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20日，“首屆中華海洋文化廈門論壇暨廈門大學海洋文化研討會”在廈門大學召開。本次論壇借著廈門市努力構建海洋文化特色城市的戰略規劃，由廈門市海洋發展局聯合廈門大學共同發起主辦，中國歷史研究院、自然資源部宣傳教育中心給予方向性指導，福建省海洋文化研究中心、集美大學、福建省閩南文化研究會、廈門市海洋國際合作中心是本次會議的協辦單位。

中華海洋文化廈門論壇將搭建學者與社會喚醒海洋意識、服務海洋強國建設的連續性平臺，首屆論壇圍繞著中華海洋歷史文化主題展開，計有兩日議程。首日是論壇開幕式、主旨演講及圓桌討論，次日則以“跨國史與全球史視野下的海洋”“中國海洋歷史文化”“海洋區域社會管理”“中國海洋經濟開發歷程”為題進行四個分論壇的討論。來自全國各地二十余所科研機構、高等院校的六十余名專家學者通過線上、線下的形式參與了此次論壇。該論壇聚焦了如下核心話題。

一、中華海洋文化研究得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

中華海洋文化歷史悠久，資源豐富，發掘、傳承、利用好中華海洋文化，是當代國人的重要責任與使命。因而，海洋文化學術研究要服務于海洋強國戰略，這成為參加本次論壇眾多學者的學術自覺。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日根在主持大會主旨演講環節中指出：近代以來西方話語成為統治學界的主流話語，如今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事業中，拾回我們的話語權，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尤顯重要。

中國歷史研究院副院長李國強教授在致辭中說：新時代中國海洋文化研究要有所作為，要樹立大歷史觀，為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提供歷史借鑒，為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提供歷史啟示。要立足于新時代，回應時代關切，對中國海洋文化展開深入系統全面的研究，凝練中國海洋文化精髓。要推進多學科融合發展，推動中國海洋文化研究跨學科對話和交融。要用中國話語講中國故事，發出中國聲音，努力推出更多體現中國思想、中國精神、中國風格的鴻篇巨制，努力形成中國海洋文化研究的中國學派。

中國歷史研究院副院長李國強教授致辭

廈門大學榮譽教授楊國楨為大會作《百年大變局視野下的中華海洋文明觀》主旨演講。他指出，海洋文明是海洋強國的根基與動力，在當下百年大變局和世界疫情疊加震蕩的關鍵時刻，樹立正確的海洋文明觀尤為關鍵：第一，要打破海洋、陸地二元對立論，堅持海陸一體、陸海統籌的海洋文明觀；第二，要摒棄“海洋文明優于陸地文明”的價值系列論，打破霸權國家的海洋文化霸權，真正樹立以海富國、以海強國、人海和諧的整體發展觀；第三，要堅持可持續發展的海洋生態文明觀。在此基礎上，學術研究要注意與現實結合、為現實服務，主動擔當中國海洋文化研究的歷史使命，助力海洋強國戰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中國海洋大學海洋發展研究院方堃研究員以《海洋文化的共性特征與當今發展》為題，從陸海關系的視角探討了全球海洋文化的共性特征，并由此引申探討了其當代發展趨勢。他認為所有區域的海洋文明都不可避免地打上各自區域陸地文明的印記、集中反映了所在區域的海洋文化精神特質。中國的海洋強國戰略堅持開放、包容的思想，繼承與弘揚了中國歷史上“和”與“合”的精神傳統，這種傳統超越了既有的排他性海權理論，使海洋命運共同體的建設成為可能。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侯毅研究員發表了《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的歷史邏輯》的報告。他梳理了海洋與人類社會歷史的重要聯結，表明海洋是人類交流互鑒的通道，人為割裂海洋、切斷海洋聯系終將導致落后，而以謀求霸權為目的的陳舊海洋觀也必將終結。從中國傳統“尚和”的海洋觀出發，他認為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的倡議正是在充分總結人類利用海洋、開發海洋、管理海洋歷史經驗和教訓基礎上提出的、構建公平合理海洋秩序的中國方案，能夠成為世界各國共同努力的目標。

福州大學閩商文化研究院院長蘇文菁教授帶來題為《關于中國當代海洋文化知識體系建設的幾點思考》的主旨報告。她以近年來由自然資源部宣傳教育中心、福州大學、福建省海洋文化研究中心共同研發主編的《海洋文化藍皮書》為例，希望學界積極構建中國學術國際話語體系、發揮中國智庫國際影響力，為我國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海洋文化理論體系咨政建言、引導輿論、積累學科資料、促進國際交流，進一步打造富有活力的學術共同體。

