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的寫作意圖

《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是第二版以后為世界所知的名字；它含有一篇序言，三個分卷和大量尾注。這樣一本內容出奇豐富而復雜的作品，我們難以貿然做簡單的評價，只有上面這則描述還算準確。

托克維爾把這本書帶去巴黎時還沒有寫完。25章的撰寫和修訂皆已完畢，但他尚未加上尾注，前言和結尾也還沒寫完。盡管如此，法國大革命是個爭議不斷的話題，他也即將為之做出偉大的貢獻。

探究這部作品的復雜性，托克維爾寫作意圖的問題首當其沖。他與凱爾戈萊的通信清楚展示了他的文學抱負正處于最高點。凱爾戈萊在好友死后出版的文章更昭示了這一點。托克維爾是一位處于能力巔峰的成熟作家，期望能做出一番成就，與他最欣賞的法國作家（尤其是17世紀作家）比肩。凱爾戈萊一直鼓勵托克維爾向更高的成就邁進。他高度贊美了《舊制度》，但直到朋友去世，才（在引用了托克維爾那句普魯斯特式長度的、對法蘭西民族性的絕妙概括之后）直言“此人是位偉大的作家”，將他與孟德斯鳩、馬西永、帕斯卡爾、盧梭、費內隆、伏爾泰和邁斯特作比。

對于托克維爾的文字，凱爾戈萊唯一可以接受的批判是，雖然它清晰得令人驚羨，但思想內涵過于厚重，膚淺的讀者難以讀懂—托克維爾肯定會對此感到高興，而且這樣做也無可厚非。他喜歡和凱爾戈萊說，自從《論美國的民主》第二版以來，他的文字變得越來越簡明扼要。這個變化是無可置疑的。他的文字嚴謹而靈活，簡約而帶諷刺，無不開門見山，直切要點。風格上他絞盡腦汁，終于在法國文學史上豎起了一塊豐碑。這是他第二部代表作，與前作一道，以其對材料的情感和思想上的駕馭，讓他的名字流芳后世。要是托克維爾生前能像寫作《論美國的民主》那樣，完成他的宏偉設計，這兩部作品也許會相互補充，徹底審視現代世界中的政治；法國的革命與美國的民主這兩個主題堪稱絕配。只可惜死亡打敗了他。

正如理查德·埃爾（Richard Herr）后來說道，托克維爾打算寫一部歷史，這部歷史同時也是他的政治宣傳冊。一方面，他希望讓讀者理解他所認為的真相，即舊制度與大革命一同創造了現代法國社會。大革命不過是瘋狂的加速器，以舊王朝任何一位大臣都沒有的膽量，掃除了過時或者不便的法律、習俗和制度，不過它們的努力方向相同。他也有意將對新秩序的批判融于歷史當中（尤其是現在由路易·拿破侖操縱著新秩序），并坦率地宣講自己的政治信條：他熱愛自己所理解的那種自由，而且有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深入的歷史研究與政治宣傳結合到一起。托克維爾希望書的這兩個方面相互促進；我們有必要詢問，這兩個方面是否實現了托克維爾的初衷。

作為一部歷史著作，《舊制度》取得了無可否認的勝利。托克維爾生前未能描寫革命議會的活動，對于拿破侖的成就也只能點到即止。但他為改變大革命歷史寫作貢獻良多。他讓人們重新看到了法國歷史的連續性，這也是為什么讀者最初反應驚訝。長期以來，他們都以為大革命前的歷史與19世紀當下沒有任何關聯。而正如他本人也十分清楚的，重要的并非是他的結論。他認為自己為研究現代歷史的正確方法樹立了典范，就如同當時成果頗豐的中世紀史研究（他是不是想到了米什萊？）。在嘗試描繪18世紀法國時，他大概受到了麥考萊《英國史》前幾章的影響。托克維爾在1853年津津有味地閱讀了這本書。不過他既沒有模仿麥考萊的那種議會講話式的啰嗦，也沒有接受他對人類進步的信心（相反，托克維爾認為他正在討論兩個巨大的歷史災難—舊制度還有大革命）。他并非第一位一頭扎入檔案的法國歷史學家。比如說，梯也爾就曾炫耀自己反復讀過拿破侖30000多封信。但就如托克維爾在評價《執政府與帝國的歷史》的時候指出，他使用材料的方式非常不同：“考慮到他是這樣一位杰出的演說家，這樣一位值得尊敬的對話者，我本期望能看到更好的杰作。這本書太長、太細致。誰會關心達爾馬提亞公爵在某個時間是否從哪條路走過呢？”梯也爾不是哲理性的歷史學家：他不探究造就拿破侖的“內在和外在”原因。托克維爾的大革命史就不可能受到這樣的批評，嚴肅探究這個題目的學者往后也都遵循著托克維爾的榜樣。

