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是一元的還是多元的？

近代中國在西潮的沖擊下，逐漸被卷入以西方為主導的“世界”中。以“天演”知名的進化論，可以說是在近代中國影響最大的學說。這套學說也是當時讀書人認識中西文化關系的主要依據，很多讀書人認為西方是進化道路上的先進，而中國則被遠遠甩在了后面。中西文化的差異與中西在進化道路上的先后，在當時的討論中糾葛在一起，成為爭論的焦點。

梁漱溟在這場爭論中以《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引起了極大關注，也受到眾多批評，而梁漱溟只對胡適的批評作了回應。羅志田認為，梁、胡二人關于此問題的爭論，涉及到文化的定義與性質等基本問題，需要予以特別研究。

世界文化是一元的還是多元的？是梁漱溟與胡適爭論的核心。梁、胡二人都認為當時的中國，在文化上屬于“西方化的太陽沒有曬到的幽暗所在”。那么，如何解釋中國文化的這種生存態勢，如何給中國文化向哪里去開出藥方，梁漱溟與胡適有不同的觀點。

梁漱溟強調，問題的關鍵是，中國文化能否“翻身”成為一種世界文化，如果不能，則根本不能存在；如果能，則既適用于中國，也可以成為世界文化。羅志田指出，梁漱溟的大意是在這個共時性的世界中，只有一種文化。如果這種文化不能成為世界文化，“就等于自認廢絕”。胡適反駁說，文化具有時間與空間的區別，一種文化的存在不必成為世界文化。

羅志田說，梁漱溟的意思是，“中國必須先全盤西化，然后再讓中國文化翻身，變成世界文化”，這樣轉敗為勝。胡適的憂慮在于，中國如果全盤西化，那么還有沒有機會再使中國文化成為世界文化。胡適批判梁漱溟的思想里隱藏著世界文化一元論，而正確的態度應該是，人類可以有一個共同的目標，但這并不妨礙多種文化同時并存。

關于梁漱溟文化觀的思想來源，羅志田指出，他受到孔德三段論的很大影響。不過，梁漱溟“把孔德的時間順序加上了空間劃分”，以“輪轉”論證西、中、印三種文化次第成為世界文化。羅志田認為這種修改非同小可，因為直接挑戰了晚清以來風行的進化論。人類發展雖然仍是目的論的，然而不再一定是層層進步。關于梁漱溟的這種文化觀到底是一元的還是多元的，爭論頗多。羅志田認為，胡適與馮友蘭大體相同的認識比較可靠，即梁漱溟不是文化多元主義，而是階段性的“文化一元主義”。

胡適對這種階段性的“文化一元主義”的擔憂是，接受非我的排他性的“世界文化”之后，被排除的本文化是否還能存在？若不能存在，則無法“翻身”成為下一個輪回的世界文化。

中西文化：程度的差異還是性質的差異？

晚清西學東漸以來，中國讀書人面對國勢與文化的雙重式微，非常注重探討中西文化的差異。這些探討的焦點在于，中西文化的差異到底是程度的還是性質的。

羅志田指出，杜亞泉、惲代英等認為中西文化沒有優劣之分，而是性質有異。與之相反，梁啟超、傅斯年、瞿秋白等人則認為中西文化差異主要是程度上的。

羅志田分析到，這兩種中西文化差異論，都有一個大體相同的目的，就是在西強中弱的大背景下維護中國文化的自信心，論證中國具有超過西方的可能。

羅志田說，關于中西文化差異是程度的還是性質的，梁漱溟與胡適雖然都沒有側重論述，但他們的傾向卻明顯不同。胡適認為，各民族生活上可以有“時間上、空間上的一種程度上的差異”。以人力或機械力為基礎，東西文明原本程度不同，隨著時間推移，就幾乎變成兩種類別不同的文化。羅志田指出，胡適此說的措辭相當委婉，中西文化既看似類別不同，又并非真是類別不同，而似乎仍是進步程度不同。

梁漱溟既贊同過東方化、西方化是一古一今、一前一后的看法，又說中、西、印文化是三種性質不同的文化。在中西文化是程度還是性質差異的問題上，梁漱溟的態度猶豫不決。羅志田解釋到，這與梁漱溟民族論述的底線有關，梁漱溟要強調中西之別是生活“樣法”的“選擇”不同，而不是開化程度、進步能力不同造成的。