王日根教授主持論壇

二、中華海洋文化個性的重新審視

寬廣遼闊的海洋塑造了多種多樣的人類生產生活形態，人類圍繞海洋的實踐活動也構成了豐富多彩的海洋文明，包容性與多樣性理應是海洋文明的重要表征。廈門大學歷史系張侃教授指出：中華海洋文化在悠遠的歷史發展中，與陸地文化交融互攝，形成了鮮明的文化個性，在長期的中外交往中，這一個性也贏得了廣泛的國際認同。

清華大學華商研究中心主任龍登高教授以《本土傳統及其海外演化——民間自發秩序及其適應力》為題，通過傳統士紳與海外僑領、傳統民間組織與海外華人社團、私塾義學書院與海外華文學校、傳統中國基層自治與華人社會自發秩序的四組對比，呈現了一幅華人在海外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的圖景，發展出富有生機的自由秩序與內在活力的自生機制，形成秩序井然、生機盎然的華人社會。

華僑大學華僑華人與區域國別研究院院長吳小安教授以《中國僑鄉與海洋文化：帝國、港口和移民》為題，重點闡釋了其對于帝國、港口、移民幾個要素的思考。他認為應該從歷史與當代的長時段視角加以考察，多方觀照海上人群、殖民主義、帝國、權力關系、地緣政治等因素在不同歷史時期的體現。

中國東部及東南沿海地區的海洋文明弦歌不輟、未曾間斷，卻長期未能進入大眾視野。對此，浙江師范大學邊疆研究院于逢春教授報告的《宋元帝國何以檣傾楫摧》作出了回應。他回溯了宋元二朝官民共同經營海洋、形成“海陸二元帝國構造”，造就古代中國航海盛世的輝煌歷程。然而，明清統治者常以陸上君主專制制度凌駕于海上民間力量之上，一定程度上阻遏了中國海洋文明的發展進程，致使中國海洋文明的光芒一度被遮蔽。

廈門大學社會與人類學院王傳超教授為大會帶來《多學科視角下亞洲沿海地帶史前人群遷徙和農業-語言傳播》報告。他通過大量的古DNA數據、稻作農業與印紋陶分布的考察，綜合考古學、語言學等證據，系統性地重構了東亞、東南亞乃至南島語族人群的形成、遷徙和混合歷史，揭示了一條史前人群隱秘南遷、沿徙海上的路徑。

集美大學海洋文化與法律學院曲金良教授以中外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留下的大量“海上線路文化遺產”為例，介紹了在世界文化遺產保護中“文化線路遺產”類型里獨特的“海上類型”。因其“一頭在中國，一頭在海外”的跨海屬性，這一特殊的文化線路遺產亟待進行中外合作、開展共同保護。

暨南大學歷史系主任劉正剛教授以《清代順康雍時期海疆營房建設立法探析》為題，通過對順康雍時期海疆營房建設策略的考察，展現了地方與朝廷互動的過程，同時呈現出了清前期政府對于東南海疆治理的強烈意愿，折射出乾隆時期海疆營房建設所體現的國家海洋管理觀念。

從多年對東南亞尤其是新馬地區的研究工作出發，廈門大學曾玲教授在《中國海外移民與中華文化的海外發展》報告中闡述了中國海外移民與中華文化海外發展的路徑與機制，展示了海外華人文化與中華文明一脈相承的畫卷，充分顯示中華文化體系的開放、包容與適應時空環境頑強發展的強大內在生命力。

大會現場

三、閩南海洋文化先導性和開放性揭示

閩南地區歷來海洋活動十分活躍。宋元時期，泉州成為世界海洋商貿中心，明中葉后月港與廈門又陸續興起；閩南港口的興衰變遷與國內局勢及東亞海洋格局的深刻演變息息相關，閩南海洋文化的特質及其傳播更成為地方社會與國家乃至全球歷史相連結的重要紐帶。本次論壇，專家學者們圍繞地方社會與國家歷史之間的互動，呈現了一幅區域海洋文化的歷史畫卷。集美大學海洋文化與法律學院院長鄭亮和福建省閩南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林國平一致認為：閩南區域海洋文化具有先導性、陸海兼容性和鮮明的開放色彩。

