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隨著各州爭相通過禁止“批判性種族理論”的法律，許多州的保守組織設置了舉報機制，方便家長和學生審查和投訴教授該理論以及“爭議性”內容的教師。面對舉報帶來的壓力，許多教師開始進行自我審查，并且不再愿意觸及具有爭議性的話題。家長認為教師應該提醒家長，自己會將有爭議的主題納入課程的計劃，甚至呼吁讓家長提前審查教學材料。一直以來，社區都不希望教師在一個問題上呈現“雙方”觀點，他們更希望教師強化當地的規范；而限制公立學校教師去處理爭議性問題的一直是公眾本身。深受這種不信任之苦的教育工作者，通常會選擇那些他們認為不會激怒任何人的話題。然而，許多教師表示將會團結一致，與審查和舉報進行斗爭。最終，這些斗爭的結果將由某些家長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學區，以及教師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護他們的自主權來決定。本文原載于《新共和》，作者Rachel M. Cohen，中譯略有刪減。

過去10年來，西雅圖中心學校（Center School）的一名社會科學（Social Studies）教師喬納森·格林伯格（Jonathan Greenberg）堅持為高中生開設一門名為“公民權和社會正義”的高級課程。格林伯格肩膀寬闊，眼神深邃，舉止熱情，他請來演講者講述他們的種族主義經歷，并邀請他的學生一同進行分享。有時，他按種族將他們分開，以便他們能以更私人化的方式來考慮問題。在一個被稱為“基于親緣關系的核心小組”的練習中，他可能會問白人學生：“在學校打擊種族主義的過程中，白人能發揮怎樣的作用？” 同時，有色人種學生會分享他們如何應對自己所面臨的歧視。

2021年4月12日，,美國明尼蘇達州，美國明尼蘇達州一名非裔男子達恩特·賴特11日遭警方槍擊身亡后，布魯克林中心市雖然實施了宵禁，但執法機構工作人員和抗議者之間的沖突已持續兩日。

格林伯格根據“勇敢的對話”組織制定的指導方針設置了自己的課程。該組織成立于1992年，旨在幫助教師促進有關種族問題的對話。該組織希望其討論由四項協議構成：保持參與，期待經歷不適，說出真相，以及接受缺少結局的情況。格林伯格認為，坦率地談論與種族主義的遭遇，將有助于讓人們關注他所處的那所白人占多數的公立學校中的“少數族裔斗爭”，并幫助他所有的學生將他們目前的生活與種族的歷史聯系起來。

2012年12月，格林伯格班上一名白人學生的家長向校長投訴。他們聲稱，格林伯格不僅創造了“一種充滿情緒的課堂環境”和“恐懼氣氛”，還煽動了“種族仇恨和偏見”。該投訴被提交給了學區，在一個月內，西雅圖公立學校啟動了一項人力資源調查，并告訴格林伯格，在調查結束之前，他不能教授種族主義課程或性別課程。除了這名父母提出投訴的學生外，校方沒有采訪任何學生，也沒有去了解他們在這門課上的經歷。到2013年2月中旬，校長寫信給格林伯格，說他的課程對該學生造成了“恐嚇”氣氛，并“擾亂了其他人的教育環境”。之后，學生們開始分發請愿書，要求恢復這門受到“勇敢的對話”啟發的課程；最終，他們收集了1000多個簽名。一天，當另一位老師指導格林伯格的班級時，一些學生在請愿書上簽名。最初反對的家長提出了第二次投訴，這次是對騷擾的投訴。幾個月后，學區把格林伯格轉到了另一所學校。

九年過去了，各州爭相通過禁止“批判性種族理論”的法律。在右翼人士的使用下，這個術語幾乎意味著所有涉及系統性或結構性種族主義的課程，全國各地的教師都在思考，自己是否也會遭遇類似的命運。截至2022年1月底，超過35個州已經提出法案或采取其他措施，限制課堂上對種族和性別的討論，至少有14個州通過了法律或指令。各地的法律內容有一定的差異。例如，在田納西州，立法者禁止公立學校教學中出現11個“概念”。教育者不允許宣傳“種族之間的分裂或怨恨”，或暗示個人應因其種族而感到“不舒服”、“內疚”或“痛苦”。在愛荷華州，立法者禁止將該州或國家描述為“（存在）系統性的種族主義或性別歧視”。