托克維爾本人的魅力

托克維爾的主要論點是，集權這一自由政府的對立面，其實是舊制度的成就；因此可以說波旁家族為公共安全委員會還有波拿巴家族鋪好了路（托克維爾的壞人名錄中路易–菲利普已經不排在很高的位置了）。數個世紀以來，以巴黎為中心的政府不斷損害和打壓地方的自由，以及地方自由、獨立和自治的能力。國王專制主義力量之大，不僅壓抑了法國人對自由的熱愛，而且摧毀了構成社會與政治秩序的所有那些制度和法律；所以當專制主義減弱時，國家就立刻崩潰，陷入革命狀態；在有些方面，甚至王朝政府的活動都可以說是革命性的，極具破壞力。而塵埃落定之后，舊制度鳳凰涅槃—這不能單純算拿破侖·波拿巴一己之力所造成。法國人只適合這種政府。這就是最近蘇蒂爾·哈扎里辛格所說的“托克維爾謎題”。哈扎里辛格力駁了托克維爾所論對19世紀晚期法國的有效性（不論是第二帝國還是第三共和國），指出最近的研究已經證明，1880年以前的地方公民生活富有活力和創造力，主要體現在村莊和村鎮政治；農民政治化；市政理論與實踐；經由宗教的政治社會化；結社活動；以及地方記憶和地方傳統重構等等方面。對于18世紀的狀況，彼得·瓊斯的結論是舊王朝的政府“更多是官僚化而非集權化的力量”；即便革命進展得如火如荼，法國鄉下的市鎮和村莊仍享有顯著的自治。托克維爾所悲嘆的那種僵硬的集權行政體系是雅各賓派和拿破侖創建的。也許可以說，托克維爾找錯了舊制度的癥結所在。它的問題不是專制主義而是效率低下。

如果這個判斷無誤，那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決定性的論斷：也許《舊制度》已經過時了。不過，這個論斷看似有失公允，甚至難以成立。出于某些原因，21世紀的讀者仍然關注著托克維爾的這本小書。其個中緣由，究竟為何呢？

總有某些東西讓他的主題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只要西方文明還在看重對于過去的研究（而且也鮮有跡象表明它將改變這種習慣），就會有人閱讀和書寫法國大革命，因為它具有戲劇性、復雜性，并且蘊含著道德和政治激情。它是歷史上一個（或者一系列）最為重大的事件，只要人們對它持有這樣的看法，就會有激烈的論辯。在這場論辯中，我們可以聽到托克維爾的聲音，雖然他的事實陳述有誤，但他是一位極為聰明、信息靈通而且對大革命熱切關注的觀察者，所以他的觀點自然重要。他認為大革命一直持續到了他所生活的年代。我們若是接受他這個觀點，那實際上他也是大革命的參與者。他好像就是大革命的產物，是應該受到研究的對象。此外，19世紀法國本身就值得研究，而要理解19世紀法國，就必須理解托克維爾，要理解托克維爾，就必須理解他全部著作，包括《舊制度》。這些應該都是不可否認的。

每本書都藏著一部自傳。這句老話雖然被駁倒了，但我作為托克維爾的傳記作家，不得不認為托克維爾本人的魅力是《舊制度》持久活力的奧秘所在。如果我們拋開學術規則，僅以一位偉大作者的文學作品來看《舊制度》，那我們就能看到教授們所反對的東西（我也是教授之一）本質上是什么：不過是些風景特征，這些特征激發起讀者的興趣和愉悅感，也能揭示出作者本人，他所有的弱點和強項。托克維爾用他寫的每一樣東西，擴大著我們對人類可能性的認識，延展著人類生活的意義。他以其思想和藝術天賦，還有富有激情的真誠做到了這一點。所以，只要不是有意顛倒是非（托克維爾從未如此），結論之準確與否的重要性有限。讓我們試著用這樣的角度來讀一讀《舊制度》吧。

“托克維爾謎題”