在《大航海時代閩南文人的海洋精神》報告中，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林仁川教授闡述了在大航海時代開啟后，以林希元、張燮、周起元、李贄為代表的閩南地方文人以其獨特的海洋精神，主張思想開放、務實重商，提倡反對禁欲、多積金寶的財富觀，甚至親自組織商船隊下海貿易，為晚明保守沉悶的社會帶來一股清新的空氣。

福建省社科院楊彥杰研究員報告了《明末清初廈門海洋地位的興起》。他認為在16、17世紀，作為當時中國最重要的海上貿易基地、最強大的海洋力量核心和閩南向外移民與文化傳播的樞紐地，此時的廈門及其周邊依靠鄭芝龍時期所推行的海權、海防、海上貿易等手段，為閩南區域的發展道路打下了重要的文化底色：即海洋貿易、海防重鎮、連接臺澎、面向東南亞。這種構建“特區”的實踐堪稱淵源有自，且超越時代、延續至今，在中國海洋史、中外關系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筆。                                                                                                                    

起源于福建的媽祖信仰今已成為最具世界性的華人重要信仰之一。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李金明教授以《略述媽祖信仰與中國海洋文化》為題，講述了長期以來閩南地方由于海事活動頻繁，媽祖信仰逐漸成為本地海上人群精神寄托的歷史過程。他指出，媽祖信仰實際上是一種文化現象，它包含了許多中國海洋文化的成分，展現了閩南人以海為田、向海而生、視淵若陵、勇于冒險的文化特質。

2021年7月，泉州入列《世界遺產名錄》，向世界展示了“向海而興、多元互信”的中國海洋文明模式。泉州師范學院林華東教授表示：作為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泉州為中國海洋文明書寫了華麗的篇章，其“閩在海中”的危機意識成為向海而生、勇于拼搏的動力，“慎終追遠”的家國情懷催生了敬畏自然、敬畏傳統、和合共贏的思想，“自強不息”的革新精神鍛造了靈活機智、堅韌不拔的意識。泉州以其獨特和完備的海外貿易體系以及支撐其運行的多元社會結構，向世界展示了“和合共生、互惠共贏”的海洋精神和中國智慧，為新時代共建“人類海洋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全人類共同價值。

四、四個專題的深度研討

本次論壇的主力是一批近年來活躍于中華海洋文化研究的中青年學者，研討是在充分展開的主題報告和坦誠的學術評議中精彩呈現的。

分論壇一主題為“跨國史與全球史視野下的海洋”，由廈門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陳博翼主持，6位學者參與討論發言。

吳杰偉（北京大學）指出以往對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多以西向為主，而對東向的太平洋絲綢之路的關注較低。因而他的研究通過梳理關于太平洋貿易的檔案文獻，討論了太平洋絲綢之路的多向觀察維度，并思考太平洋絲綢路在文化交流途徑、內容和傳播方式的變遷。他認為，加強對于太平洋絲綢之路的研究，需要從多個國家的不同角度來觀察中國與世界的聯系。

彭維斌（廈門市博物館）考察了太平洋南島語族的雙體獨木舟及其的文化史意義。他認為，雙體式獨木舟在太平洋東部分布廣泛、形態多樣，是與南島語族從亞洲東南沿海向太平洋擴散的歷程密切相關的，是海洋擴散中不同島群生存適應、交流互動、發展演進的特殊舟船文化呈現。它們與東亞沿海地區考古發現與文獻、民族志材料記載的雙體舟船文化有著諸多共性，對于南島語族起源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義。

謝侃侃（北京大學）提出了去地域化視角的印度尼西亞民族解放運動的研究取徑。他認為以往以陸地空間作為基本框架的反殖民運動敘事模式，忽視了高速發展的全球航運網絡帶來的人員、思想、商品的跨洋流動對各地民族主義的產生及反殖民運動的巨大推動作用。因而他對二十世紀民族主義在殖民世界興起與發展的歷史進程的研究要超越民族國家陸地疆域于的限制，從海洋視角出發，加強對跨洋網絡等去地域化因素的重視。

吳巍巍（福建師范大學）對17—19世紀英國人對東南沿海的植物考察問題進行了探討。他認為17—19世紀英國人對東南沿海地區的植物考察帶有商業探險與軍事情報探察的色彩與性質，是近代英國海外殖民擴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英國人對中國東南地區植物考察豐富和發展了近代植物學，也深刻影響了本國民眾的生活生產方式，同時對于研究近代中國東南地區的自然和社會情況也有著一定的啟發意義。