對教師來說，這些法案最令人擔憂的方面之一是其模糊性。例如，俄克拉荷馬州的法律禁止教授一個種族或性別在本質上優于另一個種族或性別的概念，但立法者拒絕澄清教育者應該如何教授關于“那些贊同至上主義觀點的個人”。德克薩斯州的法律規定，任何有爭議的問題都必須“以沒有政治偏見的方式”來進行教學，但卻沒有界定什么算是“有爭議的問題”。違反新規則會帶來嚴重的后果。教師可能被解雇或失去執照；學校的資金可能被削減。毫無疑問，由于這些法案沒有闡明應該如何遵守新規定，教師們已經開始出于恐懼而開始自我審查他們的課程。

他們的焦慮并非毫無根據。在新罕布什爾州，該州教育部創建了一個在線表格，以幫助家長和學生提出投訴。保守派團體“自由母親”（Moms for Liberty）甚至承諾，將向第一個“成功抓獲”違反新罕布什爾州新法規的教師的人支付500美元。即將上任的共和黨州長格倫·楊金（Glenn Youngkin）在上任10天后宣布，弗吉尼亞州將為家長提供一項舉報服務，方便家長“向我們發送他們認為行為不端的教師的報告和意見”。一個名為“拯救德克薩斯兒童”的組織致力于“打擊批判性種族理論和任何其他形式的覺醒政治”，它向達拉斯的教師們發出郵件，要求他們舉報教授批判性種族理論或“非二元性別”概念（gender fluidity）的同事的姓名。2021年12月，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州長羅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提出一項法案，允許家長起訴那些允許據稱以批判性種族理論為基礎課程的學區，并讓被起訴者承擔律師費。

多年來，學校文化戰爭一直是圍繞上帝和祈禱，以及“如何”或“是否應該”教授進化論和性知識來展開的。但在過去的十年里，斗爭更多地轉向我們如何構建美國的過去，特別是我們如何描述美國的種族主義和殖民歷史，以及這些內容與今天的關系。在許多方面，這些辯論更難裁決；法律對政教分離的規定比對歷史課程的規定更明確，而相比變幻莫測的歷史解釋，進化論則更加明確。例如，教育工作者應該如何描述美國的西部擴張？這些殖民者是頑固的帝國主義者還是勇敢的拓荒者？致力于反種族主義的學校是否有可能接受“色盲”， 或者這是個充滿矛盾的說法？

公立學校的理論家們長期以來一直擔心將爭議話題帶入課堂的后果。早在1844年，著名教育家霍勒斯·曼（Horace Mann）就曾對這一點發出過警告：“如果有一天，學校教室將成為發酵所有政治和宗教方面激烈意見的大鍋。等到那一天，我們光榮的公立學校系統的命運將被封死，迅速的毀滅將淹沒學校。”事實上，如果在美國的教育史上有一個不變的現象，那就是當地社區在教師處理有爭議的問題時持有的懷疑態度。

盡管家長們憂心忡忡，但行政人員強調，公立學校沒有教授批判性種族理論；從技術上來說，他們是正確的。作為一個學術領域，批判性種族理論是一門相對模糊的學科，它研究法律和制度如何根據人們的種族和相對權力，對他們造成損害或使他們受益。它的研究主要是在研究生課程中。然而，那些感覺到變化的父母也沒有錯。一些長期存在的，關于身份和機會的假設在全國各地的K-12教室里受到質疑；同樣的假設在今天的工作場所、媒體機構和國會大廳里也受到了質疑。這些斗爭的結果將與某些家長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學區，以及教師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護他們的自主權有關。

進步團體和教師工會在很大程度上回應了關于批評性種族理論的攻擊，呼吁公眾應該相信教育工作者能夠講授誠實和準確的歷史。這一呼吁聽起來很合理，但其實際意義卻不太清晰，教師是否應該從所有角度教授每個問題？教師應該教授關于每個問題的所有觀點嗎？在一學年的時間限制下，這樣的做法是否實際？年輕人需要知道什么知識才能在一個多元化、全球化的民主社會中茁壯成長？應該由誰來決定這一切呢？

