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上海工業得到發展，與此同時，衍生的工業問題亦隨之出現。本文主要根據上海市檔案館藏公共租界衛生處檔案資料，考察華界與租界雙方對租界工廠檢查歸屬權的爭奪情況。

正泰橡膠廠慘案

1933年2月21日，位于唐山路1250號的正泰橡膠第一制造廠發生火災，“迨各區救火車趕到，而全場男女工人已均葬身火窟矣。事后調查，截至昨晚八時止，在火場起出燒斃男女工人尸首七十六名之多，受傷者七十四名，尚有最下一層，須待今日起出，始能得悉確數，至于廠方損失約十余萬元之譜，實為本埠空前未有之慘劇。”申報記者用“本埠空前未有之慘劇”為這起工業事故做了定性。

2月22日，《字林西報》也報導了前一天正泰橡膠廠的事故：在接連兩次的悲慘爆炸和大火中，80多人喪命，其中有17個人尸骸無存，小部分尸體被焚燒得難以辨認，其余的尸體皆有不同程度的燒傷。據記者采訪該廠高層，火災是由橡膠鞋磨光車間的電線短路引起，點燃了其他的油狀液體，十五分鐘后也引燃了隔壁廠家的三個加硫器。悲劇遠不止這些。當火災剛發生時，工廠里有240名女工，在萬分驚懼之下，沖向五個出口，大多數沒有受傷。從現場尸體情況來看，那17個人首先在人群踩踏中倒地，而后被大火燒死或被坍塌的磚墻壓死。閘北救火會雖然很快到達現場，但濃密的黑煙和火焰妨礙了救火。直到三個小時后，消防員們才能夠控制火勢。事故殃及周邊10000平方英尺的房屋。

火災后，1934年，正泰橡膠廠經過重組改名為正泰信記橡膠廠，專門生產回力鞋

中英記者的文字重現了這場發生在公共租界慘劇的大致經過。顯然，這是一起相當嚴重、前所未有的工業事故，就是今天讀起來，也依然會為那些無辜逝去的生命痛心疾首、唏噓不已。面對已經逝去的生命，最主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接受教訓，查找事故原因，避免這樣的悲劇重復上演。

2月23日，《上海泰晤士報》重申，這場悲劇發生的同時也讓我們意識到租界工廠立法的迫在眉睫，雖然工廠法不一定能夠阻止這場事故的發生，但顯而易見，加硫器和汽油桶是絕不應該放在一起的，事故危害的程度和生命的損失本應遠遠減少。記者主要以正泰廠爆炸為例，認為：“越早制定這樣的法規用來避免這樣的危險再次發生，對于全體居民的人格、自尊就越好。工部局將要求納稅人會議在租界內引入工廠法，這次會議在今年4月19日舉行。”

《上海泰晤士報》作為一份英文報紙，和《字林西報》一樣，其自始至終都代表著僑民的利益，站在工部局的立場上發表言論。無論是總董的視察講話，還是該報緊隨其后發表的報道，都非常清晰地表達出工部局對于此次事故的觀點：無論正泰橡膠廠因何種原因發生爆炸，根源都在于租界工廠法的缺失，因此，要保障租界內居民和工廠工人們的生命健康安全，制訂租界工廠法乃是迫在眉睫的一項工作。

中國人的反對

對此，華界反應迅速。上海市社會局很快成立了一個協會，大約有60名成員，皆畢業于新開辦的工廠檢查員培訓學校。3月14日下午，在新聞記者招待會上，該協會發表宣言，號召國人反對工部局進行租界工廠檢查的立場，包括租界在內的所有工廠應該只接受中國政府頒布的工廠檢查規則。

