定讓王璐感到欣慰，這意味著接下來的幾年她都不需要為搬家而擔憂。

事實上，荷蘭法律規定了房租的限額，房東漫天要價或是隨意漲價的行為是不被允許的。在荷蘭，房屋根據面積大小以及設施情況的不同會有不同的評分，最高的房租需要根據這一評分來計算。如果房租高于限額，房客可以在簽定合同后的六個月內舉報房東，要求降低房租。這一舉措旨在讓不同的人共享同一片土地，保持城市與社區的多元化。荷蘭人不希望阿姆斯特丹成為雅皮士（yuppies）的專屬。他們希望阿姆斯特丹比巴黎、倫敦和紐約更親民而有活力。

荷蘭還有很多出租房沒有家具，需要房客自己去倒騰。雖然，購置家具對于租房者來說非常麻煩、費勁。但房客有機會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設計這個暫時屬于自己的家，有利于提高租房生活的品質。購買家具時，居住在荷蘭的年輕人會首先考慮二手店，那里的家具價格遠低于宜家這樣的家居市場。運氣好的時候，還會遇到很多成色不錯的物品。王璐現在的家中就有很多件家具來自二手店。她用這些以白色為主色調的家具，打造出了自己所鐘意的極簡主義家居風格。

萊頓二手家具店。圖片來源：作者

此外，在荷蘭，房客在捍衛自己權利時非常主動。王璐所在的博士樓有一個居民委員會，專門負責維護住戶權利，還會不時地組織一些集體活動。博士樓里住著幾百號人，但只有幾臺公用的洗衣機，很多房客需要洗衣服卻排不上隊。為改變這一情況，委員會負責人挨家挨戶地敲門，募集簽名，向中介要求增加洗衣機。

博士樓旁邊是一幢商品住宅樓，挨在一塊的兩棟樓使用了兩套不同的垃圾處理系統。扔垃圾時，博士樓的房客需要刷卡并扔進指定的垃圾桶，而商品房的住戶有專門的無需刷卡的垃圾桶。有時候博士樓的房客會往商品房的垃圾箱里扔垃圾，會被商品房的住戶嚴厲阻止。即使對方的行為并不會對自己造成多大的危害，荷蘭人還是覺得必須要講規則。

由青年人引導的租房文化

我在萊頓新生周時認識了臺灣女生黛拉。她今年26歲，已經是一位四歲孩子的媽媽。從臺師大中文系畢業后，她教了五年中文。在前兩年教書的過程中，她覺得遇到了瓶頸，需要進一步學習才能在工作中更有底氣。

黛拉在去年7月收到萊頓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那時候向學校申請房子已經太晚，最終被分到海牙的一間房子，房租650歐。于是她拒絕了那間房子，開始自己找房。她先上了幾個租房網站，沒什么成效后又轉戰Facebook社群。有了一次險些受騙的經歷之后，她在Facebook上找到了一間250歐的房子，離市中心步行5分鐘。房東答應等她來荷蘭后先看房，再交房租和簽合同。黛拉覺得各方面都還算合適，就決定住在那里。

Facebook萊頓租房小組。

和王璐的第一間房一樣，黛拉的第一間房也在傳統的荷蘭老房子里。那里一共三層樓，樓梯又長又窄，布局局促。黛拉與一個在工作的荷蘭人和一個在讀博士的澳大利亞人合租。她的房間分為上下兩層，床墊放在二層，爬梯子上去以后必須彎腰低頭，坐下后也直不起身子?！拔业谝恢芩谀抢?，起床的時候磕了三四次頭。躺著的時候也覺得很壓迫。” 黛拉一邊說，一邊用手比劃著二層的高度。后來，她把床墊拖到了一層，原本擁擠的空間變得更加不堪了。每次想要打開衣櫥，黛拉都需要先把書桌前的凳子移開。

典型的荷蘭房屋景觀。圖片來源：Timothy Holm

第一個學期快結束時，黛拉重新開始在Facebook上找房子。她覺得，通過社交網絡找房的好處是沒有中介費，房租也比較低，這樣就可以省下一筆費用。在重新選擇房子的時候，除了考慮房間大小，黛拉心底里還有另一個想法。離開校園五年后，她希望能夠多和年輕的學生們待在一起，找回校園的感覺。因此她希望下一間房最好是在學生公寓。