2021年11月中旬的一個周六上午，就在格倫·楊金通過在教育中宣傳“家長權利”贏得弗吉尼亞州州長選舉的幾周后，在第101屆全國社會研究委員會年度會議上，一位名叫安東·舒爾茨基的真誠而慈祥的科羅拉多斯普林斯高中歷史教師向一群教師發表了講話。舒爾茨基是該委員會的主席，他承認近年來社會研究課程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審查，特別是自從《紐約時報》雜志發表了“1619計劃”以來。該計劃收錄了一系列文章和論文，聲稱奴隸制是美國建國故事的核心所在。舒爾茨基說：“教師、行政人員和學校董事會一次又一次地被指控以某種方式向學生灌輸思想。”

他指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歷史課程主導了圍繞K-12教育的公開辯論；而實際可供上課的時間（尤其是在小學和中學階段）卻在過去20年里急劇減少。舒爾茨基認為，各州和學校董事會通過新規定的主要結果是，教師們選擇完全回避某些話題。但是，他懇求教師們盡量不要這么做。他表示，這是一個“我們為社會科學團結一致的時刻”，“用我們的集體聲音來反對無知、不公正和冷漠”。

在為期一周的虛擬會議上，許多小組圍繞“針對批判性種族理論的壓力”展開了討論。其中一個報告：“去白人中心化：一個學區的方法”探討了明尼蘇達州最大的阿諾卡-亨內平（Anoka-Hennepin）學區對歷史課程所做的改變，以反映其不斷變化的人口需求。像許多其他郊區一樣，阿諾卡-亨內平學校收納了明尼阿波利斯北部，一個極大的地理區域內的學生，包括自由派的內環郊區、保守派的郊區和農村地區。在過去15年里，該校的學生明顯變得更加多樣化。非白人學生現在占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一。該選區的一些人在2020年投票給了特朗普，其他人則傾向于支持拜登。左翼的伊爾汗·奧馬爾（Ilhan Omar）和極右翼的湯姆·埃默（Tom Emmer）在國會代表了該地區父母的立場。

蓄著大胡子的35歲教學專家丹·博德威爾（Dan Bordwell）主持了這場“去白人中心化”的演講，他描述了學區的教育工作者自2017年以來，為將更多不同的聲音納入社會科學課程所做的工作。博德威爾問道，當學生們學習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時，他們是否也了解了啟發該案的學生琳達·布朗和她的家庭？當他們了解到前內戰時期后，他們是否聽到了黑人女同性戀者的觀點？在明尼蘇達大學非裔美國人研究歷史學家基思·梅耶斯（Keith Mayes）的幫助下，阿諾卡-亨內平學校的教師們在努力確定他們可以在哪些方面“注入”關于種族和種族主義的新討論，同時仍然遵循明尼蘇達州的社會科學研究標準（最后一次更新是在2013年）。該校還設立了一門獨立研究的黑人歷史選修課，并加強了專業發展，旨在幫助教師吸納來自弱勢群體的敘述。博德威爾解釋說，這是為了“講述（并展示）一個更完整的畫面”。

越來越多學區的負責人表示，幫助學生在課程中認識自己，將使所有人獲得更高的學術成就和更深層次的學習。2019年，阿諾卡-亨內平學校發布了一項公平和成就計劃，為其社會研究部門已經開展的工作提供了更多支持，將少數族裔的觀點推向前沿。

但并非所有家庭都認為這些變化是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在過去的兩年里，隨著家長們開始動員起來反對批判性種族理論的幽靈，該地區發生了很多變化。在擁有550多名成員的阿諾卡-亨內平學校家長小組中，家長們對過度“覺醒”的教師培訓和學生學習的其他方面大肆抨擊。這個Facebook群組的創始人克里西·埃里克森（Krissy Erickson）告訴我，在她兒子所在幼兒園的學校的校長與雙子城（Twin Cities）里的其他學校校長簽署了一份名為“Good Trouble”（好麻煩）的承諾書后，她開始創建這個群組。該承諾書承諾“去白人中心化”和“拆除強化白人學術優勢的做法”，如重點照顧優秀學生。以前從未參與過家長活動的埃里克森開玩笑說，“熊媽媽最近才出來”。在8月底的一次學校董事會會議上，她宣布她和她的家長同伴們“再也不會被逼沉默了”，并批評向員工灌輸的“與批判性種族理論有關的意識形態”，家長們表示這些意識形態已經“直接滲透到了學生的作業中”。埃里克森表示，她“全力支持教師”，但她堅稱，“我們需要反思的唯一真正的特權，是我們所有人在美國生活所擁有的特權。”