在正泰橡膠廠慘案之后，華界即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對工部局獲取工廠檢查權的運動。針對這場運動，3月17日的《上海泰晤士報》這樣評論：“對于中國人開始的反對工部局獲得工廠檢查權的煽動，我們感到非常遺憾，因為工部局的愿望是為成千上萬工廠里的工人提供非常多的生命和健康的防護措施。公眾應該知道，這場運動之所以開始，可以歸結為部分中國檢查者認為他們應該擁有對工廠檢查的業務進行壟斷的權利，他們鼓動別人也持相同觀點，認為工部局在土地章程中沒有法律權限。”該報將責任都歸咎于華界，認為中國人并不理解工部局的良苦用心，以及雙方矛盾的癥結在于中國人妄圖壟斷租界的工廠檢查，排斥工部局在界內的檢查權限。“我們最近已經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華人利益代表者展開合作，看到了事件的良性發展，但是就工廠檢查問題而言，針對工部局的煽動只會使原有的絕望情緒復蘇，導致事態的激烈。”對于中國人激動的民族情緒，英方非常反感。

《上海泰晤士報》的政治立場清晰可見，即便工部局的相關法律還沒有最終擬定，該報已經給出建議，認為工部局首先要做的就是“尋求繼續充滿同情心地保護工人生命和健康的權力”，對此，工部局雖然很渴望在工廠檢查問題上和中國政府進行親密的合作，但也深知這一切只能建立在獲得行政權力的基礎上。

在這里，無論工部局所標榜的“保障界內工人生命健康和安全”的愿望是真是假，但毫無疑問，其已將“保護工人生命和健康的權力”等同于“保證自身的行政權力”了。而《申報》認為：“公共租界工部局對于我方實施租界內工廠檢查，初無堅決之反對，旋因租界內各西人開設之各工廠，深恐我方施行工廠檢查后，為謀工廠之安全起見，勢必加以糾正，而予廠方以不利，故極力反對，于無形中，工部局方面遂增加其反對程度，茲為避免我方進行檢查起見，將于四月十九日納稅西人會大會時，提出修改洋涇浜章程附律第三十四條，俾工部局有自行檢查工廠之權，而阻止我方檢查，此事關于我國主權極大，故必引起交涉。”由此矛盾激化，雙方展開進一步交涉。

1901年3月美國僑民鮑爾（Frank B. Boll）在上海創辦了一份英文報紙，名為《上海泰晤士報》（The Shanghai Times），至1944年9月1日停辦

不可忽視的國人民族主義立場

縱觀檔案和期刊史料，發現一個有趣的問題，之前學界所有對租界工廠檢查權的爭奪展開的研究都持有一種相同的看法，即工部局根本無權實施租界內工廠檢查，并且毫無誠意地一再破壞和拖延雙方的交涉談判。誠然，本文同意這種看法的前半句“工部局無權實施租界內工廠檢查”，但對后半句“毫無誠意地一再破壞和拖延雙方的交涉談判”，則不敢茍同。試想，如果工部局只是一味出于自身利益而堅持己見，要與南京政府爭奪工廠檢查的最終歸屬權，那么之前其同意中國政府工廠法基本原則之舉則實無必要，更不用說接下來的雙方持續交涉談判了。

因此，筆者嘗試提出這樣一種觀點：工部局之所以強調要在租界內實施自身的工廠法，進行由其主導的工廠檢查，原因之一顯然是如《申報》所說——租界內各西人開設之各工廠，深恐由中方施行工廠檢查后，“為謀工廠之安全起見，勢必加以糾正，而予（西人）廠方以不利”，另一原因乃是真正出于保障界內工人生命健康、建設租界工業衛生的愿望。反觀華界反應之熱烈，乃是因為站在國人立場，將租界工廠檢查權與國家主權劃上了等號。由此，本文提出，正是國人所持的民族主義的立場，是形成中外關于租界工廠檢查權的爭奪的重要原因。

