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與中國有相同體量的直接鄰邦，對于“一帶一路”建設而言，是一個很難繞過的國家。然而自今年五月份以來，和印度的關系似乎變得越發棘手起來。首先是印度官方對于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表態和缺席，僅在一個月之后，6月16日，印度軍隊和中國軍隊又在中印邊境的洞朗地區對峙。目前對峙已經持續了一個多月，形勢仍未得到緩解。國內國際現在都在密切關注事態的進展，都不希望對峙發展成為無法管控的軍事沖突。

在對峙期間，印度在軍事和外交上動作也十分頻繁?？偫砟显?月25和26日訪問了美國，與特朗普總統會面；7月7日至8日參加了在漢堡舉行的G20峰會；在印度洋上，美日印三國7月10日至17日舉行了“馬拉巴爾”軍事演習；在“東進”政策上，印度外交部牽頭召開了面向東盟國家的“德里對話”，并高調歡迎了緬甸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萊的來訪。印度這一連串的行為的背后，或多或少地都有著抗衡中國影響的考量。

“一帶一路”的推進，勢必會改變沿線地區的地緣政治形勢，并與其他大國的地緣利益發生沖突。印度最近的表現就是一個非常突出的例證。雖然印度在心態上想要做“有聲有色”的世界性大國，它的眼界還是局限在地區，它的實際行為也反映出印度事實上還只是個地區大國。印度近年來不斷向美日靠攏，其目的更多地是為了在地區制衡中國的影響。然而，不論是在全球層面，還是地區層面，印度的意愿與能力始終難以匹配。在南亞，印度沒有足夠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為南亞小國發展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卻對于保持其地區的戰略優勢寸步不讓，始終將中國看作其地區領導權的主要競爭者。遺憾的是，我們可以選擇朋友，卻很難選擇自己的鄰居。中印邊防軍隊在邊界繼續地對峙，中印關系持續走下坡路，只會進一步惡化我們的地緣政治環境，影響到“一帶一路”建設的大局。

雖然中國也想通過“一帶一路”促進與印度關系，但是卻難以解決兩國之間面臨的嚴峻的信任赤字問題，而信任赤字最大的根源，就是中印兩國的邊界爭端。鄧小平在1979會見時任印度外長的印度前總理瓦杰帕伊時談到，如果邊界問題不能盡早解決，不應該讓它影響到我們在其他領域改善關系。應該說，鄧小平的觀點奠定了之后兩國關系正?；^程中對于處理邊界問題的基調。延續著這個思路，兩國于1981年啟動了邊界談判，并且在邊界問題的危機管控和互信措施建立上確實達成了很多共識，取得了積極的成果，這反映在兩國簽署的一系列邊界協定上。1993年，雙方簽署了《關于在邊境實控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1996年，簽署了《關于在邊境實控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2003兩國設立了特別代表對話機制，2005年簽署了《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的協定》。2012年和2013年又分別簽署了《關于建立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的協定》和《中印邊防合作協議》。這些協定和機制在很大程度上維護了邊境的和平安寧。然而，2009年以來不斷有中印邊界“越境”事件被報道出來，在媒體上不斷被炒作，除了“越境”以外，在2013年、2015、還有今年6月以來邊境上都發生了嚴重的對峙事件，中印領土爭端日益受到關注，討論持續升溫。

中印邊界線未定，彼此對實控線的認知不同。應該說，近年來，形勢確實有了一些變化，雙方都努力在邊境地區加強己方的實際控制，而印度方面，始終繼承著其50年代以來對于邊界的處理思維，即重視和強化事實上的占領，以增加與中國談判的籌碼，導致碰撞摩擦變得越來越難以避免。兩國邊界協定的存在，雖然不能阻止對峙的發生，但還是保障了雙方采取了比較克制的態度，避免了對峙發展成直接的軍事沖突。

此次洞朗對峙和以往對峙事件不同的是第三國不丹的卷入。印方的越境區是在中不的爭議地區上。印度給出的越境理由是為了保護不丹，以掩蓋其真正的安全關切，即擔心洞朗地區通向前沿哨所的道路貫通后，中國可以在印度的“雞脖子”——西里古里走廊上取得主動權，可以隨時切斷印度本土到東部各邦的通道。從事件本身的發展來看，中印邊界問題有進一步的復雜化的趨勢。令人免不了擔憂的是，領土爭端是最容易激發民族主義情緒的，因為這不僅僅是國家利益在領土上的碰撞，也是民族主義情感的碰撞，國家利益很容易會被民族主義情感操控，當人們情系一方領土時，就會通過民族主義的棱鏡，擴大化其利益價值并強化自己的領土原則，從而導致越發強硬的立場。1962年的邊界戰爭之前，中國政府曾盡最大努力希望能夠和印度進行邊界談判，然而隨著尼赫魯政府通過《白皮書》將雙方政府就邊界問題的一系列通訊曝光，印度國內反華情緒不斷高漲，與中國的領土爭端被置于輿論和民粹的槍口之下，尼赫魯在談判上很難再有妥協的余地。

洞朗對峙顯示，中印領土爭端若不解決，將會嚴重影響“一帶一路”戰略未來的實施。邊界爭端由于牽涉到主權、領土以及民族主義等敏感問題，是一個長期的不穩定因素，一旦被激化，對于中國周邊安全以及全球戰略的影響是可以預見的。印度不參加“一帶一路”只是一種表象，從中折射出中印關系不能不面對的現實，即由邊界問題導致的安全溢出效應，在現階段已經嚴重影響到中印關系的整體以及“一帶一路”建設的大局。和印度建立信任的關鍵在于邊界問題的解決，否則印度會不時在“一帶一路”問題上制造不和諧音，和印度開戰的可能性就一直存在，而中國的精力也會被迫分散到南亞來對付印度。由于印巴的兩個有核國家的對立，稍有不慎，中國就有可能被拖入南亞安全的泥沼，中國西部周邊的安寧無法保障，最終會影響到國內的發展建設。

由于中國歷史文化的特殊性，中國人會有一種比較長遠的歷史觀和時間觀，反映在中國領導人在處理邊界問題時，也常常會強調時機，比較謹慎，在沒準備好時，不愿意過于匆忙和倉促解決問題。周恩來在1954年的中印關于西藏問題的談判中選擇不談藏南問題，鄧小平“擱置爭議”的提法，都是這種歷史觀和時間觀的體現。然而，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每一次的對峙和“越境”報道，關于1962的記憶都會通過媒體和輿論不斷在兩國民眾的心中放大和強化，邊界爭端在民族記憶和心理中的強化，只會繼續地壓縮兩國政府解決邊界問題的空間，引發愈加尖銳、復雜的后續矛盾。

此次危機如何解決還需靜待觀察，但是軍事沖突的代價對于雙方都是很難承受的，中印最終還是應該回到談判桌上解決爭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在陸地方面，我們已經解決了中俄、中越和中塔的領土爭端，僅剩與印度和不丹兩國的邊界問題沒有解決，而中不邊界問題的解決與中印邊界問題密切相連。因此，洞朗對峙也許會是個轉折點，讓我們重新思考與印度的邊界問題，重新審視“擱置爭議，留待子孫后代解決”的思路，在保持足夠的軍事威懾和壓制的基礎上，盡快徹底解決與印度的領土爭端。歷史的車輪從1962走至今日，盡管印度不會是一個好對付的談判伙伴，中印邊界談判之路必然艱辛，徹底解決爭端的時機或許已經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