明尼蘇達州其他成千上萬的家長（主要是白人）也在抗議政府提出的社會科學研究標準，該標準首次將民族研究納入所有學生的核心內容。根據當地保守派智庫“美國實驗中心”發起的一份請愿書表示，這些將于2026年生效的標準反映了“對美洲原住民歷史的執著”， 并用“占據主導和非主導地位的敘述”和“被忽視的聲音”取代“客觀的歷史知識”。去年11月，阿諾卡-亨內平地區的居民選出了一名學校董事會成員馬特·奧德特（Matt Audette），他以一種強烈的，反對批判性種族理論的態度參選。

一些社區內的可疑成員根據信息自由法案要求博德威爾提供電子郵件記錄，他敏銳地感受到壓力的增加。他在2020年2月提交了“去白人中心化”會議的想法；他說，如果他有機會在一年后重新策劃演講，他可能會為自己的演講提出一個不同的名字：“我們有一些教師就像在蛋殼上行走，擔心他們會被學生或家長拍到照片，擔心他們會因為所做的工作而遭受不公平的針對。”

在我的要求下，埃里克森在她的臉書群組里向其他家長發問，去了解他們如何看待教師對報復的恐懼。她告訴我，有些老師是“明顯的激進分子，他們會不惜一切代價來宣傳自己的觀點”。但她認為，只要教育工作者“提出事實和多種觀點”，大多數家長就會滿意。她解釋說，她的小組成員認為，種族、性別的問題“已經從各個角度扔給了我們的孩子”；他們希望“簡化事情，（教師應該）回歸到教育和學術上來”。作為一種妥協，埃里克森提議將某些課程設為選修課程，或者向家庭提供有關單元討論的通知，并允許他們在不同意的情況下選擇退出課程。在這一點上，她響應了反批判性種族理論群體的共同呼吁，他們認為教師應該提醒家長，自己會將有爭議的主題納入課程的計劃，甚至呼吁讓家長提前審查教學材料。

如果埃里克森小組的成員，以及類似的家長認為他們會支持納入多種觀點，他們應該對一些旨在幫助教師解決爭議問題的非營利性教育團體的工作感到放心。Close Up就是這樣一個團體。Close Up成立于1971年，其設立的最初目的是為了將學生帶去華盛頓特區旅游。Close Up鼓勵對激烈的政策問題進行“思考和討論”，并將其作為幫助學生建立共識的一種方式。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和北卡羅來納大學格林斯博羅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Greensboro）的教授們在去年夏天發表了一項關于這種模式的研究。研究發現，在以深思熟慮而非辯論為目的的課堂政治討論中，高中生感到更受尊重。

2021年4月11日，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布魯克林中心警察局前爆發示威活動，抗議非裔男子被警察槍殺。

例如，使用Close Up方法的班級可能會問，例如，需要通過什么政策（如果有必要的話）來改革警察的日常執法？學生們將了解到與其他群體相比，美國黑人遭遇警察的區別執法的比例更高，并探索解決這一問題的不同政策建議。例如，禁止使用頸部束縛術執法，并回顧支持者和反對者為每個想法提出的論據。最后，學生們將被要求寫下他們將贊成、改變和拒絕哪些建議，并可以提出其他想法。

至少在理論上，我們可以想象這種方法能讓不同政治派別的人都感到滿意。但在某些嚴重兩極分化的問題上，比如無證移民的權利或跨性別學生在學校體育活動中的位置，一些左翼人士認為，即使進行這些討論也是有害的；他們認為，將某些觀點正常化，會對他們所涉及的弱勢人群產生破壞。許多父母右翼則認為某些觀點太過危險，不值得爭論；如，談論變性運動員，會使這些家長明顯拒絕的性別類別合法化，他們認為這種性別分類可能會腐蝕他們的孩子。Close Up的課程設計經理桑特·馬斯特里亞納（Sante Mastriana）說，該組織不支持對所有事情進行討論；某些話題，如白人至上或法西斯主義的功效，是被禁止的。他告訴我：“我們不會接受某些觀點。” 當然，如果有些話題不能被討論，就不可能說意識形態沒有在某種程度上支配著研究的選擇。某個地方的管理者對研究能夠包括和不能包括什么課題做出選擇。馬斯特里亞納說，Close Up的解決方案是依靠多黨派的資源和事實。“除非是那種只是斷然地對事物的性質進行推測，但是卻缺乏提供任何依據的論證，”他說，“否則它可能就是值得解決的問題。”

