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刻爾克》與英國退歐

自7月陸續在英美上映以來，克里斯托弗·諾蘭的新片《敦刻爾克》在媒體上引發了大量討論。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人們將這部根據二戰著名歷史事件“敦刻爾克大撤退”改編的影片和英國退歐的現實政治聯系了起來。

電影《敦刻爾克》劇照。

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日前在《波士頓環球報》以“敦刻爾克的意義”為題撰文，稱電影《敦刻爾克》的放映是一個受歡迎的提醒，提醒人們英國歷史上曾經發生過比去年的退歐公投更大的災難，“我們把更糟的事情做到了最好。”

弗格森表示，自己本來是反對退歐的，去年還曾發出警告稱退歐公投可能將英國送往“通向地獄的旋梯”，而支持退歐的政治家許諾的優厚條件也不出意料地沒有兌現。但是，現在《里斯本條約》第五十條已經啟動，要停止退歐進程是難以想象的，如果重回歐盟，英國在和其他歐盟國家的關系中將處于下風。弗格森現在轉而認為英國退歐對英國和歐盟都有好處，因為歐洲大陸諸國想要一個聯邦歐洲，而英國從來不想要，換句話說，英國不準備像其他歐洲國家那樣忍受德國的優越地位。因此，盡管退歐的代價巨大，弗格森仍認為，“正如1940年不是考慮和談的時候，現在也不是重新考慮（是否退歐）的時候。”

而在《紐約時報》觀點欄目刊登的“敦刻爾克精神無法把英國從退歐的失敗中拯救出來”一文中，珍妮·拉塞爾（Jenni Russel）表示自己非常希望這部電影沒有在這個歷史時刻放映。在影評人對其“灼熱、復雜、不妥協地表現了戰爭和死亡的野蠻”的一致好評聲中，這部影片通過為了有朝一日再次戰斗而英勇撤退的敘事，傳達的根本觀點是，不管概率有多小，英國最終總是能夠獲勝，這無疑將助長英國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而在這個國家正在錯誤地走向退歐的檔口，沒什么比這種集體心理更能起反作用的了。

拉塞爾認為，英國在經濟、教育、技術、勞動力等各方面的劣勢過去都通過和歐盟的緊密關系而被掩蓋了，而現在正在逐漸暴露出來，其后果將是嚴峻和持久的。她在文章結尾指出，敦刻爾克之所以在今天被充滿感情地回憶，僅僅是因為最后英國是在贏的一方，而決定最終結果的并不是英國人民的大無畏精神，而是因為美國帶著具有壓倒性優勢的資源參與到了戰爭中來。今天，當我們踏上撕裂與鄰國、友國關系的危險道路時，沒有同盟會來拯救英國。

亨利·曼斯（Henry Mance）則在《金融時報》撰文指出，《敦刻爾克》不會在退歐問題上教我們任何事，必須對把歷史作為連接當下的跳板的人保持警惕。曼斯認為，歷史能夠提供信息、說明、娛樂，但很少有指導功能。寄希望于用過去來解釋當下就像是把地形測量圖上的等高線當作道路一樣錯誤。在他的記憶中，作為一部歷史電影，《敦刻爾克》引起的反響是前所未有的，各國的影評人、學者都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評論。但曼斯認為，《敦刻爾克》不該被當作政治足球，這部電影探討的不是身份認同，而是人性，而且刻意回避了政治。如果說這部電影傳達了什么政治觀點，那就是它提醒了我們，那些塑造我們生活的力量往往遠離狹隘的政治爭論的。“沒有關于二戰的公投，也沒有關于敦刻爾克大撤退的宣言，恐怖的展現是遠在公眾預想之外的。我們希望把自己想象成個體，自己的電影的主人公，個人命運的決定者，但當炮彈紛落在敦刻爾克沙灘上時，人根本不是這些東西。”

曼斯指出，將歷史放入政治是充滿誘惑力的。馬可龍（無論好壞）是新的拿破侖，退歐支持者和退歐反對者喚起了帝國的幽靈，委內瑞拉政府和反對派主張西蒙·玻利瓦爾的遺產。但事實上，只有少數像大屠殺這樣的歷史事件是具有教諭性的，大多數時候歷史都是含混的，能夠教我們人類行為，但很少能為政治困境提供答案。因此與其推崇或拒斥民族神話，不如專注于討論當下問題的事實情況。