如果一個人的國家有正確運用自由所必要的德性，那還會不會有人，靈魂卑鄙到更愿意依靠別人（比如他自己）的一時興起，而不是去遵循他曾協力創制的法律呢？我相信這種人定然是沒有的。暴君們自己并不否認自由的好處；他們只不過想把自由完全據為己有。他們認為除了自己以外，沒人有充分的資格享有自由。

托克維爾時常諷刺地提起奧古斯都大帝（他也是一位叔叔的侄子），在這里他又用審查員無法反對的方法批判拿破侖三世。不過，要是放到拿破侖一世的時候，這樣做也逃不過皇帝的法眼；畢竟拿破侖流放了斯塔爾夫人，讓夏多布里昂噤聲。在前言和結論中，他提出1789年法國人希望自由與平等，但為時勢所迫，不得不兩者擇其一，并選擇了平等。之后他們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放棄自由。托克維爾盡力要說服法國人不再做錯誤的選擇：他說，唯有自由能夠有效地與平均主義社會的惡習作斗爭，在平均主義社會里，只有錢最要緊：

沒有自由的民主社會，也許是富裕、文明、華麗的社會，倘若考慮到平民百姓起著的舉足輕重的作用，甚至會是壯麗而強大的社會；也許存在私人美德、家庭好男人、誠實商人和令人尊敬的地主，甚至有教養的基督徒—其祖國不在塵世，其信仰的榮耀就是，在最壞政府統治下的最腐敗社會中，培養有教養的基督徒—羅馬帝國的沒落時期，就充斥著如此這般的基督徒。但是，我膽敢斷言，這種社會，絕對不可能產生偉大的公民，更不用說產生偉大的民族；我還膽敢斷言，只要平等與專制結合在一起，人們的心智水準就會不斷下降。

第二帝國講得夠多了。托克維爾沒有完全對自己的國人絕望：“自大革命開始以來的很多場合，我們看到人們對自由喪失激情，然后激情又重生，再消亡，再重生；這樣的生滅還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而對平等的追求永不會衰落。但法蘭西民族的奇特竟勝于其歷史進程。這個民族充滿著自相矛盾，誰也說不準它接下來會怎么做：

它的性情桀驁不馴，有時卻適應君主的專橫甚至強暴的統治權，而不適應主要公民的正規自由的政府；今天它堅決反對逆來順受，明天它又俯首帖耳，使那些最長于受人奴役的民族都望塵莫及；只要無人反抗，一根紗線就能牽著它走，一旦什么地方出現反抗的榜樣，它就再也無法控制；總是使它的主人上當，主人不是過于怕它，就是不夠怕它；它從未自由到決不會被奴役，也從未奴化到再無力量砸碎桎梏……

這也許是托克維爾所有著述中流傳最久的一段描述（它出自令凱爾戈萊仰慕之至的那段話）。我們最好也是完全按照原文品讀。但在當時，他寫下這段話，是把這當作希望的跡象，是號召變革的吶喊。

所有這些我們該如何闡釋呢？也許我們首先應該指出，《舊制度》與《論美國的民主》之間，在思想和語言上，在細節和整體上有驚人的相似性，乃至同一性。有時候，相似性幾乎走到了自我抄襲的邊緣：“我承認，在研究舊社會的方方面面時，我從未完全忽視現在的新社會。”托克維爾也很清楚前后兩部著作的相似性，并在前言中提請讀者注意。他在新作前言中指出，有必要重新審視他1835年在《論美國的民主》序言中所描述的法國和歐洲歷史進程的圖景。他聲稱自己20年來立場一貫，此言非虛。而我們知道，他一直都有神經質，自《論美國的民主》出版以來就不愿重讀，乃至不愿做必要的修改。這一點更增加了他這種自我觀感的驚異之處。

托克維爾做了些改動值得注意。《論美國的民主》強調的是平等，而我們應該明確看到了，《舊制度》強調的是自由。這并不奇怪：1856年，對于喪失自由意味著什么，托克維爾已經有了漫長的經歷。他并不確切解釋它所說的自由是什么意思。與往常一樣，他假定讀者明白他在說什么，而事實上讀者們確實知道（或者應該知道）：他指的是法治下的自由，《論美國的民主》、《回憶錄》還有其他十多處論述中他早已有闡釋和辯護。他仍舊認同精英統治，相信“先進公民”擁有超過常人的智慧。從其他檔案中我們也能知道，他對普選不抱希望，相比之下民主獨夫路易·拿破侖卻發覺普選很好利用；他的意識形態從青年時代以來少有變化。就像在1835年和1840年，我們能看出他想要什么、為什么想要；我們也無需克制對他的贊同之心。