克里斯·麥克杜菲（Chris McDuffie）是南卡羅來納州私立學校希斯伍德堂（Heathwood Hall）八年級的公民學教師，他在課堂上使用Close Up的教材。他喜歡其“以事實為基礎，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形式。他告訴我：“我告訴孩子們，至少要等三天，至少要查三個消息來源，然后用三條信息或三個問題進行對話，他們才能對當前事件形成自己的看法。沒有人知道我在政治上的歸屬，我為此感到自豪。”但麥克杜菲已經教了21年書，其中12年是在公立學校，他承認在私立學校處理政治問題更加容易，因為他在那里擁有很大的課程自主權。當他在公立學校工作時，一些行政人員由于擔心反感，甚至不支持教師教授時事。

與非營利組織一樣，一些州的學校董事會協會一直在鼓勵當地學區更好地支持教育工作者去教授有爭議的問題，鑒于2021年全國學校董事會協會激烈地政治化，這是一個危險的舉措。去年，該國家團體將在學校董事會會議上將抗議批判性種族理論的家長比作“國內恐怖主義”，這導致21個主要由共和黨控制的州退出該組織，拒絕參與該組織活動和上繳會費。盡管如此，11月下旬，在北弗吉尼亞地區勞登縣（Loudoun County）這個全國家長抗議“批判性種族理論”的中心，學校管理者建議他們的學校董事會采納一項名為“關于爭議性和敏感問題的教學”的政策，該政策是基于弗吉尼亞學校董事會協會（Virginia school Boards Association）推廣的一種模式。

勞登縣的教育副主管阿什利·埃利斯（Ashley Ellis）表示，這些爭議性話題的例子包括奴隸制、殖民、移民和大屠殺。當地報紙Loudoun Now援引埃利斯的話說:“學校的教學內容受到了更嚴格的審查。”“我們的教師要求在如何自信地處理這些話題方面獲得支持。”該地區的一名發言人拒絕就該提議置評。

教師工會也一直在探索如何支持教育工作者去處理爭議性問題。擁有300多萬會員的全國教育協會在組織通過一項示范性的學校董事會政策，該政策肯定了黑人和其他民族研究課程的價值，并承諾為使用“包含不同觀點”材料的教師提供保護。工會也在組織支持學校董事會選舉的候選人。全國教育協會主席貝基·普林格爾（Becky Pringle）告訴我：“我們正在培訓我們的教育工作者，讓他們做好準備，參與到能夠選出那些有權力的權威人士的選舉中。”

但反對批判性種族理論的家長同樣也加大了他們在學校董事會方面的努力。2021年，一個全國性的右翼團體成立了1776項目，以選舉出那些致力于從公立學校課程中“廢除”批判性種族理論和1619項目的校董會成員。該組織支持了七個州的57名候選人，其中41人獲勝。在2022年，它的目標是贏下另外200場選舉。

目前有關課程的一些爭議可以追溯到奧巴馬執政初期。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的當選引發了新的文化和政治反彈，包括如何在學校教授美國人身份認同的爭論。正如教育歷史學家喬納森·齊默爾曼（Jonathan Zimmerman）所觀察到的，批評者開始給民族研究課程貼上“分裂 ”和“非美國”的標簽；2014年，一些團體正在游說反對大學理事會修訂的A.P.美國歷史課程，反對者稱其對美國歷史的評價過于嚴厲。例如，修訂后的指導方針將“天定命運”（manifest destiny）的概念描述為“建立在白人種族和美國文化優越感的基礎上”。天定命運是19世紀的一種學說，認為美國在北美的擴張既是正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共和黨全國委員會（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當年通過了一項決議，抨擊該框架缺少對開國元勛、《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和美國軍事勝利的關注。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說，該框架“強調了我們國家歷史的消極方面，而省略或減少了積極方面”（一年后，大學委員會發布了另一個修訂的框架，其中的修訂成功平息了保守派的批評）。