誰在否認全球變暖？

近日，《紐約時報》發布了一篇題為“這不是你想象出來的：夏天越來越熱了”的文章。NASA退休氣候科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詹姆斯·漢森（James Hansen）的一項研究顯示了1950年代以來，夏天的溫度逐漸趨向于極度炎熱。

漢森和他的兩位同事通過比較1980年代以來每個十年的實際夏季溫度得出固定基準平均值。以此為基礎，從1951年到1980年，北半球三分之一的夏天被認為是“正常”，三分之一為“寒冷”，三分之一為“炎熱”。1980年以后，夏季溫度急劇變化，2005年到2015年，三分之二的年份落入“炎熱”，更有15%進入了一個新的分區：“極度炎熱”。

盡管如此，全球變暖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上周，Project Syndicate發布了“揭開氣候變化否認者的面具”一文，作者本杰明·弗蘭特（Benjamin Franta）曾經是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貝爾弗爾科學與國際事務研究中心研究員，目前在斯坦福大學攻讀科學史博士學位，致力于環境政策和科學操縱方面的研究。他指出，距離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提出25年后的今天，世界仍然沒有建立一個能夠有效處理全球變暖的協議，特朗普總統還讓美國退出了巴黎協定，是時候深入檢視造成拖延的力量了。

弗蘭特稱，整個1990年代，美國石油學會（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作為美國最大的石油天然氣貿易協會和游說團體，曾反復多次依賴經濟學家保羅·伯恩斯坦（Paul Bernstein）和大衛·蒙哥馬利（W. David Montgomery）創建的經濟模型，聲稱環境友好型政策將會是毀滅性地昂貴，帶來的失業和經濟成本將超過環境收益，從而成功地通過游說推遲了氣候變化解決方案相關措施的采用。例如在1990年在京都舉行的氣候變動框架條約第3次締約國會議的準備階段，美孚石油公司通過刊登在《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的一則廣告，宣稱基于“查爾斯河公司發布的一項研究”，“限制排放二氧化碳的成本將在每噸200-580美元”。而美孚沒有說明的是，伯恩斯坦和蒙哥馬利分別是這份研究報告的第一、第二作者，而為這項研究提供資金的正是美國石油學會。

弗蘭特認為，伯恩斯坦和蒙哥馬利的研究是有缺陷的，他們無視了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認為清潔能源的價格和化石能源相比永遠不可能有競爭力，這不是真的，他們聲稱發現的結果事實上是出于假設。

然而，石油天然氣工業通過濫用公眾的信任獲取了豐厚回報，美國人民最終選舉了小布什擔任總統，他讓美國退出了《京都議定書》。16年后，特朗普在白宮玫瑰園發表演說，稱《巴黎氣候協定》將給美國經濟帶來毀滅性打擊，使美國在2025年前失去主要集中在制造業的270萬個工作崗位。這些數據來自國家經濟研究學會，特朗普援引的這份報告的第一第二作者同樣是伯恩斯坦和蒙哥馬利，這一次他們受雇于總部位于華盛頓的智庫和游說團體“美國資本結構委員會”，這一機構歷史上曾經委托進行有嚴重缺陷的、質疑環境政策的研究。

從1990年代以來，石油天然氣工業及其盟友在阻礙美國支持關鍵性的全球氣候變化倡議上已經爐火純青，而且從來不需要改變套路。除了委托進行宣稱環境友好型政策損害美國經濟的研究以外，這一工業還反復聲稱針對全球變暖的政策“僅對美國有害”、“不會降低風險”以及“阻礙扶貧”，這三點在特朗普退出《巴黎協定》的宣言中均有出現。

弗蘭特指出，如果歷史再次重演，那么未來幾個月我們會看到：工業資助的經濟學“研究”，閃亮的網絡內容，智庫報告，偽裝成草根組織的打磨拋光過的前線組織。這些是化石燃料工業及其盟友用來妨礙、 阻止和控制環境政策的策略中經時間檢驗的組成成分。為了人類的利益，我們不能再讓他們故技重施，這意味著追蹤資助推遲環境政策實施的偽科學的資金和揭露被指派在公眾面前辯論的學者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