羅志田認為，梁漱溟這種猶豫不決的態度不能自圓其說。因為無論梁漱溟怎樣論證中西文化在性質上是不同的，都無法隱藏西強中弱這個實際。按照梁漱溟的邏輯，要改變實際情況，必須先接受全盤西化。但這樣又涉及到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問題，在文化上世界化之后，中國文化的地位怎樣安放？

從歷史中尋找中國文化的主體性

進化論風行中國，在西強中弱的大背景下，中國文化是選擇皈依還是能夠趕超，是困擾中國讀書人的一個大問題。

后五四時期，提倡全盤西化的梁漱溟，以文化輪轉說“一舉化解了兩個問題，既挽回了追趕中的‘皈依’意味，又因中國文化轉成世界化而直接超越”。羅志田指出，梁漱溟此觀點具有學理層面的內在緊張。既然中西文化是性質不同的兩種文化，那么中國文化又怎么全盤西化呢？

羅志田認為，關于“西化的世界何以會以及怎樣轉向中國化，然后再轉向印度化”等問題，梁漱溟都沒有做深入而周全的論證。梁漱溟既強調文化的個性，又注重個體文化的整體性，他所主張的先在操作層面上全盤西化，再徐圖文化“翻身”的方案，其實非常困難。進而論之，在“西洋化的時代”，中國文化被擱置以全盤西化之后，還能否回來？如果世界文化是一元的，“全盤西化”不過是“走向世界”的表象；如果世界文化是多元的，“全盤西化”則可能是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的屈服。所以，梁漱溟的觀點存在兩難困境。

胡適指出，梁漱溟“自己推算這個世界走的‘一條線’上，現在是西洋化的時代，下去便是中國化復興成為世界文化的時代，再下去便是印度化復興成為世界文化的時代”。胡適認為，從東漢到北宋，佛教對中國國民生活的危害既深且巨。他既反傳統，更反對中國“印度化”。因此，梁漱溟的主張自然為胡適所反對。

對于“現在是西洋化的時代”這個“此刻”，胡適強調，必須研究雙方文化的具體特點，以歷史的精神與方法去尋求雙方接觸時代的選擇問題。羅志田認為，胡適以“雙方文化接觸的時代”取代梁漱溟“西洋化的時代”意義深刻，這樣民族生活的樣法就落在了具體的時空之中，給任何文化都留了“存在的余地”，而這種存在并不必然與能否成為世界文化有關。

按照梁漱溟的主張，在“西洋化的時代”這個相當長的時期，人類共同發展的道路專屬于西方。西方的工業社會是從其傳統中發展出來的，而中西屬于兩種不同的文化，則中國又如何能從傳統中進入工業社會呢？胡適則認為，人類的生理構造根本上是大致相同的，所面臨的問題與解決的辦法也大同小異。中西文化的差異，“不過是時間上、空間上的一種程度的差異”，并非根本不同。

羅志田指出，胡適“拿歷史的眼光去觀察文化”，便可看到因為各民族在其歷史道路上，所處的環境難易不同，遇到的問題緩急不同，所以其發展有快慢、先后的差異。這種程度的差異是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來改變的。羅志田認為，胡適正是從歷史中找到了中國文化存在的基礎，并看到了復興的希望。胡適又看到守舊者是國家進步的重要障礙，所以他后來主動提出全盤西化，這正是其內心緊張的表現。

講座的最后，羅志田總結說，胡適主張文化多元，又無意使中國文化屈服于西方文化，他對全盤西化的反對與提倡，都是指發展道路，他采取魚與熊掌兼得的方式，追求進步的同時，保持原有文化的存在基礎。而梁漱溟在形式上主張文化多元論，但實際上更傾向于文化一元論。他不甘心僅僅走向西方主導的“世界”，更希望中國文化能夠“翻身”成為世界文化。

（羅志田教授的論文《辯證的進化：后五四時代關于世界文化的辯論——側重梁漱溟與胡適》已經發表在《天津社會科學》2017年第3期，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