去年春天，在州立法者開始引入禁止批判性種族理論的法案后，左傾的津恩教育項目（Zinn Education Project）發起了一個“教授真相”的承諾，獲得了數千名教師的簽名。全國教育協會也發布了“支持誠實教育的承諾”。這兩個團體都認為，批判性種族理論的批評者希望教師避免討論奴隸制和紅線等話題，但保守派堅持認為該指控是一個謊言。無論如何，主流歷史教科書確實比過去更好地涵蓋了這個國家令人不安的種族暴力歷史。由教育歷史學家杰弗里·斯奈德（Jeffrey Snyder）領導的一項內容分析發現，當代教科書詳細描述了“從鞭打奴隸和私刑到種族騷亂和教堂爆炸”的一切。據斯奈德說，“教科書中甚至包括最可怕的圖片，這并不罕見，比如1916年5月15日，17歲的杰西·華盛頓在德克薩斯州韋科被私刑處死，尸體被燒焦的照片。”

也許最激烈的爭論是，教師是否應該教授“美國已經克服了種族歧視的黑暗遺產”的觀點，或者如1619項目所言，奴隸制的危害在現在仍然壓迫著美國黑人。一個為教育工作者和學區提供免費資源的全國性社會正義非營利組織：“為正義而學習”（Learning for Justice）在其2021年春季雜志的封面上指出：“白人至上主義影響著美國教育系統的每一個元素。” 在全國社會科學理事會主辦的一場題為“通過批判性調查教授誠實的歷史”的會議上，為正義而學習的主持人問參與者，“你們教授美國奴隸制，包括它塑造了美國人對種族和白人的基本信念的想法時感覺如何?”他們鼓勵教育工作者避免通過“白人、歐洲中心主義”的視角來解釋歷史文本，因為這將使刻板印象永久化；相反，要教給學生有“抵抗性”的讀物。在他們的定義中，這種解讀有助于反種族主義解讀，挑戰占主導地位的文化信仰。

關于如何教授歷史和社會科學的爭論之所以如此棘手，部分原因在于，雖然幾乎每個人都說他們反對種族主義，但在左派內部以及左派和右派之間，對反種族主義教育應該是什么樣子存在巨大分歧。伊布拉姆·X·肯迪（Ibram X. Kendi）是最有影響力的反種族主義作家之一，他反對標準化考試，稱其為“有史以來最有效的種族主義武器，可以客觀地貶低黑人的思想。”其他人認為測試是為邊緣化學生提供公平競爭環境的重要工具，使他們能夠獲得機會并憑實力競爭，他們認為取消測試是對亞洲人的歧視，因為他們在考試中往往表現更好。還有人認為競爭和擇優錄取的想法是白人至上主義的副產品。特瑪·奧肯（Tema Okun）是一位廣受歡迎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問題顧問，她將“緊迫感”、“完美主義”和“個人主義”描述為白人至上主義文化的固有價值觀。在“為正義而學習”春季刊中，一位描述反種族主義教學的教育工作者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她認為，只要“有一種趕在特定期限前完成任務的緊迫感，而這種緊迫感不一定會影響學生的實際增長”，白人至上主義就會出現。

喬納森·格林伯格因為開設“勇敢的對話”課程而受到懲罰，西雅圖的父母們對這一課程大加抱怨，許多其他地區的家庭也反對該課程所鼓勵的理念。甚至那些廣泛同意在課堂上討論種族主義的人，也可能會反對“勇敢的對話”的創始人格倫·辛格爾頓的某些觀點。例如，《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引用辛格爾頓的話說，重視寫作而不是其他形式的交流是“白人的標志”，這可能會傷害到黑人學生。“勇敢的對話”的主席布魯克·格雷戈里（Brooke Gregory）認為，大多數批評該項目的人并沒有參與到項目中來，并誤解了它的目標。她說，重點“不是去妖魔化任何人，不是創造好與壞、對與錯，而是關于所有這些聲音都需要被傾聽和理解。”

大多數有組織的、反對批判性種族理論的家長都是白人，但也并非全是如此。去年春天，黑人母親肖恩特爾·庫珀在勞登縣的一次學校董事會會議上作證，并被國家新聞報道。此后她在媒體上發表了她認為具有攻擊性的教師培訓材料，比如通過信息自由法案獲得的一份材料，將“白人個人主義”與“有色群體集體主義”進行對比。庫珀說，她并不認同“有色人種”一方的價值觀，其中不包括私有財產和獨立等內容。培訓還斷言，“有文化能力的專業人員”不接受色盲，他們應該對自己的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 “承擔責任”。庫珀說：“我不明白，你怎么會不想禁止這種因膚色而造成的分裂和相互分化的內容。”