她在Facebook上看到學生公寓中的一間房。這層學生公寓一共有18間房，每間月租不到300歐。不過想要租其中的一間房子沒有想象中的那么簡單。申請者需要經歷一場“群面”，在荷蘭文中叫“hospiteeravond”，意思是“好客之夜”?！昂每椭埂笔遣簧俸商m年輕人選擇合租者的方式。黛拉參加的“好客之夜”從晚上7點開始，到9點結束，會有8-10位申請者和所有現居的房客一起參加。第一個環節是所有人的自我介紹。接下來申請者需要跟每位房客聊天，房客根據申請者的表現在9點到11點進行投票，選出最合適的申請者。因為所有房客都是荷蘭人，大家都說荷蘭語，只有和黛拉說話的時候語言會切換成英語。那晚，黛拉努力地克服自己的尷尬，盡力去跟每個人都說話，最終被幸運地選中了。

黛拉居住的學生公寓外景。圖片來源：DUWO

除了在選擇合租人上享有權利，住在這套學生公寓里，每位房客也需要履行不少的義務。比方說，他們有嚴格的清潔值日表，其中一位房客專門負責檢查衛生情況，清潔工作不合格的房客就會被罰款。有一周，黛拉負責打掃廚房，周一到周五都打掃得干干凈凈。但周六那天沒在家，就被罰款了6歐元。那時候正逢考試周，黛拉覺得壓力很大，還要辛苦地打掃衛生?！澳翘?，我躲在衛生間里大哭?！摈炖X得荷蘭人有時候太過刻板，以至于沒有人情味。

比起上一次的租房經歷，黛拉覺得選擇住在學生公寓的確有一些好處。她借此機會得以了解荷蘭人都是怎樣生活。室友們通常也都很熱情，會叫她一起去健身房，帶她去逛唱片店、古著店。“和一群年輕人住在一起，可以擴大自己的社交圈子。以前我都是邀請朋友來我家，現在我也可以和室友們一起玩了?！摈炖@樣描述自己現在的租房生活。

我在萊頓這一年也住在學生公寓中，對青年人帶給租房生活的活力深有體會。我所居住的“司馬樓”（注：荷蘭名為Smaragdlaan，中國學生按照發音給這棟樓擬了一個中國風的名字）有一個微信群和一個Facebook群，都是房客自發組建的。因為大家都是臨時的租客，不可能買齊所有要用的東西，大家就會在群里互相借東西，有時候也會提供其他幫助。房客要搬走或是離開萊頓時，還會在群里發布轉賣家具和生活用品的信息。

Facebook司馬樓小組。

除了在生活上互助外，我們也會以“約飯”為借口和鄰居進一步交流。剛住下不久，我就在微信群里號召大家一起做月餅，煮火鍋，包餃子。幾次吆喝之后，我們就在樓里形成了一個十多人的“約飯小分隊”。大家來自不同的專業背景，有的是本科交換生，有的是研究生。我們一起做飯，也一起交流生活中遇到的問題。我的美國朋友Andrew也會在司馬樓里組織活動。他的派對會讓每個人帶上一個菜（或是一歐元），既減輕了組織者的負擔，又可以為鄰居之前的交流提供話題。開派對時，Andrew總是會帶上他的班卓琴來助興。去年，大家還慶祝了“慕尼黑啤酒節”（Oktoberfest）和印度排燈節（Diwali）?？梢哉f，“司馬樓”的租房生活里充滿了不同文化的交流與碰撞。

居住在萊頓的這一年，我在自己的經歷和朋友們的故事中看到了荷蘭人對于規則的守護和對于權利的捍衛。有時候我們甚至覺得荷蘭人過于死板和無聊。不過，他們的“一板一眼”保證了房客最基本的租房權利，印證了中國的老話“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此外，在荷蘭輕松而慵懶的社會環境中，年輕人能夠并且愿意在日常生活中創造出創新租房的形式，為荷蘭的租房生活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