面對上海市政府以及整個華人社會的群起攻之，租界當局對中國主權爭持之聲明作出回應，即由市政府秘書長俞鴻鈞負責與工部局總董費信惇進行磋商，“租界內本國工廠之檢查，工部局亦無意見，惟租界內之外國工廠檢查，此時尚成為磋商目標”。5月28日，《申報》報道“檢查租界工廠交涉進行順利”：關于租界工廠檢查問題，已由市府秘書長俞鴻鈞氏，根據中央確定之原則，與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裁費信惇，會商解決辦法，進行頗為順利……茲據中央社記者探悉，工部局對于市政府實施租界工廠檢查主權，現已無堅持異議之意，蓋彼方深知此系我國整個之主權，絕無攫奪之可能，故現在交涉焦點，已不在主權問題，而在如何能使租界內各工廠設備安全，及如何進行檢查等問題。

費信惇（Stirling Fessenden）

事件的轉機

經數年交涉，1936年5月，事件迎來最大轉機。作為新一輪會談的結果，雙方有了一個暫時性的具體解決工廠檢查的建議。《申報》轉載英文報紙《大美晚報》消息：據工部局消息，公共租界工廠檢查協定，現正由費信惇總裁與上海市政府代表俞鴻鈞秘書長磋商最后之細則，“現所注意者，為關于該協議之實施與解釋之小問題，據費氏聲稱，工部局對于大綱，已表示同意，渠曾于細則稍有建議，現待俞氏答復，料于數日之內可獲完全妥洽”。

雙方協定的大綱內容主要包括：1、分別由市政府和工部局任命相同數量的工廠檢查員；2、界內工廠檢查都處于工部局的統一監督下；3、檢查中采用中國工廠法。工部局官員對此協定表示歡迎，但總董費信惇也告訴記者，在他向國民政府代表俞提出建議后，事情還會有任何的可能性。

6月26日，《申報》報導：現雙方已擬定解決辦法草案，其內容為一方面工部局承認在租界工廠檢查，系根據中國政府之授權，并遵照中國法令，一方面中國當局承認租界內之特殊情形，檢查員之半數，將由工部局舉薦，但成立之檢查處執行職務將完全遵守中國工廠法、工廠檢查法，及其他有關法令，違法者之治罪，須經過法庭之審判，而檢查員之資格，亦須嚴格厘定。

1936年7月3日，《工部局公報》登載以下內容：工部局已經同意以下關于工廠法實施的條款：1、在中國官方授權管理下，工部局贊同在租界采用工廠法的部分條款，和那些在華界強制施行的法規一起，已在之前的談判中達成一致意見。2、應由工部局設立稽查員一職，將有相同數目的稽查員，由中國官方和工部局任命。3、稽查員應有以下資質——中英文能力，中國工廠法及實施方面的知識，工業化學，建筑學，衛生工程學，電子工程學，機械工程學，統計學任何學科中的知識或經驗。4、所有的稽查員在正式錄用之前應有為期六個月的試用期。5、稽查員薪酬應建立在資質和經驗的基礎上。6、稽查員一職應依照中國工廠法執法。7、中國工廠法實施中的違法案例應訴訟至法院。8、工部局同意向中國政府進行匯報是建立在雙方達成一致的基礎上。9、這份協定應保持三年的有效期。

比較兩份中英文協定，內容大致相同，但有兩點值得思考之處。其一，中文版對于在公共租界內施行的法規細則有明確表述，“工廠法與其施行細則以及其他有關工廠檢查法令之業經在華界實行并隨時經雙方談判同意之部份”，英文版中對于“部分條款”的具體內容有哪些，則不甚清晰。其二，關于第八條，中文版為“工部局應依照隨后另行商定之辦法，向中國政府繕具報告”，而英文版則為“工部局同意向中國政府進行匯報是建立在雙方達成一致的基礎上”，兩者表述略有不同，前者意思是工部局要依照另行商定的辦法，向中國政府進行報告，后者意思僅為工部局同意向中國政府進行匯報，至于如何匯報、依據何辦法，并未提及，含糊其辭。

1936年6月24日，工部局董事會通過協議草案。按照程序，以上協議草案雖經工部局董事會通過，仍不能最終簽字，必須經過英國駐滬領事團的追認，才能承認和生效。6月25日，工部局正式向領袖領事英國駐滬總領事白利南提交申請，并附上協議全文。