當我問 “為正義而學習”組織的負責人賈拉亞·萊爾斯·鄧恩（Jalaya Liles Dunn），當下的教育工作者如果采用更激進的資源，可能會面臨政治反彈；對此她的組織應該如何應對？她說她的成員一直在與教師討論如何開發不會讓他們陷入困境的材料。“對于老師能說什么、不能說什么、能做什么，我們都非常實際，”她說。“我們不會完成一個成品，然后說‘這就是老師需要的’……他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他們在第一線工作。”

盡管埃里克森所在的臉書群組中的家長聲稱，社區可能會因為教師對棘手的問題提出多種觀點而感到滿意，但這一觀點沒有得到歷史的證實。甚至在反批判性種族理論法案浪潮之前，美國的大多數公立學校都回避了有爭議的問題。在《爭論的案例》（2017）中，合著者喬納森·齊默爾曼和教育哲學家艾米莉·羅伯遜指出，一般來說，社區不希望他們的學校在一個問題上呈現“雙方”觀點，他們更希望教師強化當地的規范。事實上，齊默爾曼和羅伯遜得出的結論是，對公立學校教師處理爭議性問題的“最重要的限制”一直是公眾本身。深受這種不信任之苦的教育工作者，通常會選擇那些他們認為不會激怒任何人的話題。

另外，法律為那些遭受攻擊的K-12教師提供的保護很少。自保護教師言論自由的高潮以來，已經過去50多年了。1967年，美國最高法院作出了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裁決，認為包括“反對某些意識形態誓言在內的忠誠誓言”違反了教育工作者的第一修正案權利。1968年，法院做出了有利于馬文·皮克林（Marvin Pickering）的裁決。皮克林是一名教師，他曾寫信給當地的報紙，反對學校董事會做出的一項征稅決定，并批評董事會傾向于將資金分配給體育項目而不是學術。董事會解雇了皮克林，但由于他的信沒有批評他每天與之共事的學校員工，而且涉及公眾關注的問題，法院認為他的言論應該受到保護。1969年，最高法院在其著名的廷克訴得梅因案（Tinker v. Des Moines）中裁定，學生和教師都“不得在學校門口放棄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以及表達自由的權利”。

然而，從那以后，法院在很大程度上不再保護K-12水平的教師言論自由，無論是在課堂內還是課堂外。例如，2006年，最高法院裁定，當公職人員在工作場合發言時，他們“不是作為以第一修正案為目的做出公民發言”，因此不應免受雇主的紀律管理。不到一年后，第七巡回法院維持了對一名印第安納州學校教師的解雇，該教師告訴她的學生，她按喇叭是為了回應抗議美國入侵伊拉克的“和平號角”標志，她相信沖突應該以和平方式解決。“學校系統并沒有‘監管’教師的言論，學校沒有雇用這種言論。”法院裁定，她不能在課堂上涉及與當地學校董事會批準的內容不同的話題或觀點。

2021年3月21日，美國紐約，民眾在哥倫布公園參加“停止仇恨亞裔”游行和集會。

美國有近14000個K-12公立學區，幾乎所有的學區都由當地選舉產生的學校董事會管理。這些選舉的投票率是出了名的低，通常只有5%或10%的合格選民。盡管如此，這些代表在法律上有權制定與學校有關的幾乎所有政策，從預算和校車時間表到課程和招生范圍。對他們權力的主要限制來自于州立法者，他們可以限制學校疫苗接種、調控標準化測試，當然，還能做出限制討論種族問題的新規定。

“事實是，我們面對的是一群被束縛的聽眾，”高中經濟學教師史蒂文·庫利森（Steven Cullison）在他主持的全國社會研究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tudies）關于言論自由的演講中說，“也就是說，法律要求學生上學，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求社區為此買單。這意味著社區在公立K-12學校的事情上擁有比大學或私立學校大得多的發言權。” 今年秋天，全國教育協會總顧問愛麗絲·奧布萊恩（Alice O'Brien）在一個播客節目中告訴教育工作者，如果他們身處在一個通過了“禁止教授美國存在系統性種族主義”法律的州工作，他們必須特別注意如何制定課程和回答學生問題。“我希望我不必這么說，”她說，“但事實是，我們確實有成員因為在課堂上宣傳與該禁令相悖的觀點而惹上麻煩。”