薛理禹、石晶晶（上海師范大學）利用中、法、英、葡、西、日等語言的雙嶼港史料，從全球史角度對雙嶼港的概念和貿易情況等進一步加以研究。作者認為，雖然朱紈對雙嶼港的攻占與毀壞使東亞地區的海上貿易遭受沖擊，但通過之后興起的澳門、月港、長崎港來看，東亞海洋貿易網絡發展已經形成自身的內在邏輯和總體趨勢。

韓國巍（東北師范大學）對1960年代以來的英語世界海洋史的研究進行了總體的評述。他認為，20世紀60年代初，海洋史正式成為歷史研究新的議題，此時的研究內容多集中在海戰史、海交史等方面。70 年代初，受年鑒學派的影響，“海洋經濟史”“海洋社會史”逐漸成為海洋史研究的主流趨勢。80 年代末，海洋史研究者尋求更多學科方法與理論的幫助，與新興的全球史、環境史、文化史領域相結合。21世紀初，主張復興“布羅代爾式”海洋史書寫的“新海洋學”（the new thalassology）受到學者廣泛認可。

分論壇第二場主題為“中國海洋歷史文化”，由廈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伍伶飛主持，共有6位學者參與學術匯報。

劉義杰（福建師范大學）對國家圖書館藏的《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中鄭和下西洋船畫進行了進一步地釋讀。指出《天妃經》鄭和下西洋船畫中，船只艉部高聳的特征，符合文獻所載宋元時期的福船形象，因而可知鄭和下西洋船隊船型為福船無疑。

朱小田（蘇州大學）透過對近代江南戲劇的考察，認為江南東海地區的地方戲劇生活與海洋文化符號交互作用，活化成為“島灘”江南社會的人文生態。與以往認識的“水鄉”、“山村”江南不同，“島灘江南”人文生態背后的是主要特征為：險惡的島灘生計環境、海氛不靖的社會秩序與流動頻仍的生活方式。

郭滿（福建師范大學）對臺灣鵝鑾鼻燈塔建立和演變背后的歷史文化意涵進行探討。他指出，在清末鵝鑾鼻燈塔的修建之初，中西之間為此展開漫長的政治斡旋，此后，鵝鑾鼻燈塔伴隨著臺灣政治局勢變換而幾度興廢，可以看作是臺灣近代歷史革變的一個縮影。

馬樹華（中國海洋大學）關注近代海帶引種背后的技術與社會、健康與日常、工業與生態等問題。她的文章主要致力于探索傳統中國對海帶的認識，明清以來的中國海帶進口情況，20世紀以來的中國海帶養殖探索，以及海帶對當代社會的影響幾個方面。

江偉濤（廣東省社科院）對馬漢“海權”概念在中國的流變以及中國本土海權觀念的緣起問題進行了探討。他指出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內的知識分子論及馬漢的“海權”一般指的是maritime power，而1899年流亡日本的梁啟超接觸《海權對歷史的影響》日譯本，并將“海權論”（sea power）介紹給國人，賦予馬漢“海權”以全新的主權內涵，從而構成中國本土的海權觀念。

陳賢波（華南師范大學）聚焦于清代華南海盜戰爭（1790—1810）的官方紀念活動。他從戰事尾聲、沿海勘定和官員離粵三個關鍵的時間節點探析清代華南海盜戰爭（1790—1810）的善后工作。他認為多種形式的官方紀念活動意在為戰爭提供一套蓋棺論定的歷史敘事，既表現表現清朝帝國武功的文化建構，也折射出嘉道以降國勢衰落期的社會危機和文化變遷。另外，官方紀念活動中多種文獻資料的互相吸收轉換狀況，也對于重申史料的生產與傳播過程，辨析文獻的價值限度有一定的幫助。

分論壇三的主題是“海洋區域社會治理”，由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林楓主持，共有5位學者參與學術報告。

王潞（廣東省社科院）以雍正乾隆年間福建“海島請墾”案例入手，將關注點置于清朝前期的時代背景下，具體考察海島政策的出臺過程，并分析皇帝、內閣、地方大員和士紳不同主體對“洋利”的態度以及利益之爭，揭示海疆治理的具體細節。作者認為，乾隆君臣抑制紳士開拓海洋，同時，承認了貧民在外洋海域采捕的事實。