以《舊制度與大革命》喚醒讀者

就像《舊制度》的其他許多方面，托克維爾所制造的謎題當追溯到《論美國的民主》。他不是曾在序言中說：“當王權受貴族支持，和平地統治歐洲人民的時候，社會，雖身處種種不幸當中，卻享受著今日難以想象或者評價的多種幸福”？他也記得孟德斯鳩。后者在《論法的精神》里強調了“中間團體”對于建立一個真正的君主制國家所具有的重要性：他腦海里有的主要是法國的高等法院（它生來就是其點綴），但還包括一般貴族以及神職人員。他們的職能是保護法律與自由，而若是沒有了法律與自由，君主制便淪為區區的獨夫政體：“沒有君主就沒有貴族；沒有貴族就沒有君主。”

不過，托克維爾寫作《舊制度》的首要意圖是支持自由，反對第二帝國；18世紀的爭論一方面一直在波旁王朝仔細尋找專制主義跡象，另一方面又擁護高等法院，皆是可資托克維爾借鑒的資源。他沒有像歷史學家應該的那樣嚴格測試自己的假設。即便他知道、甚至曾稱路易是一位推動改革的國王，把拿破侖三世比作可憐的路易十六實在太過便利（“那位善良而不幸的君主”）。再者，他的改革只是讓事情愈發糟糕。

偉大的歷史學家一般不會只記錄或者解釋過去；他們喚醒過去，喚醒他們的讀者。這段話體現出托克維爾勝任這一挑戰；他的書也能與最近相同主題的優秀研究媲美。就舉一個例子（不是完全隨機的舉例）：威廉·多伊爾的《牛津法國大革命史》以這樣一章開篇，“路易十六朝的法國”，幾乎與《舊制度》涵蓋的內容相同。《舊制度》的讀者看到這部新作會立即覺得很親切，這本身就能說明托克維爾的成功。不過，兩個文本之間有巨大的差異，而第一眼看，似乎多伊爾教授更有道理。他所描繪的舊秩序，在各個方面都比托克維爾更為豐滿、細致、微妙；他筆下的舊秩序從整體來看甚至更為可憎。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每段話背后都有深厚的學識。多伊爾汲取了一個半世紀的研究之長，也加入了自己的思考。另外，現在的歷史學家在做這樣一個題目的時候，他們的預設前提已經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改變。多伊爾在那章先描述了地理，又做了經濟分析。現代的學者幾乎不會想到采取其他的進路。有些人也許從中看出卡爾·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長期影響，但費爾南·布羅代爾和他的年鑒學派大概比這影響還大得多。40頁篇幅發揮空間有限，但就在40頁里多伊爾用托克維爾不能企及的方式，幾乎寫出了一部整體史：在托克維爾的時代，很多研究工作根本還沒展開，理論也尚待深化；他本人是這兩個方面的先驅人物。對于需要閱讀最新史學研究成果的人（尤其是要考試的學生們），毋庸置疑，讀多伊爾是最合適的。

不過，托克維爾和多伊爾可以說是相互補充。兩人都非常清楚，要講述舊制度，農民一定占有絕對核心的重要性（他們構成了法國人口的80%）。兩人都了解多數農民生活困窘，不過托克維爾的特點是將其主要歸咎于糟糕的法律與習俗，而多伊爾則從人口快速增長，超過了現有資源承載能力出發，陳列了范圍更廣的各種因素。兩人描述的都是一個處在崩潰邊緣的農村社會。多伊爾寫得更具科學性，但能激起讀者關心的是托克維爾。

歸結起來，《舊制度》是一部活生生的歷史。托克維爾的文字毫不拖泥帶水，精準地展現了法國政府這個龐大的機器（此時他開始使用“官僚制”一詞）為了不斷尋求收入，不斷加深社會最貧困人口的負擔，但卻未能有大的建樹：法國人陷入奴役，但沒人因此獲益。他的論證在托克維爾大多數著述中顯得十分特別，除了研究、文學天賦還有在農村居住以外，似乎還需要其他解釋。也許我們可以回想一下，托克維爾曾經去過西西里和愛爾蘭：他也許還記得1833年威爾特郡農村的貧困狀況。不論究竟是何原因，這是他唯一一次從弱勢者而不是“文明階級”的角度寫作。

