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演講中，童世駿以哲學的視角審視了許多社會議題，“5·12”大地震之后汶川地震捐款、公交車愛心專座引發的爭議等，以語言的力量詮釋“中國人向何處去”。童世駿在書中說：對當今中國的精神生活來說，著書立說“解釋世界”固然重要，但身體力行“改變世界”才是真正的關鍵。

《當代中國的精神挑戰——童世駿講演錄》

這本新書為什么命名為《當代中國的精神挑戰》？因為2004、2005年左右，童世駿和他的團隊做了一個當代中國精神生活的調查研究。從某種程度上，這是對于社會學家陸學藝的中國社會分層研究的呼應，在陸學藝的研究中，主要根據中國人的物質生活狀況、政治地位、社會地位劃分中國社會階層，童世駿和他的團隊認為，考慮當代中國人，不能只看物質怎么樣，社會地位怎么樣，也要看精神狀況怎么樣，就做了關于當代中國人精神狀況的研究。十多年過去，這個問題愈加重要。

7月22日，童世駿和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的陳衛平教授、顧紅亮教授，做客思南文學之家，與讀者分享他們對于當代中國人精神生活的思考。

講座現場，左二起：童世駿、陳衛平、顧紅亮

2009年，童世駿在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做了一個演講，題為《當代中國的精神挑戰》。從2009年以來，中國社會發生許多變化，這些變化都影響到今天中國人的精神生活。首要的變化是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此，童世駿認為，物質領域取得的成就，也有精神意義。

他特別提到精準扶貧的例子。對于仍在貧困線以下的人，當務之急就是解決物質生活，而這種解決的同時又有精神意義，只有走出物質貧困，才能走出狹義上的絕望。走出貧困以后，物質生活進一步提高，精神生活質量進一步提高。但童世駿也提出，兩者間并非簡單的物質生活提高多少，精神生活就會相應提高多少的關系。因為精神生活涉及認同、意義、價值。“認同，就是我是誰，我們為什么連撞衫都不愿意，就是我出生在這個世界，我就是我，我不愿意跟別人一樣。我有時候我跟校長穿的同樣的襯衫，就很尷尬。”然后是意義，童世駿笑說人生最難熬的就是太無聊。“我們老同學從國外回來以后，經常說一句話，那地方好山好水好無聊。所謂的無聊就是無意義。”還有價值，就是告訴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壞事。童世駿特別提到近來關于壞人變老還是老人變壞的爭論。“這種現象的要害就是好壞的差別沒有了，對錯的差別沒有了，這種情況如果發生在年紀大的人身上，大家會更加失望，因為成長的過程就是知道好壞的差別，對錯的差別，這就是價值。”

盡管物質生活的改善有精神意義，但童世駿也提醒我們，我們今天到了不能通過指望走出貧困來改善精神生活的階段，而是通過更多的努力，來改善精神生活質量。

因為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后，通過物質來改善精神生活，它的邊際作用有降低。精神生活質量要進一步提高，要對精神生活本身做更大的改進，這是很重要的。

另一個精神挑戰的重要背景是交往手段發生的變化。“昨天我跟一個同事坐高鐵從北京回上海，我做了一個小調查，我在車間里兜了一圈，然后拍了照在微信圈里發，在那么大車廂里只有一個人正在讀紙質書，其他人都在看手機。我們有的同事說，不對，人家看手機也在看書，確實手機上有很多書可以看，但我留意了一下大家在看什么，沒有一個人在看書，都是在看微信、視頻等等。”童世駿認為，這個現象非常值得從精神生活角度去關注，一方面精神生活依賴于技術條件，現在的技術條件大大改進，但是實際的情況是那么多人在火車上，完全是閑暇的時間，因為干不了別的，在干嗎呢？這個非常值得我們關注。

對于童世駿舉的這個例子，陳衛平認為不夠完整，他追問道，“哪怕在火車上都在看書，這就是他們的精神生活嗎？我們好像每天都在看書，好像不看書就無聊了。”陳衛平將這樣的詰問引向知識分子群體。“很多精神產品都是我們創造的，為什么我們要創造這些精神產品呢？包括很多知識分子，包括我自己，我們在創造這些精神產品的同時，不等于我們有高尚的精神生活，比如我們創造精神產品，只是為了完成任務，只是為了評職稱，有時候為了拿到稿費等等問題。”

陳衛平認為，這對當下提出了一個問題，精神產品的創造者，是不是同時就是精神活動的引領者？他認為實際上是打折扣的。

童世駿。澎湃資料

中國如何處理精神問題，對世界有示范意義

富裕起來的中國人，接下去怎么走？童世駿引用毛澤東的說法，中國人應該對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怎么做出更大的貢獻？今天已經到了“中國應該，而且可以為人類做出重大貢獻的時候了”，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向何處去，意味著越來越會影響世界向何處去。中國向何處去，說到底是中國人向何處去；中國人向何處去，說到底就是物質生活富裕了，接下來是精神生活向何處去。

對于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時代課題，陳衛平援引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述》里提到的，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要怎么發展，要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這也是指出了中國精神生活的方向。“但是那個時代是什么時代呢？是一個中國被震撼的時代。就是中國近代以來，被西方侵略者炮聲震撼，中國人開始覺醒了。現在到了中國震撼世界的時代。因此在這樣一個中國震撼世界的時代，對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來講，我們需要來加以研究、討論，然后我們要來加以實證地考察、調查。”

陳衛平特別提到童世駿的“當代中國人精神課題”里的一個數字，就是關于中國人精神信仰的人數，這是信仰的問題。改革開放初期，潘曉的發問“人生的路為什么越走越窄”就是信仰危機。這樣的問題隨著改革開放、隨著市場經濟發展，隨著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這方面的挑戰應該說開始多了。

我們從哪里尋找精神信仰？陳衛平指出，一種是從馬克思主義、革命傳統、社會主義價值觀去尋找我們的信仰，這是我們所提倡的。另外一種，從中國的傳統社會里面去尋找它的精神信仰，這也是當前儒家思想復興的背景。但是陳衛平提出疑問，如果回到傳統社會的思想當中去，能否回應我們今天的精神生活的挑戰？

童世駿認為，整個世界現代化的趨勢和中華民族的民族特性，其實有很重要的重合。當今世界，宗教極端主義盛行，出現了宗教戰爭、教派沖突，問題很嚴重，出現了經濟的現代化、文化的現代化和精神領域的傳統的復活，互相交織的現象。那么中國文化在未來能否成功就顯得特別重要，因為中國的文化和典型的現代化高度重合。

“在世俗化的條件下，人是不是仍然有獨一無二的認同？人仍然有豐富的意義，人是不是仍然有明確的價值標準？這不僅是當代中國的精神世界，也是當代世界的精神挑戰。同時也意味著中國人的責任，選好我們自己的路，不僅僅是對我們這塊土地上民族的生活有影響，其實在全世界都有啟發意義，甚至是示范的意義。”童世駿說。