賴正維（福建師范大學）根據久米村及閩人三十六姓歷史文獻，從久米村社會管理、生活習俗、宗教文化、家譜編纂等層面對久米村的社會文化、生活習俗進行全面細致分析。作者認為東亞海上絲綢之路不僅帶來了福建與琉球的人口移動，更重要的是促進了兩地思想文化與生活習俗的交融及其相互影響。

伍伶飛（廈門大學）以浙江菜花山燈塔為例，分析私設燈塔的籌資、建設、運營過程，厘清以外籍稅務司治下的海關和中國航運商人為代表的各方力量的博弈關系，為重新審視外籍稅務司制度提供一種視角。作者在對近代海關以燈塔建設為中心的海務工作研究發現，拋開批判殖民主義話語敘述的利益之爭的表象，中西方的沖突與博弈其實還受中外航運業發展水平差距的影響，由此產生雙方持續的思考錯位。

蔡勤禹、高銘（中國海洋大學）以海塘修建為例，考察近代應對海洋災害機制的變革。文章從修建經費、施工管理、技術材料和海塘管理四個方面入手，詳細地展現了海塘修建的近代變遷，并認為這些變革都在一定程度上對保護沿海地區、抵御海洋災害起到積極的作用。

李毅婷（浙江師范大學）從移民史角度考察清代臺灣書院的發展脈絡，并且分析臺灣書院的文化活動呈現的獨特現象。作者指出，清代臺灣書院的發展，深深烙印著海洋文化的印記，以儒家為核心的內陸文化在臺灣播遷始終與海洋文化播遷交雜在一起，二者不可分割，從而鑄就臺灣思想文化的一些獨特性。

分論壇四主題為“中國海洋經濟開發歷程”，由廈門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陳瑤主持，共有4位學者參與學術匯報。

馬光（山東大學）從“元明鼎革”問題入手，認為學界以往對該問題的討論沒有從海洋史的角度切入闡釋。而馬光教授認為雖然從海洋政策和海上貿易角度去看元明鼎革，更多表現出來的是“斷裂”之面，但是明初在遼東駐防、膠遼運餉的局面下，元明在海運和造船技術的層面上，則更多地表現出傳承的一面。因而他認為不應簡單地將傳承或裂變對立起來看，而應從多維度出發，體會海洋史層面元明鼎革既有嬗變、又有因襲的一面。

楊培娜、魏靜怡（中山大學）關注廣東硝石貿易在全球市場中的變動格局。認為18世紀末19世紀初是廣東硝石貿易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一時期世界上印度和智利硝石陸續發現，歐洲市場趨于飽和，中國開始從海外走私進口硝石。硝石貿易在廣州體制下，早期表現形式為廣東硝商采買洋船壓艙咸砂（洋硝）煎硝，之后廣東硝石原料來源逐步呈現出“土洋結合”的情態變化。

李尹（中國海洋大學）主要聚焦于清代山東沿海貿易重心的變遷。他以清代檔案、舊海關檔案為基礎史料，認為清代山東沿海貿易的重心經歷了從膠州至煙臺，再從煙臺至青島的變化過程，這一變動過程也推動了沿海城市的發展。

詹朝霞（廈門市社科院）揭示了廈門“向海而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帆船時代廈門的興起主要以鄭氏至清康雍時期較為顯著，輪船時代廈門則是貿易繁榮的通商口岸，改革開放以來廈門港成為對臺交流前沿，華僑華人出入口岸，外資匯聚的投資熱土，廈門建設新時代海洋型城市將根基深厚，前景廣闊。

朱雄（中國海洋大學）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歸納突出明代江南“向海性”的特點，提出了“海洋江南”的概念。他認為這一理路，可以更為明確地展現海洋在江南地區社會、經濟轉型和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及江南地區通過“內外聯動”與“中西互動”參與構建了早期貿易全球化的過程。

經過兩天的學術討論，論壇圓滿結束。本次論壇學者提出的議題豐富多樣，既有對海洋史學研究的宏觀理論探索，也有基于個案分析出發的具體實證研究，“全球視野”“地方視角”，既關注上層的制度變革，也關注底層人民的海洋實踐，對于推動國內海洋史研究學者的交流，促進海洋史學的前進發展，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廈門大學歷史系王日根教授期冀，此論壇能夠成為今后持續加強國內外海洋史學學術交流的一個平臺，努力將中國的海洋史學和海洋文明研究推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