雙方交涉無疾而終

1936年，上海市政府和公共租界當局又接連磋商數次，于6月25日成立協議草案九條。協定內容包含四個要點：1、由我國授權工部局在租界內設立工廠檢查處，實施工廠檢查；2、檢查員由中國當局與工部局各派半數；3、遇有違背法令的案件，須執行中國工廠法時應向法院提起控訴；4、工部局要向中國當局繕具報告。從這四個要點看來，租界工廠的檢查權名義上仍為我國所有，租界檢查工廠也得根據我國工廠法實施。

但這項協定在領事團會議上未獲通過。顯然，領事團用意在于要求縮小協定的適用范圍，使有領判權各國的工廠免除檢查。對于中方來說，毫無疑問，這實在又是一次重大的打擊。因為工廠檢查的主要意義，是在保護勞工，而上海外國工廠里的工人，全是中國人，如果工廠檢查把這些外國工廠除外，那么，國民政府所倡導的工廠檢查不但收不到多大的效果，還會使華商工廠在對外國工廠的競爭上，更陷于不利的地位。所以，外國工廠要一同接受檢查這一點，在中方來說是非力爭不可的。

領事團對于協定的否決亦激起了中國人的反對，“近幾日來，中外報紙，對于領事團推翻協議之意見，多所論列”，這些評論雖然見仁見智、各有主張，但均一致認為，工廠檢查應推行于租界各工廠，此為刻不容緩之舉，并認為“治外法權，不過技術問題，殊無過于重視之必要，此等公認之正確見解，亦即中外輿論之所歸，領團諸公其勿加之意乎”。對此，希望政府能夠繼續交涉，“是以吾人甚盼領事國能重加考慮，勿執成見，俾租界工檢能早日實現也”。

但事實并未如愿，領事團沒有重加考慮。

由此可知，第一，雙方關于租界工廠檢查的問題最終由于駐滬領事團的干涉和反對，并沒有達到國民政府預期的效果，甚至華人工廠仍舊遭到租界當局的無理調查和苛求，工部局對華人工廠的“百般苛求”激發了當事人的不滿。第二，可以推斷，從談判開始的1931年直到1937年，以及之后租界繼續存在的六年間，租界工廠衛生和工人的生命健康實際一直是由工部局進行負責管理，雙方談判的內容自始自終只是“紙上談兵”，并未真正付諸于實踐。很快，隨著1937年7月7日的到來，國民政府與工部局關于租界工廠檢查權的交涉就如同一場行將落幕的戲劇，還未上演就已然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結語

在談判過程中，租界與華界之間所呈現的民族矛盾顯然是主要矛盾，“各國正堅持著以往的不平等條約，如果民族主義的外交沒有什么新開展，這個較小的公共租界工廠檢查問題恐怕很不容易徹底解決”。然而，正是由于民族主義立場的影響，中方自始至終民族情緒高漲，立場堅定，愛國之情溢于言表，推動了事件不斷地向前發展，并最終獲得了一紙協定草案，無論這一協定是否真正施行于租界，筆者認為，對于中華民族爭取民族主權的獨立而言，都是一次頗有意義的經歷、學習與借鑒，值得后人贊頌。無論是國民政府，還是租界當局，對于工業衛生如此關注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固然是為保障工人的安全與健康，另一方面也是為整個工業的生產效率獲得推進的裨益”。

有意思的是，1936年7月29日的《申報》這樣評論，對于上海公共租界工廠檢查問題，經過五年之交涉，由工部局與上海市政府共同擬定了公共租界工檢協議草案，審查其中之內容，“足可推知中國政府之委曲求全，為大多數工人之幸福計，不惜與工部局之意見妥協”，而對于工部局的表現，該報竟出乎意料地認為，“工部局亦深體中國政府之苦心，予以諒解，故此協定之成立，殊非易易”，可謂一句話道盡心酸，間接承認了工部局的退讓與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