如果教育者們不能否認立法者、家長和其他社區成員在制定學校課程方面的利益，那么政治領袖們肯定會冒著風險去質疑家長們的利益，就像特里·麥考利夫（Terry McAuliffe）在過去的弗吉尼亞州州長競選中所發現的那樣。在9月下旬的一次競選辯論中，麥考利夫說了幾句他永遠不會忘記的話。他宣布:“我不會讓家長走進學校，把書拿出來，然后自己做決定。我認為家長不應該告訴學校他們應該教什么。”在競選的最后幾周，楊金的競選團隊將這些言論作為核心，投放廣告并散發請愿書，宣稱“家長很重要”。選舉后的民意調查顯示，麥考利夫的言論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包括支持拜登的選民都把票投給了楊金。

盡管這一事實經常被當代媒體報道所掩蓋，但對學校所教授的內容提出異議的絕不僅僅是保守的父母。整個20世紀，黑人家長在全國城市聯盟（National Urban League）和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的幫助下，對學校董事會和圖書出版商在教科書中發現的種族主義段落提出質疑。少數民族研究課程的出現，也是由于家庭向當地領導人施壓，要求他們在課堂上能被更公平地代表。

也許令人驚訝的是，不僅僅是父母認為父母應該對課程有發言權。去年11月，EdWeek研究中心（EdWeek Research Center）對學區行政人員和教師進行了一項具有全國代表性的調查，63%的受訪者表示，當地家長應該參與選擇課程和材料；盡管只有31%的人說家長已經參與這些選擇了，但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渴望避免爭吵和批評，但超過50%的教育工作者表示，他們支持讓家長選擇他們的孩子不參加他們不贊成的課程、大綱或單節課程；25%的人甚至說他們“完全支持”這個想法。

2013年，格林伯格將被調往西雅圖另一所學校的消息傳出后，其他教師、以前和現在的學生都團結起來為他辯護，他們震驚于校方如此快就屈服于一個家庭的不滿。100多名他的支持者身穿綠色的衣服出現在西雅圖學校董事會會議和學校的畢業典禮上；一位高級發表講話要求格林伯格復職。之后,他的同伴們扯開長袍，露出胸前印有字母“G”的襯衫。盡管第二年格林伯格被迫在另一所中學工作，但一名仲裁員最終裁定，該學區不恰當地使用轉學來懲罰格林伯格，并允許他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

格林伯格仍然在西雅圖教高中公民學，在他二十多年的課堂上，他注意到了變化。他說：“學生們對系統性壓迫的認識比過去要深刻得多。當他過去問他的班級為什么人們會貧窮時，青少年傾向于援引個人選擇。”他說：“現在，人們甚至不愿意提及個人選擇。我把這一點歸功于‘黑命攸關’運動。在過去，我甚至愿意和我的班級來討論‘白人特權'的概念。現在我覺得這甚至不需要一場辯論。”

然而，今天很少有教師相信，在遭到父母的投訴后，他們還能重返工作崗位。格林伯格本人也懷疑，他自己的種族和性別在社區對他的保護中發揮了作用。他告訴我：“我當然覺得受到迫害的有色人種教育者沒有得到這樣的支持。”

明尼蘇達大學的歷史學家基思·梅耶斯幫助了阿諾卡-亨內平學校的教師納入了更多的黑人歷史課程，他認為社區對批判性種族理論的反擊只是“剛剛入門”，是這個過程中的第一步；最終那些人將會把矛頭對準民族研究課程、種族平等倡議和更廣泛的種族主義討論等內容。雖然梅耶斯承認教育者的恐懼是真實的，但他認為教育者最需要的是勇氣。他說：“真正的問題將是抱有善意的白人教師和行政人員如何面對這種反對。這是一個根本問題，我一直在關注這個問題。”教師畢竟也是他們社區的成員；他們可以選舉學校董事會的候選人，在會議上作證，并為他們的利益進行集體宣傳。

最終，隨著社區的不斷爭吵，為法律、規則和文化壓力付出代價的將是學生，這些法律、規則和文化壓力阻止了教育工作者處理所謂的分裂性話題。來自全國范圍內有代表性的學校和個別學校的大量研究表明，與沒有類似課堂經歷的同齡人相比，被鼓勵討論有爭議問題的學生更有可能發展出公民寬容、政治興趣、公民責任感，也更可能參與投票。齊默爾曼和羅伯遜認為，教師“不能簡單地成為國家的傳聲筒，也不能成為（強化）當地社區多數人信仰的渠道”。但是，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我們似乎并不愿意讓教師發揮其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