他對舊秩序的社會剖析有許多缺陷。他差不多完全忽略了農村的窮人，蜂起的乞丐還有無地的勞動者。盡管他關心宗教，也堅稱大革命是一次類似于宗教改革的準宗教運動，但他很少討論第一等級—教會。但是，教會是舊制度的一部分，在大革命中也是一項議題，它的重要性再怎么說也不為過：可他只講到教會用封建稅費壓迫農民，別無他論。對于大革命中起巨大作用的手工業者階級還有中產階級，他都講述甚少（這反映了他性格中令人頗為不快的方面，即他蔑視資產階級）。奇怪的是，他對貴族的描述遜于1836年那篇文章。貴族是除了農民以外，托克維爾唯一真正了解的那類法國人。也許是他太清楚了，根本沒有想到有必要去研究（他似乎沒有用到可供查閱的家族檔案—托克維爾、羅桑博和夏多布里昂家族的文書）。多處概括有草率之嫌：例如，他斷定貴族整體上變窮了。他對貴族費的筆墨不少，但整體效果平平，令人驚奇：他們不像他厭惡的總督（intandants）那樣活靈活現。

有這些缺陷不無遺憾，但考慮到《舊制度》是一部開拓性的著作，多少也就情有可原了。他的宏偉設計取得成功，比它的缺陷要重要得多。托克維爾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了一個主題，即沒有政治自由的經驗，甚至說根本沒有政治經驗的法國人，不具備避免災難所需的知識或者審慎。這里他用上了自己的政治經歷，但有趣的是我們看到，他所羅列的法國人缺少哪些必要的政治制度中，竟然有良好引導、組織有序的政治黨派。他的個人經歷也體現在他概括全書論點的第八章。在這一章里他強調了舊制度對于理解大革命和19世紀法國都至關重要，勾勒了這個國家在1789年以后的歷史。他給出了悲哀的結論：

實際上，舊制度已擁有晚近時代的整套規章制度，它們絲毫不敵視平等，在新社會中很容易就能確立，然而卻為專制制度提供特殊方便。人們在所有其他制度的廢墟中發掘它們，并且將它們重新建立。這些制度以前曾造成那些使人們分化屈服的習慣、情欲和思想；人們將它們復述，并求助于它們。人們在廢墟中抓回中央集權制并將它恢復；在它重新建立的同時，過去限制它的一切障礙并未復蘇，因此，從剛剛推翻王權的民族的腹部深處，突然產生出一個比我們列王所執掌的政權更龐大、更完備、更專制的政權……統治者垮臺了，但是他的事業中最本質的東西仍然未倒；他的政府死亡了，他的行政機構卻繼續活著，從那以后人們多少次想打倒專制政府，但都僅僅限于將自由的頭顱安放在一個受奴役的軀體上。

但托克維爾并不那么絕望：他對法國國民性的宏論我已有引用，在這宏論中他明明白白地警告了拿破侖三世，切莫以為法國人民的服從是理所當然；而在書中另一處，他贊揚了自由，贊揚了自由的道德和實踐價值。他用的語言雄辯有力，表明他沒有對自己的信念感到絕望：只是為了物質利益而看重自由的人，是不可能長久保持自由的，他說。

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一直緊緊依戀著自由，使他們依戀的是自由的誘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與自由的物質利益無關；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統治下，能無拘無束地言論、行動、呼吸的快樂。誰在自由中尋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東西，誰就只配受奴役。

在這樣的時刻，托克維爾向所有世代說道。

但他作為歷史學家，傳達的信息其實更加復雜。上面引用的這段話，書的最后一章，還有書的開篇無不是概括著這些信息。1789年，法國人打算與過去一刀兩斷，全憑他們覺得正確和理性的東西來建立一個新的國家與社會。托克維爾想要告訴讀者，他們沒有成功，因為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幻夢。鄰近結尾讀者就能突出感受到這一點。值得托克維爾高興的是，他的論說很有說服力。不過他的任務還沒有完成：接下去他必須研究大革命和拿破侖，探究一下舊秩序如何復活，以及同時渴望平等與自由的法國人民如何塑造了新的社會。他結尾的幾句話表明他對此很清楚：

至此，我已抵達這場值得紀念的革命的門檻；這次我并不想走進去：也許不久我能這樣做。那時，我將不再研究這場革命的原因，我將考察革命本身，最后，我將大膽評判大革命所產生的社會。

這些話無疑出自一位對自己的才干和思想運用自如的人。

（本文摘自《托克維爾傳：革命時代的民主先知》，[英] 休·布羅根著，盛仁杰、董子云譯，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2017年5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